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4）

绝色倾城

第四章 在各自的跋涉中

1924年，鲁迅决定买下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但他已窘困到极点。4月25号，他甚至跑到月中桂，用十一块大洋买了一张上海赛马彩票，想碰碰运气，并把它认真地寄往上海的周建人。但鲁迅的运气实在太坏，赌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儿。一个月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住进西三条，他用七块大洋买了五件旧家具，想起用十一块大洋买的那张彩票，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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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西三条，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两人仍然没有共同语言。有一次，鲁迅跟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立即附和说她吃过，确实很好吃。鲁迅大为不悦，这种食品是日本的，中国根本没有。看得出来，朱安努力向丈夫靠近着，但却总是适得其反。而就在此时，许广平闯进了鲁迅的生活。

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此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心情向他求援。

在这场学潮中，周作人同样被视为导师。学潮刚开始，学生占了上风。当时，教育部部长空缺，部政由副部长马叙伦主持。一天，两名女生跑到八道湾，说只要撤换校长，风潮便会平息。周作人立即给马叙伦打电话，马叙伦回答说：“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周作人不知道学生们是否同意由教育部委派校长，于是没有答应下来。

不久，国务院任命司法部长章士钊兼任教育部长。章士钊踌躇满志，发誓要整顿学风，但由于不了解情况，章士钊没有立即插手学潮，这便给鲁迅和许广平酝酿出师生恋，留下了充分的时间。

1925年4月20号，鲁迅照常来女师大教课，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率领着几名最爱捣乱的女孩子说：“周先生，天气真好！”鲁迅不理睬，她们继续说：“周先生，树枝吐芽！”鲁迅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鲁迅笑了。许广平们继续说：“书听不下去！”鲁迅说：“那么下课！”许广平喊：“不要下课，要去参观！”鲁迅猜测是少数学生捣乱，便问：“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结果是全体起立。鲁迅问：“到什么地方去？”台下回答：“随便先生指定！”鲁迅想了想，在黑板上写道：“历史博物馆。”

后来，鲁迅对许广平的爱称是“害马”，意思是“害群之马”。

夏天，章士钊宣布，解散女师大，鲁迅立即站在学生一边，甚至担任校务维持会委员，并在宗帽胡同租房讲课。章士钊勃然大怒，给段祺瑞总理打报告，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鲁迅也毫无退让，竟把章士钊告到平政院。冬天，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痛打落水狗”。此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章士钊禁止学生去天安门追悼。一时间，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不胜枚举。但在一片攻击声中，鲁迅写了《战士与苍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总不会超过战士们，你们这些虫豸们！”周作人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一棵大树，要全部的去看他，别去单看那虫蛀的叶！呔，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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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相像的语气，如此近似的笔法，即使已经分道扬镳，周氏兄弟仍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样的敌人开火。不仅如此，当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联名发表《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周作人明知道这是鲁迅亲自执笔，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这种通力的合作，最终使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打赢了和章士钊的官司，回到教育部继续任职，并且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但鲁迅和周作人都没想到，1926年3月18号，当北京学生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总理卫队竟开枪射击，女师大学生刘合珍和杨德群当场死亡。鲁迅悲愤、惊疑、不解、愤怒，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纪念刘和珍君》。周作人同样处于震惊和悲痛之中，一连几天什么都不能作，觉得死去的是自己的女儿。在愤怒中，他写下《恕府卫》，尖锐抨击政府。

他们兄弟在立场上没有分歧，还可以说是并肩战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可以称为“中国文坛上的双璧”。在近代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精神现象。

为了躲避通缉，也为了避开社会舆论对其婚外恋的批评，1926年8月26号，鲁迅离开了居住十四年的北京，开始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南方生活。他先是应林语堂博士邀请，去福建厦门大学作教授，与同仁翻脸后，又转去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1927年4月1号，鲁迅和成仿吾联合发表《中国文学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10月3号，鲁迅携许广平在上海定居。

此时，鲁迅辞去一切公职，成为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他的身体逾加差了，斗争性却逾加强烈，林语堂和成仿吾全都成了他的死敌。他的文学味更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意识。12月23号，鲁迅写出《文学和出汗》，以最通俗的例证，说明文学的阶级性，进而攻击梁实秋的人性论。

对于周作人来说，1927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这极大刺激了周作人。他一边悲愤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

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早在鲁迅离开北京之前，常有学生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走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孙伏园。孙伏园要创办《语丝》杂志，鲁迅、周作人、甚至远在上海的周建人都成了《语丝》的撰稿人。《新青年》杂志瓦解后，《语丝》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但恰在1927年，《语丝》因为抨击时弊被迫停刊，周作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认为从此不再有前途。于是，就在鲁迅变得更加激烈的时候，周作人却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此时，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六年。除了把在北京就十分关心的妇女问题研究得更透，他还在科普作品创作上取得成绩，出版了《生育节制》，倡导控制人口。

由于羽太芳子不愿来上海生活，周建人便和王蕴如组成新家庭。在周作人看来，这是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背叛。实际上，周作人始终认为大先生和三先生在婚姻问题上充满瑕疵，是一夫多妻，是家风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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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朱安，是鲁迅心口的一个痛。鲁迅在给好朋友的信中称呼许广平是“我的女人”，但称朱安却是“妈妈的礼物”或是“妈妈的媳妇”。好在，对于奉养朱安的责任，鲁迅和许广平基本一致，即使是鲁迅病逝后，许广平一如既往，向北京汇款，直到朱安孤独地死去。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许广平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阴影，但上海的九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但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岁月。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生下唯一的一个孩子周海婴。这一年，朱安已经51岁，仍和婆婆单独住在北京西三条，从未享受过夫妻生活，也从不知道生育的痛苦和快乐是什么。在名不副实的婚姻外壳中，朱安已熬尽了自己，生出了白发。

后来，周建人的学生俞芳问朱安：“大先生和许姐姐结婚了，我们想不到！”朱安说：“我想得到，你看他们一起闹学潮，一起去广州。”

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说以先生的为人，我后半辈子先生是会管我的，我就像蜗牛，我想终有一天我会爬上去的，但现在没办法，蜗牛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