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吴佩孚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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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本来会无声无息地死去的，轻如鸿毛，甚至遗臭万年；然而，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四日，他却死于非命，一下子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鬼”。当然有些人认为他这一死重于泰山，光照千秋，充分肯定了他一生最耀眼的“亮点”，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终表现，保持了难得可贵的晚节；自然也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否认：“一个封建军阀怎么可能爱国?”他们在瞠目结舌之后要极尽涂抹这个“亮点”之能事，认为吴佩孚的这一死，不过是“使投降未成事实耳”，不值得大做文章。

　　笔者在出版长篇记实文学《吴佩孚》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一部二十几万字的作品其他部分都顺利通过了，惟独这一死却反复折腾，据说是当年冯玉祥曾抗议过蒋介石，不该给吴佩孚这一死以“拒绝敌诱，大义炳耀”的评价。可弄不明白的是，资望人品更具发言权的董必武同志在我党创办的《群众》周刊上评价吴佩孚的这一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没有出来充当汉奸头目”，“使敌人的诱降遭到可耻的失败”。也就是说充分肯定了吴佩孚的晚节。一个人的一生遭际风云，是非功过可能难以三言五语说得清楚，可惟独这生死关头却是泾渭分明的，吴佩孚的死说明他无愧是炎黄子孙。

　　本文试图从“地域学”的角度论证一下吴佩孚之死，说明吴的保持晚节与胶东这块沃土必然的联系，抛砖引玉，以讨教于诸君。

　　一

　　关于吴佩孚之死的背景有一点是不争的史实，就是敌人确实曾经“诱降”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对华政策可能有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扶持傀儡政权以分裂中国却是前后一致的。这一点在华北尤其显得突出。这是因为华北有着一支“中国最大的”而且令侵略者“头痛”的抗日游击队的队伍。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制约着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决定因素。1938年的10月，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21日使广州沦陷，26日即令武汉沦失，迅速地扩通了京广线，骄横不可一世，真的要迅速灭亡中国了，然而到1939年10月，情况不妙了。这年9月25日至29日，八路军的120师在河北灵寿陈庄一带歼敌1500余人，击毙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狂妄的野心大挫，“后院起火”，腹地被捅上了致命的一刀。他们认识到华北的重要性，这里是他们占领中国的关键地带，然而却不可能凭借有限的武装力量去“强化治安”。他们必须依靠建立伪政权去“以华制华”，而且仅仅靠臭名昭著的殷汝耕建立的冀东防共政府那样分散的地方伪政权远远不够。于是，1938年7月，日本五大臣会议决议应当把各傀儡政权“尽可能早地引向合并，成为一个政权”。这次会议不久，他们作出了汪精卫粉墨登场之前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有意义的统一傀儡政权的努力，这便是9月22日成立的“联合委员会”。那个喜多诚一就宣称：“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且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显然，“实权只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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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华北群丑太不像样子了。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北京）居仁堂就职典礼，参加的人都是些“最不值得一提的人物”，行政院长王克敏是个平生只知道玩女人，纵欲而令失明，世人皆称“王瞎子”的人。连日本人山崎都说：“他们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权都不要的三流角色。他们是一批靠不住的贪官污吏。”

　　这一批只会带着妖艳的姨太太到剧场招摇的“官场渣滓”显然不会实现“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目标”，日本人请“头一流的中国人士”来“合作”以建立华北的新秩序。对于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尽管喜多诚一之流尚持“慎重态度”，但是他们坚信“要是请他出来上任”，“那人肯定会干”。

　　这年的10月30日，日本陆军省对喜多诚一的看法表示支持，支持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这就使得特色傀儡政权新头目的事变得更加紧迫了。显然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而且显然非吴莫属。

　　不错，在1938年的上半年，几个月的报纸上一直在传喜多诚一想劝曹锟出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消息，因为这个布贩子出身的“贿选总统”任期未满就被扫进了天津租界。这个人尽管是人皆不齿的臭狗屎，但毕竟是个全国知名的头面人物，好赖总还算有点名气。然而，谁都知道他是直系的招牌，庸碌不可名状，而直系的灵魂却是吴佩孚。巧得很，曹锟在5月7日竟病死了。再找一个“大总统”吗?6月5日徐世昌也在天津病死了。还是让吴佩孚走向前台吧，用其余威总还有点号召力。侵略者要在吴佩孚身上“打算盘”，用心可谓良苦。

　　“1938年年中，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伪华中维新政府的头头———笔者注）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所以，岩黑秀夫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1938年7月26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战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以上引文见[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通敌内幕》上册，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7月第l版）

　　这个小组里包括坂斋利八郎少将，是日军中“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他坚持谋求与吴佩孚进行合作。

　　当时，日本人急于物色的人选还有靳云鹏和唐绍仪。然而，靳云鹏皈依了佛祖；不肯脱去袈裟，而唐绍仪又被蓝衣社暗杀了。只剩下了吴佩孚，土肥原贤二别无选择，只能“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说服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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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吴佩孚是个“固执的家伙”，他不肯出山，拒绝了土肥原的“雅意”。

