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族的精神家园：周氏兄弟与民俗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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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看看鲁迅与中国民俗学的关系，及对民俗学的贡献。如果说周作人注重对民俗学理论的介绍和与文学的互渗，那么与周作人有所不同的是，鲁迅对民俗学的关注，着力于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而不多兼容民俗科学的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鲁迅不搞纯理论，而是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体现民俗学，对中国封建风俗中的落后提出尖锐的批判，尤其是陋习。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基本上都是从民俗中化俗为文而创作的。
　　鲁迅先生历来显得很严肃，这种性格的养成，我想是和他少年时期遭受家庭变故是有关系的，祖父的入狱对鲁迅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之后他父亲为这事病了，常吐血，36岁就去世了，这对他打击也很大。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他变得很忧郁，性格也比较内向，深沉，这种性格的人更多关注人们生活的悲哀，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哀，而这个悲哀又是由百姓的陋俗引起的，这些陋俗是文化劣根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和表现形式。鲁迅先生就对影响人性人生的陋俗，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以文艺为手术刀，对民俗中的糟粕进行剖析，以便“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
　　他的第一篇惊世小说《狂人日记》，通过批判民俗中“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向封建主义宣战。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不无遗憾地谈到民间医疗的奇特陋习，反而加剧了父亲的病情。这对他刻骨铭心，以至于在小说《药》中，鲁迅化用绍兴民间医俗，将喝墨汁止血，改为“人血馒头”治痨病，使民俗成为表达深刻主题的不可多得的材料。这是鲁迅先生化俗为文的一个成功例子，读者看了之后都为当时愚昧痛心疾首。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小说《祝福》，在小说《祝福》中，民俗学为鲁迅提供了新的表现方法：封建社会的陋俗不仅可以害人还可以杀人。同样，民俗学也为我们解读《祝福》提供了新的视角。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鲁迅如何来描写，如何来表现。在揭示《祝福》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剧根源时，以往的评论者无一例外选择了阶级压迫的审视角度，认定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逼死了祥林嫂，酿就祥林嫂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制度及礼教。这样解读，表面上似乎不无道理，但从民俗学上讲，实际上忽略了这篇优秀作品悲剧意义的独特性。鲁迅写的作品，阿Q的悲剧、祥林嫂的悲剧，《阿Q正传》的主题和《祝福》的主题来比较，我们说同样是悲剧，悲剧的独特性如果按照这样理解就会丧失，就被掩盖了，也就是说未能切实把握鲁迅创作该作品的初衷和深邃内涵。
　　我们前面说了，鲁迅对绍兴的一些陋俗是恨之入骨的，他对故乡既爱又恨，这些可以从很多材料里得到证明，这里我就不展开了。他爱自己的故乡，又恨自己的故乡，恨的其中一点就是这种陋俗，因此他创作这样一种小说的初衷、内涵也就是要批判这种陋俗，引起人们注意，了解陋俗，来把包括祥林嫂、柳妈这样的劳动人民、被压迫者被统治者自己身上也有的劣根性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解读一下《祝福》。我们先看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貌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按照丹纳的理论，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极原因就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掺和而成的社会民俗氛围，应该说，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还记得鲁四老爷书房里的摆设，一个对联掉了一边，桌上摆了一本《太上感应篇》，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还没有冲进这个家庭，那种时代的风气还没有刮到鲁四老爷家中来，这是一个封建的、封闭的旧式家庭，这样一种时代精神，这样一个地方，旧的风俗习惯、一些陋俗陋习在这里还是根深蒂固的，鲁四老爷也好，祥林嫂本人也好，都不能免俗，他们的民俗意识，他们的民俗心理，都还是陈旧的，因此一个又一个的封建陋习犹如一个巨大而无形的网络，鲁四老爷及其合唱者们就是这张网络中的蜘蛛，他们正是以这张网为屏障，向孤独无助的祥林嫂频频喷出致命的毒汁。
