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与《东观汉记》中的《蔡伦传》

芳汀

?  《后汉书》与《东观汉记》中的《蔡伦传》  　　一、《后汉书》与《东观汉记》并存680年，屡经相互技校，两书《蔡伦传》词句基本相同。
　　反对蔡伦造纸为发明的文章从一开始就认定《后汉书·蔡伦传》中的“造意”二字是范晔对《东观汉记》原文的篡改，理由是《东观汉记》原书在宋代已成佚书，现有辑本是明清作者补遗而不足为证。相反，这些文章却搬出随世南、唐欧阳询、徐坚等人的类书短句来证明《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无“造意”二字．这种考证方法很难为史家所接受，也不符合各家后汉书在南宋之前曾经长期并存多次互相参校的史实。
　　这里笔者先从《后汉书》卷末所附历次参校补注者后记中摘录北宋景佑（1034一1035年）年间的一段记录原文（标点与托孤内文字为笔者所加）：景祐元年九月，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印两汉书，文字舛伪，恐误后学；臣谨参括众本，旁据他书，列而辨之，望行刊正．用送翰林学士张观等详定；闻奏又命国子监直讲王诛与靖偕赴崇文院地对．谨按后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胜、孟冀作世祖（即光武帝）本纪及建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充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又命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并单于、酉羌地理志；又边韶、崔是、朱穆、曹寿作皇后、外成传、百官表及颁帝功臣传成一百二十四篇，号曰汉纪；嘉平中，马日碑、蔡巨、杨剧、卢植续为东观汉记．吴武陵太守谢承作汉书一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秦始（晋武帝司马炎266—274年）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又散骑常侍华侨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调部邮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江山松作一百卷．至来宜城太守范晔益集诸家作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凡百篇；十志未成，晔被诛，至梁世，有判令刘昭者补成之．唐章怀大于贤诏集当时学者右底子张太安、洗马刘淑言、洛州司户参军本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立一、史出诸、周宝宁等同注范晔后汉书；仪凤初上之，诏付秘书省，传之至今．靖、诛悉取馆阁诸本参校、二年九月校毕，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损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这篇由北宋余靖、王洙写的校后记明白无伪地写了由东汉历朝史官相继记录而成的《东观汉记》与东汉以后各家后汉书的统伍与补注经过；而且一直传至北来，存崇文院他阁中．余靖与王洙在《宋史》中均有传记载此事．而为什么在《宋史·艺文志》中只记录范晔《后汉书》与《东观汉记》残卷呢？因为《宋史》是南宋灭亡后由元中书右丞相脱脱所修．笔者认为各家后汉书与《东观汉记》的扶亡可能是北宋靖康（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开封府禁城时曾用火攻所焚，或在次年快做二帝北虏时被掠散失．《宋史·铁宗纪》在靖康元年内记挂：“全兵发城，众告披靡．全人仅用黄诸门，……宦者黄经自赴火死”．靖康二年内记载：“金人胁上皇北行，……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办…··车格、卤湾、冠服、利器、法物、……乐器、家田、九点、人宝、拉区、浑天仪、用人刻员、古器、景里它供雏、太清楼秘阁三论书、天下州府图及。…·府库有积为之一空”．《宋史·艺文志》载：“追夫对廉之难，而宜和馆同之幼苗然床边．高宗移因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拉访过闭，展优献书之出，于是四方之成稍稍复出，而清阁编辑日益以它矣．”
　　以上记我说明北宋馆存《东观汉记》及各家后汉史书是靖康时佚亡；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所载之书目是南宋商宗赵构在杭州建部后重新收集的．由于北宋印书业发达，华并在北来庆历（1014一1048年）时巳发明活字版．余划于1035年参校《东观汉记》订正《后汉书》后上奏“望行刊正”，就是请朝廷再版印刷以取代原先由“国子监所印两汉书”．《后汉书》发行全国，其版本被南宋秘书省收集而流传至今．这个版本就是唐李贤组织校注的《后汉书》．　　
　　其次再看看唐李贤校注《后汉书》的情况．有人说：《东观汉记》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143卷，到《书·艺文志》中记载则为126卷，说明、东观汉记》从唐朝已开始缺佚。官下之意，唐代校注的《蔡伦传》也不完全与《东观汉记》原文相同．
　　田以北朝统一全国，建都北方的汉、魏、晋、齐、周、各朝编撰的史书保存收集较全；加上向朝两帝均重视经瞩．《瞩书·经范志》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以重赏收集民间书籍，召天下工书之士抄写．杨帝即位，又将秘图之书抄写五十例本分成新建存书阁．所以《宋史·艺文志》称：“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精良则皮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代表了后代史家的评语．
