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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名人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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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08:5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将军、学者、政客、民主人士——汪世铭

  
汪世铭(1896-1977),安徽桐城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同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费金尼亚军事学校。192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回国后,曾任东北军团长,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副总指挥、国民政府交通部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湖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任军委会外事局副局长负责协调中美军队的合作。1932年加入民主社会党,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1949年以特邀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此后任政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

  

  附:民社党革新派居港首要的分裂

  
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代会,宣告了革新民社党成立.革新民社党仍袭用"民主社会党"旧名,为与张君劢领导的"民主社会党"相区别,一般称之为民社党革新派(张之民社党称为"正统派").民社党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从中分裂出来的革新派,主要由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物所组成.革新派的成立,标志着民社党出现了第一次大的分裂,时隔不久,革新派许多重要成员,特别是居港的中央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路线主张的分歧,再次走向分裂.

  
赴港活动的目的和最初的政治主张革新民社党主席伍宪子和中常委孙宝刚,汪世铭等在党派成立后不久即赴香港,进行多方联络,并吸收党员,谋求在港发展.因孙宝刚,卢泽三,汪世铭等人都是党派各中央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党派的核心和骨干,这样,革新派总部虽设在上海,但香港成为事实上的党派总部,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他们并且在港创办《人道周刊》为其机关报,阐发政见,主张.当时,此派首要在港活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在将该派活动中心南移,与其他中间势力加强联络;二是便于指导两广及海外党务.即在港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因为该党派组织力量几乎全在国内,为政治势力所掣肘,摆脱束缚,壮大势力,这正是驻港首要们的使命.以汪世铭,卢广声为代表的左派日益得

  势,得到党内大部分主要人物和大多数党部的支持,如副主席沙彦楷,资深中常委梁秋水,监委主席万武等,逐渐成为党派的领导力量.他们首先批评伍宪子思想不前进,尤其不满伍宪子批评左翼反蒋反美的言论,同时激烈抨击右翼把持的舆论工具《人道周刊》,认为此刊立论之保守与温和,不足以代表"革新派",主张重新声明立场.伍在众人责难下,被迫让步.随着时局的发展,汪世铭等主张愈益坚定,如其《民社党和时局》一文中,指出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争取国家独立,民主之道路,要么把生命,土地献给反动集团与帝国主义之道路,表示"必须做其人民政党的忠实伙伴,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力量,明确否定了第三条道路,并积极推动党派向左转,与中共合作,在其党内对孙宝刚的所谓"两面作战","决计不能赞同作坚决斗争.当然孙宝刚等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避实就虚,攻击汪世铭等人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是"愿意做人的尾巴,倾向性已较明显.时局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的左派力量作用于伍宪子等中派,"在孙宝刚与汪世铭等的磨擦之间,颇有左右为难之势,虽仍未变其主张,但已是持观望的态度,汪世铭等人再接再厉,加强宣传攻势,在《党讯》杂志上,加厚于平时三,四倍纸张,宣传中共路线,结果在力量占优的左派努力下,革新派"中间路线"之活动因而停顿.显然,孙宝刚等人是绝不甘心如此的,他们还在作种种努力,左右两派的较量还在继续,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在针对共产党号召召开"新政协"事件上变得不可调和.汪世铭等革新派左翼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走向了革命,使其党派更加具有战斗力.刚脱离所谓"正统派"的革新阵营为何迅速分裂
除组成人员混杂外,更主要的是政见主张等方面的分歧,正如罗坚白所指出的"曰为争路线".实际上,在当时时局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中间路线"早已破产,由于孙宝刚等人属于中等资产阶级或上层资产阶级的右翼,虽也曾附和民主运动,反对张君劢参加政府而标榜"革新",但他们终究是不会有勇气走向革命的,因为"在阶级关系上……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或旧民主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他们根本不会了解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情势发展的特点,即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是真正救国之路.