　　这里大家注意，鲁四老爷及其合唱者，合唱者们是谁呢？鲁四老爷的夫人，还有柳妈。柳妈在客观上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她对祥林嫂讲：你有两个男人，死了以后阎王就会把你锯成两半，两个男人各得一半，于是祥林嫂就非常恐慌，坐立不安，所以说合唱者们不仅是统治阶级，不仅是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这里的“蜘蛛”，喷出致命毒汁的蜘蛛，就是这个民俗文化圈里的所有人。我们还记得电影里小说里的祥林嫂：“我真傻，我只知道……”开始人家还有兴趣听那个孩子被狼吃掉的故事，到后来，人家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人家都躲，为什么躲她呢？怕她倒霉的命运，怕她这个不贞的、不祥的、不洁的人把祸事、把不好的东西传染给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鲁镇上所有信这种陋俗的人都是“蜘蛛”，甚至包括祥林嫂本人。我这个观点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商榷。
　　因此，我们抖去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外衣就会发现，祥林嫂面对和抗拒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封建陋习，而这些陋习又是众人认同并实施的，因此，一旦祥林嫂越雷池一步，在鲁镇和贺家坳这样的小群体社会中，人们便不论贫富、不论男女、不分长幼、不论亲疏，一个个自觉地拉扯着网络陷祥林嫂于困境。祥林嫂开始嫁了一个小丈夫，小丈夫死了，她就被抢婚，被婆婆卖到贺家坳去了，她不愿意。这些人就把她捆起来，塞到窝棚里，拜天地的时候她就寻死，头都撞破了，人家拿香炉灰给她抹一抹就算了，这些人是谁？他们不是鲁四老爷们，不是地主不是富农，她的婆婆，还有那些抢她的、捆她的人，摁着她拜天地的人，都是和她一样的普通的劳动群众。所以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抖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外衣，我们直面的是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形形色色的封建陋习，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络中参与了，都要不自觉地去拉一下网络的绳索，使祥林嫂陷于困境。
　　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对陋俗的描写。有人生仪礼的描写，具体包括诞生礼、婚礼、葬礼，以前还有成人礼，在这里主要就是婚礼的描写。她第一次结婚，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做了她的丈夫，这是我们江南地区特有的“小女婿”婚姻习俗，当然也不只是江南地区，中国古代就有“小女婿”的习俗，以前的童养媳，“盼男媳”，北方还有“女大三，抱金砖”等说法，这都是中国的婚姻习俗。第一次婚姻以丈夫的去世而告结束。祥林嫂本来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她的不幸被人遗忘了，她成了一个不洁的、不祥的人。你的老公怎么会死呢？你是不是一个克夫的人？而这正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个禁忌，禁忌就是大家很害怕的东西，比如你一出门，看到喜鹊叫就觉得很高兴，看到乌鸦叫，你觉得今天有点不妙了，这就是禁忌。现在我们来看看绍兴的旧俗，绍兴以前寡妇，人家叫“孤矜”，又叫“鬼婆”，你看多难听，因此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府来作佣人的时候，鲁四老爷就因为她是寡妇而皱眉。据鲁迅先生描写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府的时候还很年轻，脸色还有点红润，眼睛也很大很漂亮的一个人，但就因为她是寡妇，鲁四老爷就皱眉头起来。
　　她第二次婚姻，就是一种再嫁婚俗，再嫁婚俗就是当地婆婆有权把寡妇再嫁出去，为了使她不得到财产。一个寡妇，儿子也没有生，老大就有权利把她赶出去，使她不能得到财产，所以就对她实施抢婚，把她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亲。所以她第一次是不幸的婚姻，第二次一开始就预测着她的不幸，她是被抢、被卖。贺老六死了以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祥林嫂再婚又寡，便是双重不洁不烈。不洁，就是不干净，你身上有“鬼气”，克夫，嫁一个死一个；第二，不烈，从一而终，应该守寡。其实不是祥林嫂不愿意守寡，守寡本身也不符合人性，再说祥林嫂也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抢走，往窝棚房里一塞，怎么敌得过几个大汉呢？再婚又寡，这种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真是值得同情，可惜她被当时的人们看成一个怪物，看成一个不祥的不洁的可怕的女人，所以当她再次来到鲁镇的时候，不但鲁四老爷不欢迎，镇上的女人们也露出了“鄙薄的神情”，这是鲁迅先生的原话，大家都很瞧不起她，好象她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这种风俗会不会害人呢？这就是人生仪礼的描写，也就是婚姻制度的描写。
　　现在我们再看《祝福》里对信仰的描写。我们前面讲过，对神对鬼，这些都属于一种信仰，在这里，鲁迅重点写到了阴府信仰。在旧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可在阴间继续活动。文化学、民俗学都有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就是说灵魂不灭，万物有灵。在民间，人们都认为人死了要厚葬，那是因为想让他保佑后代。对鬼人们是又敬又怕，敬的时候、要摆很多东西给它吃，怕的时候请巫师来赶鬼驱鬼杀鬼，所以这种信仰就使得人们对死者又敬又怕。祥林嫂就担心自己死了以后要被阎王锯成两半，自己首先就害怕，然后镇上的人们对这种既寡而又寡，又笃信灵魂的人，就没有了好脸色。祥林嫂这个人即便没有外界势力的迫害，她自己这辈子的生活也是黯然失色的，她自身的生命也会自行急剧地消耗掉。所以祥林嫂是带着将在阎罗殿遭受锯刑的恐惧告别人间的。现在我们不是提倡心理健康，心理素质吗？美好的人生要从健康的心理开始。这里我们就不谈别人对她的迫害，不谈鲁四老爷，不谈柳妈、四婶，也不谈镇上其他女人那“鄙薄的神情”，我们就谈祥林嫂自身，她自身解脱不了，可以说尽管鲁迅先生没有在书中进一步描述，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祥林嫂自己都有点看不起自己了。