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原籍军户生活实态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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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文渊一支飞黄腾达之时，不幸降临。蔡能之子蔡宣袭职不久，患风疾不能行走，被迫于成化五年优给归家。经合族商议，军职改由宣之族弟蔡绳承袭，军役由此转到文浩一支。[11]蔡绳之子蔡中孚，弘治九年中进士，进入文职行列。军职直接由中孚长子蔡希贤承袭。正德年间，为方便侍祖，希贤改调至湖州守御千户所，以后再未变动。


蔡氏世袭千户直至明亡，其户籍必由军籍转为官军籍无疑。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记载，蔡中孚和同辈的蔡汝楠中进士时的户籍确实是官军籍。蔡氏子孙的户籍到万历年间又有所变化。此时中榜的蔡官治、蔡善继等人的户籍已是民籍。根据明朝的惯例，蔡文渊的曾孙蔡震，成化二年，尚英宗淳安公主[12]，完全可以仿宣宗靖江王事例，求改户籍，但从蔡汝楠嘉靖十一年中榜时仍属官籍这一情形来看，蔡家此时并未申请改籍。蔡氏子孙的改籍，应与蔡汝楠仕至兵部右侍郎有关。惜证据不足，姑且存疑。蔡氏改籍的另一种可能是明朝对中高级武官的族属户籍管理不严格，允许其改换。类似的例子曾出现在官至署理吏部尚书的何孟春身上。


洪武初，何孟春的高祖重二十五公戍偏桥卫，在卫生下孟春曾祖福十三公。显然，何孟春应为偏桥卫籍。其后福十三之兄福十公代役，积功升镇抚。其子琛为正千户，孙铨升指挥，进入高级武官行列。福十三后来应是返回故乡，另以民籍立户，并以科第起家，仕至合州同知。福十三生子俊，俊生说，说生孟春，孟春会试时登记的户籍已为湖广彬州民籍。[13]


家财万贯，终究只是个富翁而已，几度蒙冤，险遭牢狱之灾的蔡文溥深知，家富人足，正为他人垂涎，要想长久出人头地，没有官方势力的支持和保护是不行的，何况还担着一个“家有千金之产，当粮长一年，即为乞丐”、“一家壮丁十余，当粮长一年，即为绝户”[14]的粮长苦差。仲弟文渊仅仅是个百户，远不足以担起护家重任。要撑起保护伞，还需多方努力。为此，蔡家一方面谋求入仕，一方面争取与官宦之家联姻。


在仕途方面，蔡家可供利用的唯一资源就是财富。正统六年，浙江发生饥荒，蔡文溥以族长身份命令子纲、雄及侄凯出粟赈饥。蔡纲因此捐得七品职衔，旌
“义泽延休”。蔡凯亦得七品承事郎荣衔。捐来的官毕竟只是荣誉职务，除了可以享受减免部分差役的优待外，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且代价太大。要入仕途，关键还在于培养子孙进学。为此，蔡文溥于正统七年将家产中拨出二部分作为不得分割的祖产，一部分供粮长役费，另一部分专供子弟学习之用。

蔡家的努力不久即在第二代身上得到回报，文浩三子英进了太学，只是没能有更大的成就。又经过近五十年的积垫，蔡家终于在仕途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文浩的曾孙蔡中孚于弘治八年中举，次年中朱希周榜进士，后官至贵州按察使佥事。此后，蔡家一发而不可收。四世蔡王巳（以蔡可宗为一世），嘉靖元年中举，仕至福建延平府同知。五世蔡汝楠，嘉靖十年中举，次年中榜，仕至兵部右侍郎；蔡鼎以“神童”入选，官大理寺少卿；蔡乾，中举人。蔡氏中榜的尚有万历年间的蔡善继、蔡亦琛、蔡官治，其中蔡亦琛仕至弘光朝东阁大学士。科举及第之外，蔡家尚有贡生多名。可见，到明朝末年，蔡家已由一个地方富户发展成为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


相比入仕的艰辛，蔡家在同官宦联姻方面的成就更早。宣德三年，文溥之女福真嫁给县尹魏嵩之子，魏大人成为蔡家第一把保护伞。宣德八年，文溥嫡长子雄聘贵溪严尚书孙女为妻。正统七年，蔡文溥又为长孙本聘都察院经历遵道公孙女为妻。经历，官并不大，但考虑到明代监察官员权限之大，结下这门亲事，对蔡家应有不小帮助。成化二年，蔡文渊的曾孙蔡震尚英宗淳安公主，蔡家进入皇亲行列，在婚姻关系上达到了顶峰，再不惧势要势力的骚扰和打击。宣德、正统年间，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渐浓重，蔡家在官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百户，如果不是家财万贯，想必难与缙绅结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军户婚姻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户籍，而是经济实力。


与德清蔡氏类似的是同为“谪发”军户的祁门程氏。程氏十六世祖程弥寿，字德坚，号仁山，明初从江西行省参政邓愈下江西有功，封行枢密院都事，镇守浮梁景德镇，后称病归家不出。弥寿生有三子：长子佐，为后世东房之祖；次子仪，为西房之祖；三子仕，出继别户，无后。程佐，洪武时“县佥本户吏役，命佐公往充，后罢归闲。时法网严密，犯者连坐。适有他处闲吏抵法，乃概将同时闲吏尽发充军”，[15]配军辽东辽阳，较之因女婿犯法而连坐充军的德清蔡氏更为不幸。程氏充军之时尚未分户，因而程弥寿这一支全体沦为了军户。