　　这便是吴佩孚临死前的背景。可以说无论从土肥原的骄横本色出发，还是从当时斗争严酷的形势出发，吴佩孚都必死无疑。土肥原是个屡屡得手的政治将军，不久前方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功，他决不肯饶恕吴佩孚的桀骜不驯，这个挫折太大了，太可耻了，令他不能忍受；而当时的政治形势也不能让这失败成为“政治陷坑”。吴佩孚活着却不肯出山，就意味着日本帝国政治失败，他一死则万事大吉。

　　二

　　对吴佩孚之死的歧义在于：一、他的死与日本人有无干系，是否是日本人的暗杀?否定死于日本人暗杀的代表见于今井武夫，他在所著《昭和阴谋》中说，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攻自破的。须知今井武夫本人就是衔有“土肥原机关”的使命多次找吴佩孚游说的主要角色。这就好比狼和羊打官司，找到了狈，让狈来主持公道一样。不管怎么说，暗杀手段也不会是正大光明的，谋杀了不肯驯服的对手不仅决不光彩，也有碍于帝国的政治利益，今井讳莫如深本是情理之中事。惟有博伊尔那样天真的美国人才会轻信今井式的坦率，会得出“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

　　试问“没有插手”，哪来的医疗小组?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既然起动了两个外国的医生组成了小组来紧急手术，为什么手术却是在家里进行的?难道“牙痛”竟导致了吴佩孚的瘫痪不成?既然有那么大的谱儿可以因牙疾而惊动德日医生，就雇不起一辆车子送吴佩孚去医院吗?医院的医疗条件总优越于家中多少倍吧!何况，据所有在场的人回忆，当场根本就没有德国医生。吴佩孚不是蒋介石，他平生绝少与德国人打交道，这德国医生从何而来?

　　所以，今井的无力辩护只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反而证实了日本人插手，用毒药害死了吴佩孚。“当天夜里暴卒”，正是毒药发作的结果。

　　二是吴已接受了伪职，死得并不光彩，只是令“投降未成事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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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也经不起历史的反思。

　　所谓接受了伪职是指1938年日本报刊的报道，是说巳任命吴佩孚担任了“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

　　“杀鸡焉用牛刀”?日本人与吴佩孚要进行的“政治交易筹码”是华北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哪里是一个小小的地区绥靖主任?连今井都无可奈何地承认：“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像只老虎似的蹲在那儿，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今井：《昭和阴谋》第148页一149页）让一个虎威不倒的“孚威上将军”（国外甚至直呼其为“吴佩孚元帅”的，例如H•H•巴杰的著作，题目就是《吴佩孚元帅》。）去当什么绥靖主任，其实是“小儿科”的恶作剧，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这不过是逼迫吴佩孚出山的一个手段，一个刺激吴佩孚的拙劣把戏。如果吴佩孚当真地“屈居”了一个地区的绥靖主任，还要“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干什么?那个敦促总部设在开封。就在陇海铁路线上。吴佩孚出山与否成当时舆论的焦点，吴果真往前迈了一步，定会舆论大哗，身为吴佩孚的老同事的张燕卿不会不知道，张当时充任什么新民会的副会长，正秉承土肥的旨意全力劝说“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合作”。吴当了区区绥靖主任，张不正可以加倍领赏吗?何至于还在那里紧锣密鼓执行劝诱吴佩孚出山的所谓“吴工作计划”?何况，如果吴真的就任了伪职，日本的帝国档案里决不会无案可稽。事实上是得了富布赖物奖金资助的博伊尔在东京查遍了所有的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吴从有近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

　　至于说到“投降未成事实”，应当说这是一种“过分情绪化”了的假说，历史是只能承认不能假设的。没有投降就只能说“没有投降”，而不能说“可能投降”。有的人对吴佩孚最终未能成为汉奸，心里未免有点不舒服，以为世上惟有自己爱国而一向被自己视为“反动谬种”的吴佩孚居然会与自己一样，也荣膺了“爱国”的说法，难免耿耿于怀：“他也配称得上爱国吗?”其实，爱国主义应当成为一个包容更为广泛的政治范畴，有些人在世界观上可能并不赞成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可能还有反共的斑斑劣迹，例如吴佩就非常恨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出要“爱国”的抉择。“爱国不分前后”，我党确定的这样一条统一战线原则不仅适用于我们取得了全国胜利之后，也适用于未取得政权以前各个历史时期。说吴佩孚临死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而且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博大胸怀，对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吴佩孚的著作，包括笔者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佩孚》，都肯定了吴佩孚是被日本特务毒死的结论。这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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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吴佩孚之死”不仅有着政治层面的必然性，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政策碰壁之后的牺牲品；而且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必然性，就是：他是“胶东文化沉积层”的必然产物，与胶东这块沃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走过的道路可能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然而归宿却只能拒绝卖国，保持住自己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支柱，让他不失为一名爱国者。