  "民主与反民主没有中间,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建立所谓第三条道

  路的中立地带或中立组织,甚至中立政权,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右翼被走向进步的左派所摒弃,而不是孙,罗等人认为是"投机分子和极左分子的变质腐坏造成"和"党中央太阿倒持所致",由此,他们所持的跟共产党合作是"不得不自己重新表示效忠以固宠的态度和见解是何等之荒谬.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7月,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席为汪精卫。1928年8月撤销。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目的是为适应"剿共"的需要。在此次大会上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军事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改主席制为委员长制。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常务委员扩增至5-7人,后又增设副委员长2人,下置办公厅及第一、第二、第三厅等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副委员长有阎锡山、冯玉祥。复设后的军事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控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权利机关。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又将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行政院所属的军政部、海军部归并军事委员会兼领。

  
1937年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其中历数日寇罪恶:"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也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合力,死命相拼,要万众一心的拼到底。"

   1937年1
1月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统帅机关,也于12月7日撤离南京,经江西迁至武汉。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国民政府亦庄严宣言:"必竭全国之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权之完整"。武汉失守后,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军主官,于南岳举行军事会议。12月9日,蒋介石从桂林乘飞机抵达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最高统帅部也同时驻节重庆。

  
在重庆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经过不断的调整,其所属机构虽有变化,但以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军法执行总监部、海军总司令部、航空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为主体的结构基本上确立并保留了下来,其以军事为主要任务的性质也始终未变。到1944年6月,该会主要构成成员是: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委员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程潜、陈绍宽、唐生智、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副主任俞济时,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副主任罗良鉴、萧赞育,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办公厅主任贺国光,副主任姚琮,法制处处长周亚卫,副处长朱熙麟,考核处处长周斌,副处长夏声,外事局局长杨宣诚(前为高震,后为何浩若),副局长汪世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次长刘斐、熊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次长钱大钧、张定潘,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次长刘士毅、王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副部长袁守谦、何浩若,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绍宽,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副部长端木杰,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副监秦德纯,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副院长张钫、于学忠,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钱卓伦、刘咏尧,航空委员办公厅主任周至柔,副主任黄光锐、毛邦初,扶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健,副主任委员吴思豫,运输会议主任委员何应钦,战时新闻局局长商震,副局长李中襄,特种情报所所长杨宣诚,副所长郑介民。

  
1940年初,军事委员会又根据战争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对各个战区作了调奠,于同年4月撤销第10战区,7月增设第6战区,以陈诚、吴奇伟为正副司令长官,辖区范围包括湖北西部、南部和湖南西部及四川东部广大地区,主要任务是防卫战时首都--重庆的外围,配属有32个步兵师、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及其他特种部队、游击部队。8月,为适应粤北方面的作战需要,在广西曲江设立第7战区司令长官部,以余汉谋、蒋光鼐为正副司令长官,配属有17个步兵师,主要防守广东韶关至广州以北约200公里的范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结束了单独支撑对日作战的局面。在蒋介石的倡导下,世界各个民主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了统一的反法西斯阵线,国民政府也因坚持抗战达4年之久而成为同盟国家的"四强之一"。在此新形势下,为实施26国共同宣言所揭示的"签字各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的原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多次举行会议,商讨新形势下的对日作战方针,最后确定了"策应盟军,争取共同胜利,对敌实施连续攻击,使敌不能南进,以减轻敌对盟军的压力,同时派兵进入缅甸,以协助盟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依此战略思想,为更好地达成任务,军事委员会再次调整划分了各地战区。到1943年4月,中国军队共分为第一至第九战区、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共11个,包括军事委员会直属部队及远征军各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共有35个集团军,107个步兵军,300个步兵师,28个步兵旅,4个骑兵军,16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举行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讨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长沙会战中失败的种种原因及其改进办法,揭示军事机关与部队中的种种弊端与腐败行为,明确提出了调整中央军事机构、缩编部队、提高官兵待遇、改善兵役行政、整饬军队风纪等问题,提高战斗精神、增强战斗力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在会上,蒋介石曾痛心疾首地告诫与会者,由于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的失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

 


# posted by龙眠久子@
2005-09-21 13:10评论(0)










 2005年9月16日 星期五(Friday) 晴







 



汪宽也与祥泰布庄
  汪宽也与祥泰布庄

  

   上海豫园湖心亭东侧有一铜像,他便是徽商中的休宁籍人氏汪宽也。

  
清末,汪宽也出生海阳一商贾之家,幼年念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上海学徒,因为人诚实聪敏,办事勤谨,得到本县巨富汪厚庄的赏识,被聘为“祥泰布庄”管事。