因为她也是这个民俗圈中的人，她也是绍兴地区的一员，她也是绍兴民俗文化圈中的一个浅层的说明，她自己也是绍兴陋俗的一个信奉者。加上外界的一些影响，柳妈对阴府的解释，鲁四老爷和四婶的禁忌，可以说这些因素共同逼死了祥林嫂。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当一种陋俗为众人认同并一致施行时，其威力和破坏力是巨大的。这更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必然性及革除封建陋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我认为这才是《祝福》深层的悲剧意义之所在。鲁迅先生的本意是要把这种陋俗暴露出来，然后给予批判和鞭挞，唤醒人们的关注，借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鲁迅是深刻的，他的深刻也正在于他童年时期、少年时期，尤其是他父亲去世以后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传统民俗中的落后、纰漏，它的根深蒂固，个人与传统陋俗斗争的艰巨、无望而又决绝的韧战，使他的作品染上浓浓的悲剧色彩，他又不停留在渲染、展示这种陋俗层面，他是以陋俗为突破口，指出那些存在于国民中的陋俗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来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显然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达到“改变他们的精神”这样一个目的，这始终没有离开他以文学改造国民的主张。他以文学改造国民，就把民俗揉在其中，或者说他借助民俗这些事项、这些材料，才使他作品更加有深度，更加具有悲剧色彩，更加具有一种艺术的震撼力！鲁迅的伟大就在于此。
　　最后，就鲁迅兄弟对民俗学的贡献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做一个小结
　　就民俗学的实质而言，民俗学的意蕴在于人文精神，就是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模式、生活状态，他们心理的状况，我们研究民俗学，我们通过田野调查，通过个别采访，通过古籍的搜集整理、研究，都是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模式、生活经验、生活智慧加以总结，我们把中国分成七个民俗文化圈，分别逐一地研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一些，都是出于一种人文关怀。所以我们说民俗学的意蕴就在于人文精神，这就是民俗学不朽的价值所在。
　　周氏兄弟基于对于民俗学学科理念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借助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广泛吸收西方及现代民俗学的新理念，将民俗与文学有机结合。一个在文学理论上有所创新，在民俗学上有所贡献；一个借助民俗尤其是陋俗来创作小说，来把有价值的人生撕破给人看，从而使人得到一种震撼、一种猛醒，来达到他化俗为文，拯救国民，教育国民的目的。两个人路数不一样，着力点不一样，但是殊途同归，都对中国民俗学有所贡献。他们的经验就是借助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传统文化要求我们对中国一些固有的经典，甚至一些闲书杂书要观看，有了这种深厚底蕴，在吸收西方及现代一些新理念的时候，就能够很快地用拿来主义的方法为我们所用。如果没有自己的深厚底蕴，人云亦云，今天刮东风我就往西倒，明天刮西风我就往东倒，那样不行。我觉得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自己首先有一个深厚的底蕴，然后又广泛吸收西方及现代的文化理念，光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不够的。
　　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借周氏兄弟的学术经历，来谈谈我自己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的学术人生，以后的学术道路，以后的学术创新。不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首先要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在此基础上，还要打开一扇扇心灵的窗户，广泛地涉猎、接触一些新的思潮，新的理念，然后把这种新思潮、新理念与自己的文化底蕴、与自己的专业有机结合，而不是生硬拼凑，从而形成在新学科、新理念的角度上或者观照下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当年鲁迅和周作人接触了民俗学以后，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着力点、着眼点，使自己原本的学术背景有了改变，使自己原有的学术道路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开阔，更有前途。所以周作人不仅在民俗学界有地位，他在文学理论界也是很有地位的。他提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和贵族的文学，就是文学不仅要有平民味，还要有一种贵族味，就是高雅，并不是政治层面上的贵族。人的文学，世界的文学，地方的文学，这些观念，都是基于他自身的深厚底蕴、新的视野和新的理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视角。他们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民俗人性观以及创作理论与实践，使他们两个人分别成为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的开拓者和20世纪初民俗学和新文学相结合运动的杰出代表。