程佐充军不久即病逝于卫所。洪武二十二年，勾取户丁补役，其时程仪已故，仪子还春“在病”[16]，由弥寿做主，命程佐长子程庭春补役。考虑到军差繁重，又系“众家户门”，为防止以后长孙程还春“恃尊凌卑”，程弥寿于建文二年立下文书，命程佐、程仪两房后人必须轮流前去替补军役，如有违，“新春（程佐次子）将此文告官，准不孝论。”[17]

永乐三年，程庭春在卫病故，再勾户丁补役。程氏户众商议，将程弥寿收养的义子凌寄保送去补役。卫所勾军，重在得人，是否亲子，并不太在乎。寄保身为义子，自然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前往。以义子代役，终归只是权宜之计。为此，两房子孙于永乐三年三月再次议定文书，由两房轮流补役，所需盘缠，两房均出
[18]。由于《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中对谪充军役一事只字未提，程家是否按此合同轮流替役不得而知。不过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中程昌、程昊等程氏子孙会试时的登记户籍可以查知，程氏仁山门一支，始终保留着军籍身份。


与德清蔡氏不同，蔡氏谪充从军时家产抄没，已是一贫如洗。程氏世居祁门，程弥寿又曾为官，颇有一些积蓄。为保证日后子孙及时供送军装盘缠，接济在卫后人，程弥寿在临终之前，遗嘱将存留未分田产作为军业田保留下来，[19]除服役子孙因为“当军繁重”，可以“听自发卖”外，其他任何人不得买卖此族产。[20]军业田由两房共同管理，除缴纳赋税外，其余收入作为供送军装之用。这笔族产当时已经可以收租232秤，每秤18斤，合计4176斤，约合现代计量单位3.34吨。虽然祁门距辽东远隔几千里，但三吨多的收入应该可以满足日常军装的需要。


程佐去世时，次子程新春仅九岁。待其长大成人之后，感念父兄军役之苦，发愤图强，“蚤岁辛勤起家，日益饶裕，晓节资产，甲于一乡”。
[21]后世子孙继续努力经营，到万历三年，程家利用军业族产的收入又陆续购进、开垦多处地产，收租达524秤6斤10两，及租银1钱3分[22]。连同旧管族产，合计租入756秤以上。万历二十四年，“分称收各处租谷共计贰仟玖佰肆拾陆秤十二斤”，较万历三年增加了近三倍，泰昌元年进一步增加到3116
秤7斤[23]。经济实力呈迅速膨胀之势。祁门地处徽州，程氏作为徽州大姓，一般以经商为主，务农只是末业。从善和程氏的田产都出佃与人经营来看，其家亦应以从商为本业，田租收入应不是其收入的主体。合族实际收入远在44.9吨粮食以上。


在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之时，程氏人丁也很兴旺。十九世时东房尚只有新春兄弟二人，西房只还春一人。到二十一世时，东房已有29孙，西房有8孙。二十二世时东、西房进一步增加到66孙和17孙。以后又有进一步增长。


可见，在明初尚有一定难度的军役负担，随着程氏人丁的繁衍和经济实力的增加，到明朝末年，已不致有多大的困难。甚至有可能因为军业田地丰厚收入的存在，使军役后继人选的产生较为顺利。

人丁、事产的增加，使程氏家族中直接参与军役的人数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那么，其他成员又过着何种生活呢？


徽州程氏向以经商闻名，《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中虽然对此并无明确表述，但从谱中仍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东房二十四世良信[24]，“经营多干济才”。东房二十五世程琪[25]，谱称，“客广陵，徽西盐务多赖之”，业盐是明代徽商的主要经营项目之一，程琪显然是一位长期在扬州地区经营的成功盐商。


程氏留有军业族产，在军业田未确立之前，各家已有一定的地产。虽然从《窦山公家议评注·田地议》等反映出来的是这些土地都是租给他人经营，但本家至少要在管理上花费相当精力，以保证其顺利完租和续买田产。联系徽商发财后常要回乡大量购置田产的习气，程氏子孙中有相当一批人以务农为职业应无异议。另从《窦山公家议评注·田地议》中可以发现，程氏东房曾多次购买西房所有的土地[26]，似乎西房的经济状况略逊于东房。只是《窦山公家议》中只提及东房家产，未及西房，是否如此，尚无法断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受军户不得分户的限制，程氏子孙始终保留在一个户内，但户下已有事实上各自相对独立的子户的划分。东西房之间存在土地买卖关系即是明证。这种包含了众多子户的大族军户的存在，对于军役的达成和军户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有着重要影响。


在务农经商之外，业儒是程氏子孙的一个主要出路。这里既有利益上的考虑，又有家族传统的因素。从利益上讲，永乐二年规定：“令生勾军，有见任文武官及生员、吏典等，户止三丁者免勾；四丁以上者，勾一丁补伍”；洪熙元年诏令“先为事充军，后荐起为官者，不拘见任、致仕、病故，俱免补伍”；宣德七年，
“令故军户止一丁，为见任官者，开伍”[27]。对军籍官僚、生员的优待多多。从家族传统上讲，程氏从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开始，“家世载德，代有显者”，属传统的书香门第。十六世祖程弥寿幼年“嗜学不群，励志经史”，十七世程佐也曾因善文学而一度官居工科给事中。虽然程佐因此而招祸，但程家尚文的传统并未受影响。十八世程新春在经济条件改善之后，随即出资创设窦山书院，“贮书数千卷，延经师以教”子孙，而且新春“每旦入书塾目其所授，而暮则验其日进文学，虽祁寒暑雨无间”[28]，对子孙的学业要求极为严格。


程氏子弟亦有出任学官，或专心治学，为人师表者。二十世程复，“邃于春秋，学者多宗之”，著有《明善斋稿》一书。二十二世程镠，“贡任剡县训导”。二十五世程甡，崇祯时“任如皋教谕，升授和州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