  
“祥泰布庄”座落于上海大东门,主要经销“祥泰”毛兰布。汪宽也任管事后,倾注全力,悉心经营。他在上海附近的川沙、奉贤、南汇、青浦、松江,金沙等县,设立“庄口”,收购农民自纺自织的土布,收购价略高于同行,但质量要求严格,经纬纱支数、幅度、长度、紧密度等,均有一定规格。并在市郊自设染坊,从休宁聘请名染匠,从江西采购染色颜料,因此,“祥泰”毛兰布色泽鲜艳,日晒、洗涤不褪色,穿着收汗、凉爽、舒适,超过了当时“信孚洋行”190号“阴丹士林”布。

  
“祥泰”毛兰布,以其质优价廉,曾行销全国各大城市,远销东南亚和法国。因此,“祥泰布庄”获利甚丰,成为上海市棉布同行之首,全国同业之冠。

  
汪宽也经营“祥泰”数年,资金雄厚,又向资方建议,在上海开设“聚生”、“祥生”两钱庄,开展经营业务,主持大宗存放。当时无锡荣宗敬,办实业缺资金,“聚生”钱庄一次贷给
10余万银两,使荣氏大展鸿图,成为以后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民国初年,汪宽也主管的两处钱庄相继停歇,其资金在上海开设“振大”、“鸿济”、“鸿顺”等典当铺,各当铺虽设管事,但仍由他总揽。

  
汪宽也热心为家乡服务,旅沪同乡每有求助,均能慷慨解囊。并曾捐款修东峡溪桥。民国七年,休宁水灾,他从上海运回西贡大米1000担,平价出售。

 


# posted by清风斋主人@
2005-09-16 14:52评论(0)










 2005年9月15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汪莱在数学上有哪些成就
  汪莱在数学上有哪些成就

  

  

  汪莱毕生专注于数学的研究。青年时代,他刻苦钻研《数理精蕴》一书,深有所得。后来,对清代梅文鼎的《环中黍尺》及梅珏成的《赤水遗珍》,对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及宋代秦九韶的《数学九章》等数学著述作了精心的研究,继承并发展了这些著名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他们著作中的不足。汪莱对待著述的态度极为严谨,必有所创见,才立言以传后。后人曾称赞他“人所言,不复言,所言皆人所末言与人所不能言”。所以他留下的著作虽然不多,学术价值却很高。

  

   他的数学著作有《覆载通几》 (附《四边形算法》)、《参算两经》、
《校正九章算术及戴氏订讹》各一册,此外尚著有《衡斋算学》共七册。这些著作,大部份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覆载通几》等著作及《衡斋算学》第一册至第四册是嘉庆四年以前在歙县乡间完成的。其中《衡斋算学》第一册著于嘉庆元年,论弧三角形(即球面三角)。第二册论勾股形。第三册论已知一弧的通弦求五分之一通弦,是对割圆术的探讨。第四册论弧三角形及递兼数理,递兼数理是有关级数的论述。他的这些研究工作,深得好友巴树毂及江兼甫的支持与帮助。嘉庆五年至十年,他客居于扬州、六安等地,曾与焦循、江藩、李锐等讨论宋代秦九韶、元代李冶所立“天元一”及“正负天方”诸法,在方程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及新的突破。这些成果载于《衡斋算学》第五册、第六册、第七册中。

 


# posted by清风斋主人@
2005-09-15 22:50评论(0)










 2005年9月15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汪应蛟在农学上有何成就
  汪应蛟在农学上有何成就

  

  

  汪应蛟,字潜夫,明徽州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土,授南京兵部主事、南京礼部郎中等职。在他代任天津巡抚时,见葛沽、白搪一带田地荒废,询问当地人,都说是盐碱地不可耕种。汪应蛟却不以为然,他经过调查,得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然有利”的结论。于是募集百姓垦田5000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亩产四五石,田利大兴。这是天津附近较大规模地改造盐碱洼地种植水稻的开始。

  

  汪应蛟后官保定,这里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加上天津4000驻兵,需饷6万,都是敛之于民。汪应蛟认为,如果开渠置堰改作水田,可得7000顷,每顷收谷300石,不但可资天津军饷,亦可支援附近各镇。因此上疏神宗,建议垦田,得旨允行。万历三十年(1602年),汪应蛟想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于是建议神宗“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使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这一建议曾得到工部尚书和神宗的称许,后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汪应蛟的建议没有实现,但是汪应蛟这种利用众多水渠、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

  

  汪应蛟在我国北方盐碱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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