　　今天，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不断重组，我们要求不管是人文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在研究、学习中都提倡创造性，创造性的学习、创造性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学习方法的探求上，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中，我们都应该有创新意识。
　　周氏兄弟与民俗学的这一段佳话，对于我们的启示，我觉得更多的不在于知识的掌握，不在于熟悉这段历史、熟悉周氏兄弟与民俗学的关系，而在于一种学术经验的启示。这几年我们进行民俗学研究的时候，更注重借助于新的学科的方法。比如说我要搞民俗学研究，要借助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还要借助于文艺学的，甚至还要借助医学的、宗教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民俗学研究。
　　从我自身的一些学术的治学的方法经验出发也好，还是周氏兄弟与民俗学的关系也好，我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供大家参考：读书也好，搞研究也好，只有对象和目标，而没有学科的限制。换句话说，我们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以后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学习，就必须跨学科积累知识，跨学科进行研究，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尤其是在人文社会学科这个领域，我们每研究一个问题，都要调动我们所有的知识积累，都要尽可能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也就是跨学科地组织队伍，来共同攻关。
　　从我们个人来讲，就要尽可能地多涉猎一些学科，如果你是学中文的人，就不妨掌握历史、哲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有深有浅，但是你可以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尽可能地关注某一个新学科的出现。比如方法论，我觉得周作人对民俗学的研究、涉猎，就在于他对方法论的掌握；鲁迅是在于解剖刀的运用，他把民俗学作为对陋俗的解剖，对人性丑陋一面的解剖，也就是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解剖刀，使兄弟二人殊途同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星，成为中国民俗学界的双雄。
　　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接触、涉猎旁的学科的时候，都要把它看成一种方法论。在我招收的研究生里面，除了学中文的以外，有学外语的、有学政治的、有学哲学的，除文科外还有学物理的，理科的同学介入民俗学研究中也很有优势。上个学期我让他们看一本人类学的著作，林耀华的《金翼》，很薄，让他们写一篇读书报告，写得最好的就是这个物理系的同学。他是湘潭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到北京中关村一年，然后就考北师大的民俗学研究生，上了线，但是没有录取，最后调剂到温州大学。一个学物理的同学，自幼就爱好文学，他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复试的时候，开始我还有点犹豫，觉得理科的学生学文科行吗。结果一复试我就放心了。第一次写读书体会，他就以物理学的均衡理论来分析林耀华的《精义》，结果在所有的研究生里面出类拔萃。这个例子就说明，你学一门专业就要学好，这并不影响以后的发展；你涉猎的学科越多，你的基础就打得越宽越扎实。将来结束本科学习以后，无论是考研究生也好，考博士生也好，你在研究甚至在实际工作中，你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为止。
（自由提问时间）
　　学生：邱教授您好，听了您的讲座我感到非常受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中国的风水观念在我们看来一直是个迷信，听了您的讲座，它应该属于一种精神民俗、心理民俗的范畴。我听说国内一所大学专门开设了风水学专业，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谢谢！
　　邱教授；这个问题很好。风水也是我们中国民俗特有的一个内容。看风水在民俗学上又叫做“勘舆术”，它是建造房屋和选择墓址时的专业人员，也叫“风水先生”、“阴阳先生”，拿着罗盘，只凭一双眼睛来寻找建房子和掘墓地的地方。这种风水术是良莠夹杂的一种风俗。
首先从房屋选址来看，中国的房屋选址一般都要求背山依水，有了山有了河，空气好，以后的生活就方便。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依水而居的，所以城市、村庄，比较好的生态环境都是有山有水的，比如我们绍兴。今天我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地方觉得非常好，我觉得绍兴文理学院目前来看大有潜力，用不了几年就会腾飞而起，这个地势非常好。你说我是迷信吧，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提倡生态学吗？我觉得风水学实际就有生态的内涵在里面，当然我说了风水术是良莠夹杂的风俗，还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说某人做了官、做了皇帝，就说他家的祖坟埋得好，所以就很“旺”，这实际是带有迷信色彩的。
　　对风水学或者说勘舆术，我们不能一概指责它是陋习，在现代社会，人们要买一套房子，也要看一看它坐落在什么地方，交通是否便利，是不是朝南，朝南的有几间。为什么要朝南呢？我想在江南，在绍兴这种比较多雨、冬天比较寒冷的地方，朝南的房间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大有益处的，不能说是迷信，恰恰相反这是科学。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随便选一块地方为自己造房子，造坟墓，我们还是要看看朝向的。在古代，古人有条件为自己选块好地基来造房子，我想，这是他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为了使自己的房子造出来以后能够得到更充足的阳光，能够更靠近水源，这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因为朝向好、地基好，认为将来可以出贵人，我觉得这就是迷信夹杂在其中了。
