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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宇宙 知名专栏作家
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世界上的一切变革都不是封闭进行的，而是遭受了某种共同变化的影响：譬如正值中国北宋王朝遭受掠夺水草资源的契丹、羌和女真诸民族轮番侵扰的时候，玛雅文明或因干旱而消亡，欧洲游牧民族转身变成了农耕者……盖因当时全球气候突然变暖，不同地区均发生了“蝴蝶效应”式的反应。
主流文明的进程也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抵达了同一个转捩点。譬如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进行那一场影响深远的“梭伦改革”时，在遥远的东方，稍早前管仲为他的国君也进行一场基于王道霸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雅典的梭伦改革之所以影响深远，盖因其剥夺了贵族特权，以选举为基础，由有产阶级组成了400人的议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基础。并且梭伦所颁布的“解负令”规定平民所欠债务一律废除，沦为债奴的一律解放，被卖到国外的由国家出钱赎回，永远禁止以土地和人身作债务抵押，这就使雅典平民永远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危险，类似于中国商朝民众一样因债务而丧失的自由得到了拯救。
给予公民以民主和自由，以建立银币制度、统一度量衡、推进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发展诸政策实现了经济繁荣后，雅典人自给自足的旧理想开始瓦解，一个全新的时代被梭伦之手开启了。
然而令后世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梭伦改革当中还有一条并不那么重要却非常显眼的内容，那就是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实行官妓制度。西方“民主之父”梭伦由此也成为了西方的“娼妓之父”。
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它的巧合。据《史记·管晏世家》记载，管仲在齐国施行的改革内容，也包括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等内容，除此之外，管仲也像梭伦一样，不但是中国的“法家思想之父”，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娼妓之父”。
熟悉中国娼妓史的人，譬如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大都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全国各地的妓院几乎都供奉着同一个祖师爷，那就是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娼族祀管仲。”
中国娼妓史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管仲开创了中国的官营娼妓业，他们的主要证据是《战国策·东周策》中的一段文字：“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内闾”，即是妓馆。依照周制“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计算，齐桓公宫中的娼妓数量相当惊人。
管仲创建官营妓馆的主要目的，据说是筹措军费、增加国库收入。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中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集续集》中则谓：“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女闾”另外的作用，据后世的分析，大抵还包括吸引天下商贾和人才，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四方之人，归君其犹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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