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中）

卧龙岗

在各自的跋涉中



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此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心情向他求援。

夏天，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在一片攻击声中，鲁迅却写了《战士与苍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总不会超过战士们，你们这些虫豸们！”周作人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一棵大树，要全部的去看他，别去单看那虫蛀的叶！呔，小子。”


如此相像的语气，如此近似的笔法，即使已经分道扬镳，周氏兄弟仍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样的敌人开火。不仅如此，当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联名发表《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这种通力的合作，最终使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为了躲避通缉，也为了避开社会舆论对其婚外恋的批评，1926年10月3号，鲁迅携许广平在上海定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却一落千丈，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此时，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6年。除了把在北京就十分关心的妇女问题研究得更透，他还在科普作品创作上取得成绩，出版了《生育节制》，倡导控制人口。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生下唯一一个孩子。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2楼，许广平在3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着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阴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但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岁月。



福与悲的抉择

1931年12月27日，鲁迅总结出写作中的几点经验，毛泽东则在《反对党八股》中详细介绍这些经验，并把鲁迅经验印在《宣传指南》上，发给整个延安。
1932年10月5日，鲁迅写了一首旧体诗《自嘲--书赠柳亚子》，毛泽东作出崇高评价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鲁迅更加明显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1935年10月19日，听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同样是在1935年，50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30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知弟莫如兄，在鲁迅看来，周作人的小品文，不该是闲适的小摆设。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是“祭品”，也不过是种摆设。鲁迅被公推为左翼作家领袖，周作人认为，这是老不安分，在《老人与胡闹》中，他影射鲁迅患得患失，投机趋时。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交流，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写信，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

门客看完信，感动得拍案感叹兄弟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最关键的一次眷顾，无声无息地被撞了回来。

1937年7月7号，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蒋梦麟校长便委托他留守北大。8月25日，日本宪兵占领北大，闯进校长办公室检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宪兵据理力争，有效缓解了局势。

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他选择了日本，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实际上，周作人这个督办做得并不舒服，他毕竟是中国人，毕竟知道中国在流血，因此，他尽量在教育中减少奴化，甚至以特殊身份，掩护和资助中共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


但无论如何，此后的周作人无论是在国民党那里还是在共产党那边，都已抹不去“汉奸”的罪名。周作人后半生的厄运，全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