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新式大家庭的破裂（下）

绝色倾城

　　
　　鲁迅1934年写的《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房东太太”就是指羽太信子。朱安也向俞芳讲过类似的话，并对羽太信子断言鲁迅一房“要绝种”十分气愤。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也记下了鲁迅告诉他的事情：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1923年7月14日，羽太信子正式跟鲁迅撕破了脸。鲁迅日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直到此日晚上，鲁迅才“改在自室吃饭”。
　　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来推测，鲁迅与羽太信子14日就闹翻了，但周作人直到17日才知道“真相”。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有意剪去了最关键的十来个字，剩下的日记中有“上午池上来诊”的记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也许是羽太信子癔病发作，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且在癔病发作时的“呓语”中说出了鲁迅对其“失敬”之处，让周作人写下了这封绝交信。鲁迅一直留在后院吃饭，也许让周作人夫妇产生了误会。
　　这天鲁迅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设法与周作人勾通，但周作人没有给鲁迅这个机会。

　　鲁瑞和朱安来北京后，不会说北京话，生活很不方便，周建人在绍兴教过的两个女生许羨苏和俞芬经常帮她们购物，并一起说说绍兴话。许羡苏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1923年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看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找房子搬出去。’”

　　细读周作人给鲁迅的“绝交书”，只是要求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并没有要将鲁迅扫地出门的意思。也许缺钱花的羽太信子还巴望鲁迅能帮助养活芳子一家呢，但刚烈的鲁迅此时再也不愿扮演“长兄为父”的角色了，而是决计过自己的生活。不久，许钦文、许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三间北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鲁迅于7月26日亲自看过一次后，就租定下来。

　　俞芬的小妹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说：“8月2日下午，鲁迅先生一家搬来了。记得鲁迅先生初搬来时，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须，神情严肃。”鲁迅住的三间北房，“总面积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房间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书架边，床底下，特别是鲁迅先生自己住的那间，是卧室、会客室兼吃饭的地方，确实拥挤不堪”。
　　　　朱安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朱安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其潜台词是鲁迅希望能一个人搬出去，只承担养活妻子的责任。朱安却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8月2日，鲁迅和朱安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房价800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1924年1月2日接收所买房屋，10日取得凭单并图，12日纳屋税，15日决定修建这6间旧房。鲁迅亲自绘定图纸，利用旧料，添加新料，翻建成了一所小巧的三开间四合院。推开黑漆的大门，是不很宽大的院子，园内除原有的两棵大枣树，鲁迅又新植了丁香树。三间南房放书等，东西房为厨房间和女佣睡的房。三间朝南的北房是主屋，中间吃饭，东间是母亲的房间，西间是朱安的房间，当中一间的后面还紧接着有像上海普通的亭子间大小的一间房，是鲁迅的工作室，俗称“老虎尾巴”，鲁迅自称“我的灰棚”。许钦文在《学习鲁迅先生·在老虎尾巴》中说：“鲁迅先生，对于这小小房间的利用，并不是模模糊糊的。他富有科学的常识；要造这样的老虎尾巴来住，这于费用可省以外，首先为着采光便利。他说北窗的光线上下午没有什么变化，不像朝东的上午要晒太阳，朝西的下午要晒太阳的。开北窗，在东壁下的桌子上下午都可以写作、阅读，不至于损害目力。其次是可以从窗口眺望园子里的景物”。“老虎尾巴”的后墙上部全是玻璃，既有利于采光，也便于观赏窗外的景色。鲁迅在后院里种植了刺梅等观赏植物。

　　其他几间糊的都是墙纸，母亲的房间却糊了墙布。冬天取暖，母亲房内单用一只煤饼炉，鲁迅与朱安只是合用一只。这些细节都体现了鲁迅的一片孝心。

　　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为购此房，鲁迅向齐寿山和许寿裳各借了400元，直至1926年才从厦门大学的薪水中还清了借款。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6月11日鲁迅日记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其实鲁迅的主要藏书已在搬离八道湾时理好装箱，寄存在教育部了。周作人夫妇“大起恐慌”，主要是怕房契上的户主有进一步的要求。羽太信子打电话招来周氏兄弟北大的同事张凤举和徐耀辰，不惜家丑外扬，罗列鲁迅“罪状”。周作人大概用性心理学家蔼里斯的理论来“救正”羽太信子的“捏造未圆处”。
　　周作人夫妇所说鲁迅的“罪状”，张凤举、徐耀辰并不相信。当年一同在北大教书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不过周作人夫妇此次大吵的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达到了：鲁迅并没有将自己留在八道湾的藏书和文物都取出来，也没有再去八道湾进一步要求房产之类。
　　鲁迅对周作人夫妇强行没收他的藏书和文物十分愤慨，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鲁迅用“寇劫”指周作人夫妇的行为，原先的八道湾新式大家庭眼下则成了“盗窟”。
“宴之敖者”是鲁迅自称，自己将其训成“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在写作“题记”三天后，鲁迅在给直率的李秉中的信上坦言：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联系鲁迅的处境，我们就能知道，羽太信子是“费机谋”将他逐出八道湾的。所谓“失敬之处”，其实是驱逐鲁迅的“机谋”而已。由于周作人也深信了羽太信子的“机谋”，故鲁迅评价二弟，说“启孟真昏”。

　　　　
　　　　　鲁迅（前排右一）、许广平（前排中）、周建人（前排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