　　现在有的高校办学习班，甚至有的办这个专业，我觉得把这个当作学问来研究是件好事。我前面提到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民俗学的负责人姓叶，叶春生教授在广东一带就是知名的看风水的专家。广东一带的企业老板，甚至包括澳门的一些有钱人，有时都要请叶先生去看看房子的朝向，工厂的朝向。叶先生是在现代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风水研究的，已经摆脱了旧式的风水观。所以我对这位同学的回答就是：风水不全然是一个迷信的概念，它在现代理念的指导下，是有继续存在和研究的必要的。谢谢！
　　学生：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心理民俗的。在唯物主义登上哲学舞台、崇尚科学的精神已经弘扬的今天，那些心理民俗上非常愚蠢的理念，比如8代表“发”、4代表“死”的理念，为什么还那么顽固、未被消除掉呢？第二个请您谈谈陋习形成的民族心理原因。谢谢！
　　邱教授：民俗学学科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现代的人们还有很多旧的意识，时代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唯物主义。文化、民俗、意识形态都有很强的惰性、惯性，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这种陋俗，这种旧的心理意识越是顽强地存在。当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难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会存在。就好像宗教一样，宗教为什么会存在？首先我们看看宗教为什么会产生，简单地说，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宗教产生的土壤。正因为人世间有生老病死，有这些客观规律的存在，生病、死亡、天灾人祸都不可避免，只要这些不可避免，人类的恐惧、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就不会停止。一方面我们对人生，对幸福生活抱有美好的憧憬、期待和追求，另外一方面，疾病、战争、灾祸又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心理上就会有恐惧。自古以来，自人类存在以来，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人们。所以有苦难就有宗教，苦难没有消除之前，宗教就会存在。
　　换一句话说，4是“死”的谐音，人们对死的恐惧，对死的忌讳，也会通过这个现象得到曲折的表达与反映，只要4这个发音还存在，死亡的现象还存在，人们的恐惧心理、求生意识就不会消失，人们的这种心理民俗也就会存在。8就是发财，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意愿，发财就是家族或者国家的兴旺发达，这也是我们美好的意愿，一辈子的追求。那么8和“发”的谐音一天不消除，人类尤其是汉语文化圈里的人就会对它有追求。当然也有像这位同学所说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能对这方面看得淡一点、轻一点，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就像毛泽东当年是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我们眼中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他老人家的习俗中，在思想观念中，有时候也要认同这种民俗，他回到韶山也要给父母扫扫墓。这种民俗观念，这种心理民俗，应该说不会简单地、短时间内消失，只要人们还有苦难，只要人们还有对生、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心理民俗就会永远存在。这就是我的看法。
　　学生：邱老师您好，刚才在您的讲座中提到了鲁迅的很多作品，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提到了民俗文化。《祝福》中像祥林嫂两次被包办婚姻，这是婚姻民俗；《药》里面描写人血馒头能够治痨病，这是信仰民俗。鲁迅正是从这些民俗中发掘沉淀在国民精神中的愚昧与麻木。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鲁迅是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一个高明的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我想请教一下邱老师，您对后面的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邱教授：首先我要说的是，网民发表的这种观点是一家之言。网上发表言论是很自由的。他的说法也有合理的地方，比如民俗学家这个桂冠我们可以送给周作人却不可以送给鲁迅，为什么呢？民俗学家就是在民俗学理论的建设和民俗学学术的推动和组织上有所建树的人，这才能称为民俗学家。鲁迅先生一辈子搞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小说史略，他更多是写杂文，写小说，写散文，没有写过民俗学的论文也没有写过民俗学的专著，因此他不能称为民俗学家。至于他能不能成为历史学家，我想同样可以按照刚才的理论来评判。周作人就不一样，周作人在民俗学的理论建树上写了很多书，参加了很多活动，甚至参加了领导活动。所以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民俗学家，而鲁迅则不能。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梁如洁赵天 李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