　　笔者在拙作《胶东当代文学史略》中提出“胶东文化沉积层”的概念，应当说这是一个“模糊概念”，其涵盖既有民俗学的、伦理学的，又有政治学的、历史学的、地理学的。总之，一个地域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地域基因”，不仅表现在乡音、民俗这样一些比较直观的层面上，而且表现在诸如民风、民气等更深层次的精神支柱方面。这种世世代代潜移默化形成的一个地域的生活方式，思维类型、是非标准，善恶取向等等，是根深蒂固的、最后发挥着决定的影响。

　　即以吴佩孚为例，我们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胶东历史对其归宿的影响。胶东无疑是有着反对侵略，尤其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远的不说，即以戚氏父子而论，就是蓬莱的先贤。他们的光辉业绩在当地妇孺皆知，而且深人人心。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对吴佩孚来说，自然是童年开始就有着永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戚氏父子总督牌坊远远不是只巍然矗立在吴佩孚的眼前，而且沉重屹立在吴子玉的心灵上。就连他的名字也打着戚氏的烙印。吴佩孚的父亲只不过是个小本生意的经营者，却对戚继光崇拜得五体投地，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和字就各取了“佩玉”中的一个字，借以表达他对戚继光的敬仰。足见在蓬莱一地，戚家军抗倭有着多么深入人心的“历史潜力”!一个小商人都有历史癖，这“癖”正是爱国主义的结晶。吴佩孚后来发迹，将洛阳变成了北中国的政治核心，那里政客云集，少不了要有个招待的地方，吴佩孚就盖了一栋西式的楼房，起名就叫“继光楼”，而写的楹联却与“西式”大相径庭，是：“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在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中日甲午之战不能不算一个。甲午海战期间，三艘日本兵舰闯进了中国内海，对着蓬莱阁开炮。这炮弹既打在了蓬莱阁上，更打在了蓬莱秀才吴子玉的心上。吴是22岁才中秀才的，比开炮事件略晚一些时候，但甲午海战之际，他已是本质意义的秀才———读了圣贤书的热血青年。眼瞅着河山破碎，他怎能不热血沸腾?所以说吴佩孚在家乡受的熏陶就是与倭寇不共戴天，他自幼就培养了一种同仇敌忾的反对凌侮祖国的强烈情感。所以，他尽管一生得的第一枚勋章是日本人给的，但那只不过是“愚忠”式的胶东人的“敬业精神”的报酬，他对日本人是压根儿不抱好感的。

　　他的直系宁肯去仰承英美“大鼻子”的鼻息也不肯像奉系那样去抱日本人的粗腿。两次直奉战争又何尝不是在跟日本人的奴才在进行较量?

　　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吴佩孚在离开胶东之前所受的教育。他的“塾师”是胶东著名的儒者，他学的是儒家的正统教材。换句话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哺育起来的人物。他是货真价实的“儒帅”，而不是故充风雅。即使是退隐下来吟诗养花，也是由一个军人转向了“学者”。他有自己的诗集出版，他在研究中国古老的《易经》。（顺便提一句，那位美国人博伊尔说他研究佛学，那是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弄不清佛道的想当然耳。吴佩孚成长在仙乡蓬莱，是道家思想弥漫的胶东。他即使皈依宗教也只能是中国的传统国教———道教。他跟佛学是无缘的。）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着一根又粗又深的爱国主义红线———中国文化的持续性令世界为之瞠目结舌，吴子玉不是这种文化的敌人，而是他的忠实信徒，其爱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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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吴佩孚的拒敌诱降在蓬莱籍的著名人士中决非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老乡”跟他竟不谋而合，都采取了同样步骤。

　　例如曾经是他的部下的于学忠，在任华北军第一军团指导、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天津市市长时，日军曾用拉拢、暗杀等手段迫其就范，但于皆不为所动，“所行皆与日军针锋相对。”

　　又如曾经充当吴佩孚戎幕的孙丹林，在七七事变后曾被任命为特派员，代表国民党外交部赴日交涉。日本政府欲邀请他担任伪职，被孙托辞推卸。

　　著名实业家、火柴大王丛良弼在日军侵占青岛后，曾被多次邀请出任伪青岛市市长兼商会会长，均遭其严辞拒绝。

　　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蓬莱老乡都很有志气，很有骨气，决不任伪职，决不当汉奸!这一点我们胶东人是颇为自豪的，我们可以不无自豪地说，胶东这块神圣的土地决不出汉奸。即使那赵保原（他是蓬莱芦洋大赵家村人）反共极其猖獗，双手沾满抗日民众的鲜血，但也不敢公开投敌，更不敢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子。他有所畏忌，怕胶东民众那颗“心”。

　　吴佩孚在人生的终点选择了舍生取义的道路，是养育了他的胶东这块沃土给予他的厚爱。有了这样一个“亮点”，我们更应当感到的是作为胶东人的自豪。吴佩孚作为历史的过客匆匆地走了，留给人的思索应当是怎样发扬胶东的历史传统———这便是我们讨论“吴佩孚之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