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文抗击日寇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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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吉星文首先还得从他族叔吉鸿昌谈起。1913年吉鸿昌投军入冯玉祥部队，之后逐步升任为冯军将领。吉鸿昌升迁后不忘家乡，先后出钱为地方办水利、办学校，深得地方人民爱戴。在他任师长时回老家扶沟县吕潭镇，地方欢迎场面十分盛大。吉星文看到叔叔的荣耀和光彩，敬慕之心油然而生。从此立志报效祖国，效叔叔之为人。就在那一年冬天，他投入冯玉祥部队骑兵营当兵。由于他身材硕伟，勤奋好学，很快就被所属长官重视与提拔。吉星文任骑兵连连长时，在甘、宁道上行军，一个星期没有东西吃，士兵们连累带饿病倒一半，他自己忘却累饿，亲自照顾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偶尔兄弟们寻些野生食物，他总是煮了先给患病的士兵吃，然后再分给大家吃，他自己却吃得很少。士兵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他那一连兵，除了病死两个外，其余都达到了目的地。
  喜峰口对日作战，是自“九•一八”以后以弱势装备击败强劲敌人的第一次。这次战役，战果丰硕，震惊中外。喜峰口作战的指挥官是三十七师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打硬仗的是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大概是3月11日夜，吉星文营奉命绕袭敌后，配合二一七团作战。吉营奉命绕过日军右翼，于清晨4时，分别攻战王冢、瓦房等村，并将村中宿营之敌，悉数歼灭，缴获小口径炮多门，机枪十多挺，这是一次完全彻底的胜利。喜峰口战之后，政府奖励有功人员：赵登禹升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升一零九旅旅长，吉星文升二一七团团长。时，吉年不过24岁。
  1937年7月7日下午7时左右，住丰台日军木青直大队，借口在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突然向我守桥头堡部队袭击，并将桥头堡垒占领。为了掩饰真象，同时包围宛平城，提出要进城搜查之交涉。“七•七事变”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芦沟桥和宛平城都是吉星文团的防地。吉团长接到桥头堡丢失的消息后，并未上报，因为他对当时平津的局势有很清楚的了解。他知道宋哲元不在北平，对日军的挑衅，没有人敢出来决定如何应付；更想到丢掉芦沟桥的消息一旦传出，将使整个平、津震动，那时事件的处理，将更加困难。在他心里一个大前提是：“芦沟桥不能丢！”于是，他将日军要进城搜查的事，请专员王冷斋予以周旋；宛平县城防务交由苏团副（即中校副团长）负责；自己带随从一人悄悄出城，直趋三营营长金振中的营部，并立即召集连长以上的干部讲话。吉一方面分析眼前形势，一方面宣布要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团长亲自挑选出150人，分编成5个组。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1把，由副营长郭振威率领，利用夜色潜行，限8日晨4时进入攻击准备，看信号发起攻击。同时命重机枪连占领两侧高地，掩护敢死队攻击，并适时将火力往敌人后方延伸，阻止敌人逃窜。日军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无人负责并威胁着要进城搜查的情况下，吉星文会采取攻击行动，而且又来得那样快速。就在日军疏于戒备的情况下，敢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和阵地交通壕，一下子摸了进去，分别用手榴弹、大刀和刺刀，在20分钟内，把数十名日军全部消灭，无一逃生。日军吃了大亏，当天竟毫无反应。吉团长对上级的报告，也轻描淡写地说：“昨夜犯我桥头堡的日军，已被我逐退，现在正在加强工事中。”自7月9日起，日军数度施行炮击，并曾多次进行小规模试探性攻击，均遭击退。吉团长坚守芦沟桥直到7月26日下午6时，始在日军强力要求下，奉命将防务交给地方保安部队。芦沟桥在吉团长撤退数小时后就丢掉了。
  关于芦沟桥事变，这件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事，由于情况错综复杂，至今仍存在着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当时作战双方都隐蔽真象呢？为什么华北当局轻轻地把吉团长争取来的3周准备时间，给白白地浪费掉？至于吉团长方面，更有着“不足与外人道”的困惑和苦衷。当时宋哲元为了避开日方“华北特殊化”的纠缠，借口扫墓回山东乐陵去了，军政事务交由北平市市长冯治安代理。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因兼河北省主席驻在保定，一零九旅旅长何基丰正主持大学生军事训练。吉团长本人刚从南京军校结业，回到防地才一个星期。