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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崇高与泯灭
——读明刊本《赵氏孤儿》
摘
要：明刊本《赵氏孤儿》与元刊本相比，在悲剧性上虽有削弱，但围绕“救孤”与“保孤”，各位忠杰烈士不惜生命代价，年龄大的有七十多岁的公孙杵臼，小的则有刚满月的程氏婴儿，原本毫无血缘关系的几个人之间，只因一个“义”字演绎了一出壮怀激烈的悲歌，给人以强烈的悲剧震撼感受。剧中人物舍生取义、大义灭亲，人性在此被推上了一个无比崇高的境界，然而崇高的背后是无情的鲜血，是无辜者的牺牲，人性崇高的同时，也遭受了残酷的泯灭。本文主要探讨《赵氏孤儿》所体现的人性的崇高，以及崇高背后人性的泯灭。
关键词：《赵氏孤儿》，悲剧，人性
一提起中国的古典悲剧，自然而想地就会想起《赵氏孤儿》。王国维曾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1]无疑，《赵氏孤儿》是一部悲剧，是符合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悲剧性作品。
在已知的两个版本中，明刊本较元刊本而言，除多了第五折，增加了一个团圆的尾巴之外，更加强调了“忠义”的思想，“义”字成为其思想的核心，舍生取义的个人牺牲精神也被推至无比崇高的境界。
然而，崇高的背后是残酷的鲜血，是多少无辜者的牺牲，人性在成全其崇高的同时，也遭受了无情的泯灭。
当我读到程婴“甘将自己亲生子，偷换他家赵氏孤，这本是程婴义分应该得，只可惜遗累公孙老大夫”一句，以及程婴眼见着自己的孩子被屠岸骨剁成三段“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不敢对人垂。背地里揾了，没来由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心惊肉跳之余，想起了，易牙“烹子献糜”的故事。
易牙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厨师，为了满足齐桓公一句“想吃人肉”的无心戏言，竟然杀了自己的儿子，烹熟后给齐桓公尝鲜。虽说“虎毒不食子”，但在这里，易牙的“忠心”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其人心的惨烈与可怕竟至于此，可怜易牙之子摊上了这么一个残忍的父亲。
相比，程婴拿自己亲生子的性命来换取赵氏孤儿的性命，被套上了一个“忠主”的华美外衣，多少削弱了几分残忍的成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其人格的崇高与伟大。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情感的人，做到忍痛割爱与舍生取义固然崇高，但这份崇高是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混沌未开的孩子来说，生命是他的权力，作为父亲，又怎么可以轻易地剥夺？这里又涉及到“自私”与“无私”的问题，如果程婴交出孤儿，则保全了自己孩子的命，那么，人们尽可以说他是自私的；但程婴献出了自己的孩子，保全了孤儿性命，程婴之举又是多么的无私，令人肃然起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程婴实现了自己的无私，也暴露了赵氏的自私，程婴的伟大之举，只不过是帮了赵氏一个自私的忙。因为封建社会“主贵仆贱”、“效忠主上”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与他们心底，因此，这些无比忠心的仆人们在面临主人危难之时，可以不顾一切赴汤蹈火，并且无怨无悔，其情谊何其真切？其义举又何其悲壮？
程婴拿子换孤，是事态发展的不得已而为。为什么会“不得已”？因为程婴是一个忠义之士，他必须将“忠”与“义”实践到底，自己的生命他是全然不顾了，关键在与怎样抉择赵氏孤儿与自己的孩子。选择前者，将为赵氏留后，以一命换另一命，大义凛然；选择后者，
则是人性的本能。但程婴终究超越了人性原始的本能感受，实现了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忠孝节义”。在这个抉择的过程中，程婴的妻子，作为一为母亲，又表现出了多大的勇气。如果说程婴的无奈在于“义”和“爱”之间，那么程婴妻子的无奈，则在于是成全丈夫的“大义”还是为了自己的“小爱”？剧本的悲剧性，也在人物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层一层地晕染开来，仿佛程婴的存在只是为了一个“义”字；程婴妻子的存在是为丈夫的意志而存在的；程婴弱子，则是实现这“无私大义”的一个道具而已，与其说他的到来是生不逢时，还不如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封建社会一个必然的需求，就算没有程子，依然还有千千万万的程子难逃残酷的命运，就比如说剧中被“错杀一百”的半岁婴儿们，他们也是这场纷争的牺牲品，诚如程婴之子一样，难逃作为封建社会殉葬品的命运。至于剧中的韩厥和公孙杵臼，虽然少了程婴的无奈，但他们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也就是死亡，唯有一死，万事全无。
《赵氏孤儿》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孤儿本身，而在于这么多无辜者卷入这场个人恩怨之争，以及期间所演绎的人性斗争。似乎只有当原始本能的人性被压抑，被泯灭，人性才能实现其崇高。我并不想贬低这种“大义”的崇高，只是感到人性被泯灭的悲哀，作为人的本能和情感竟这样被轻易地抹煞了。不妨换种角度来看，作品的悲剧性也体现在这种无奈和悲哀之上。
当一种思想精神深深扎根与一个民族心底的时候，它便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了，虽然不可触摸，却已根深蒂固。正如西方有上帝，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神”，那便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至于是否实践，则另当别论。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讲求仁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自古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达到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仁义之心”固然闪现崇高的光芒，可卿可敬，但“仁爱之心”却是真正的可亲可爱。如果过分强调“义”而忽略了“爱”，这样的崇高是令人敬畏的，我想也是与古代圣贤的原意相违背的。
然而，儒家文化传递给我们民族的，不仅仅是仁义之心，还有被“三纲”、“五常”所框定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在这样的传统道德文化氛围里，程婴拿自己的亲身儿子换取赵氏孤儿便是“义”；程婴妻子忍痛割爱便是“夫为妻纲”的体现；程子被当作替罪羔羊，则体现了“父为子纲”；韩厥、公孙杵臼等的牺牲也便是“大义”，另一种“君为成纲”的体现。如此，这出戏剧演绎地大义大悲，并被推崇备至，正是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意识的，也是当时人心之所向。试想，若程婴临危推脱，交出孤儿则可保全家人安危；若韩厥拦住程婴与孤儿，则立大功；若公孙杵臼不理会程婴的恳请，则可安度晚年；若孤儿虽赵氏一家一同被杀害，那么接下去的故事将不复存在，悲剧仅限于赵氏一家。这样的剧情是让人很难接受的，甚至会早唾弃，“大义”荡然无存，封建统治者就失去了赖以维持统治和社会安定的精神力量。那么，这样的剧本还能流传至今吗？
《赵氏孤儿》穿戴着人性崇高的外衣，却啜泣着人性泯灭的悲哀。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89
[2]谢柏梁,中国悲剧史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3]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体与嬗变的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中国古典悲剧戏剧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5]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6]姚海涛,《赵氏孤儿》的悲剧特征与中国伦理理性精神[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6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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