如非大智、大勇、成竹在胸，怎能有处此国家荣辱存亡关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之举！这实在让人感佩。战史记载：宋哲元当时指示吉星文说：“芦沟桥就是你的坟墓，必须守着它。”实际上这句话是宋哲元回到天津后指示秦德纯转达给吉团长的。那时的吉团长已经名满天下，是全国敬仰的英雄了。那时胜利带给吉团长的并不是欢笑。因为华北当局只向和平解决的方向走，并无作战准备。天津市长张自忠和日本支那驻屯军当局达成的3项协议即将签字。那张纸一旦为当局承认，可能就是吉星文的“死亡判决书”。写到这里，我毫无夸张的意思，请读者查查台湾出版的蒋介石秘录十三册13页和第20页第11条、第12条的协议书，前者说华北要处分“责任者”，后者直接说是“惩凶”。谁是“责任者”？“惩”的什么“凶”？读者当然会恍然大悟了。吉团长当机立断，视个人生死事小，国家荣辱事大，毅然决定要为历史负责，先把芦沟桥的战况，向全国袍泽作个明白交代。于是他请苏团副用电话通知各报记者，到第三营防地作实地观察，碰巧日军那天用大炮连续向我阵地轰击，一发榴弹呼啸而至，恰落在吉团长身侧数十米处。记者们早伏地掩蔽，吉团长却站在那里丝毫未动。其头部、颈部均被弹片击中，他十分镇静地一方面让护兵替他包扎，一方面和记者们谈笑自如。这给了记者们很好的镜头和题材。第二天各报第一版都是吉团长受伤的照片和抗战情况的报道。民族英雄之名，获得全国人民的赞颂和政府的肯定。
  1938年5月初，七十七军经过整补后，奉命开往安徽省宿县集合，准备迎战向蒙城北犯之敌第九机械化师团。吉星文（这时已是旅长）先到宿县后，立即奉命向涡河急进，占领赵家芦沟集（真巧这里也有个芦沟）之线，拦截敌人北上。吉旅长连夜急行军，但仍然赶不上敌机械化部队的快速，等到部队到达目的地，日军早已占领了那两个集镇。吉旅长为了完成任务，决心向敌人发动攻击。吉旅长将全旅及配属的一个团组成两组，全部投入战斗。吉旅长亲自指挥一个组，进攻赵家集。那个时候我军的装备，用来攻击敌机械化部队，实在形同自杀。日军已探知我军行动，将战车用麦草堆成小屋来伪装，机枪架在树上或屋顶上，只有少数前哨诱使我军入伏。
  吉旅长针对敌军部署，以营为一战斗正面，班、排为一战斗小组，必要时得独立作战，尽量利用地形接近敌人。从四面八方向集中心推进。天亮之前，所有部队都很快进入集镇，将敌人缠住，使敌人的空军及炮火都无法发挥作用。当我军进入敌预定火网时，敌战车、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发射，我军虽心理上已有准备，但仍然遭遇到很大伤亡。愈向内，火力愈猛，前进更困难。这时各战斗小组都充分发挥独立作战能力，找敌人个别目标，往返冲杀，逐屋争夺，以大无畏拼搏精神，挫败敌人之锐气，使敌人有很大伤亡。从拂晓激战到黄昏，吉旅长才下令撤到预定地点集合。清点人数，阵亡者，营、连、排长达50余人，士兵达1300余人，伤者未计。吉旅长目睹惨状放声大哭。当时他看见环立者亦掩泣，他突然从随从军士身上拔出手枪，欲行自杀。幸有在他身旁的贾副官眼尖手快，双手抱住了吉旅长，让其他随从把他的枪夺下，随即牵来两匹马，硬把吉旅长拖上马背离去。吉旅长因思念他一手训练出的干部和士兵，两天没吃东西，对人也极少说话。事后我们才知道，由于吉旅长的英勇指挥和官兵们勇敢拼搏，有效地阻止了敌机械化部队的快速北上，使整个徐州大军能安然的转进，那功劳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就在转进途中，吉旅长接到命令，升任为一七九师师长。
  吉将军身材魁梧，风度从容，笃厚稳重，平易近人。因此，所有他的长官和部属都喜爱他。如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冯治安，还有陈诚、胡宗南等，对待英勇善战的吉星文将军，都视如子弟。每次军事会议或视察过后，都要另行召见，详询生活及抗战情形，并摄影留念。1936年元旦，宋哲元为了展示他苦心训练军队的成果，曾在北平举行过一次阅兵大典，柬邀中外贵宾数百人观礼。这次大阅兵的指挥官，就是三十七师的上校团长吉星文，这是出人意料的。照理讲：1万人以上的阅兵大典，至少需要少将以上级别的指挥官，才够份量，可是却选上了吉星文，这就是因为他具备了入选的条件：第一，吉星文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训练，有指挥大部队的能力。第二、吉星文年轻力壮，身体健硕，精于骑术，娴于口令，骑着骏马，闪耀着指挥刀，给人一种威严的感受。第三，他天生是一个大嗓门，音长而清远，可以说“响彻云霄”。在那时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要使1万人的部队，在一个口令下，一致表演动作，没有差错，发口令者，只有吉团长是最佳人选。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阅兵场上，吉星文真是大将风度。他指挥若定，从阅兵式、分列式到集合听训，整个过程，他指挥得井然有序，博得在场来宾和观众的齐声赞叹，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团的“关注”。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选定在吉团的防地发动，也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马业精，原在台湾军界任高参，现已退役在台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