　　访朝建国不足三十年，公元617年，扬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教，十三岁的恭帝继位，次年禅位于唐．所以隋朝的存书全部归于唐．唐建国才五年，令狐访案就奏请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后来《用书》的纪传由说征所根．志由公孙无忌等撰，从太宗贞观三年开始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是离隋亡不到四十年之内约成的．《阳书·经警志》记载后汉书共11种886卷．包括《东观汉记》143卷、范晔撰、刘昭补注《后汉书》125卷等．唐初之在书按《新唐书·艺文志》之记载：“敢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达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结写起于内库，以富人掌之．”所以在安禄山天宝之乱以前的初唐盛世，包括各家后汉书在内的所有存、书都会完好无轨藏书最盛是在唐玄宗开元年代（713一741年）正是因为初唐“盛世修史”之风与各家后汉史书并存于秘阁，使高宗之子李贤诏集诸德共注范晔《后汉书》，于仪凤初（676年）完成；此时离《隋书》完成也不过二十年．因此笔者认为，李贤等注《后汉书》时参校了《东观汉记》143卷；至今《后汉书》各传中注有“东观记曰”、“东观记为—…·”、“案东观记云”者不可胜数．而《蔡伦传》中未注上述词句，正好说明其内容与《东观汉记》相符合．从《后汉书》所附校后记及格塞、延笃诸传可知：由当代人记录东汉二百年人物史料传记的《东观汉记》是由几代人分批完成的，书名是最后一批作者所定·从作者年代推算，《蔡伦传》是在蔡伦被昭雪后由边韶、崔定、朱穆、曹出、延笃等这一批作者所撰的114传记之一，这与《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载《蔡伦传》由捏造、曹寿、延笃于零帝元大元年（151年）所撰相符合．此时离蔡伦之死才三十年，而且崔之父崔接与蔡伦同朝为官，父子对蔡伦的才能技艺成就是很了解的．
　　崔宝提倡发展手工业以利国计民生，他任五原（今内蒙包头百北）太守时曾推广麻纺织；其名著《政论》被范晔评为“指切时要，言带而确，当世称之”．《政论》中有一段话。“传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旧时水平、建初之际，去战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用优饶，主者用亲，教官兵牢劲格利，有蔡太仆之誉及龙事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这一段是写武器制造，官兵指官府兵器，主者指主持制造者．据笔者所考，蔡太仆当指蔡伦．永平、建初是东汉明帝、章帝年号，蔡伦巴人宫，后来主持尚方今躬亲制造过器剑，生前任长乐太仆与龙亭侯。太仆居九卿之列，故崔进称之．《政论》中还引用《礼记·月令》语：“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崔室当过大将军梁冀的周官司马，可能见过以蔡伦刻名的专剑．
　　因此，由进宝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蔡伦传》当以记载蔡伦精工制造器剑与造意造纸为主，作为能工巧匠与造纸之功而立传．范晔写《后汉书·蔡伦传》源于《东现汉记》原文，并未夸大其词．与范晔的南朝宋南北对立的北税时期，历思地在《齐民要术》中称“蔡伦立意造纸”，改“造意”为“立意”，是避免一句两字相同，为文章之忌，亦可为《东观汉记》原有“造意”之分证．
　二、以《北堂书钞》等类书摘录否定《蔡伦传》原文，难以为史家学者所接受
　　范晔死于公元445年，至北宋靖康（1126年）长达681年之间，后汉书》与《东观汉记》并存于世，史官学者读此两书者不可胜数，未见提出文字勘误．而隋实世甫《北堂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和你坚《初学记》三种类书都只摘录一句短句：“《东观汉记》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察侯纸也．”现在成为某些作者否定原文之依据．类书，相当于现在的工具书或手册，类似图书、资料、情报部门汇编的题录索引或内容提要，可供读者寻检原作．类书是从众多著作搜辑剪裁，兼收博采，无须一字一句的摘录；它不可能完全取代原作，更不可能否定原作从上述《书钞》、《类聚》等书名就可看出属于类书．
　　类书是各类著作不断增多达到汗毛充株以后的产物，有利于指导初学者选读原书与增广知识。我国历史上出现大量类书之后，也发生过只重类书屏弃原著之倾向，引起史家学者对类书的反感与蔑视，顾亭林、章学诚曾经痛斥类书行而学术荒，有些老师宿德还禁止学于用类书，甚至有人讥类书为“兔园册子”。《四库提要》对类书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指出其弊病：“此类一兴，而操觎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种贩，实学颇荒．”又肯定其作用：“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造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现断壁，至格抬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
　　笔者认为《四库提要》的评价是客观的．《北堂书钞》的作者虞世市原为陈朝旧臣，陈灭归隋，隋亡又旧唐；他利用隋唐书籍最盛的条件，分十九类进行抄摘．后人认为他汇编书钞的体裁始于《皇览》，即类似t皇览》、《修文用览》之类供帝王测览之用．所以他摘录蔡伦造纸短短的二句条文，竟包括一生的三个官阶（黄门、尚方、侯），而把“造意”与造纸原料等重要内容略而不摘．后来唐代作者也招拾不穷照抄他的条文，并没有再去查阅《东现汉记》原文．用世南毕竟只是个经籍学者，不如北魏农学爱贾思挽着眼于技艺，《齐民要术》只摘录“蔡伦立意造纸”六字却比他便切原文要点．
　　总之《北堂书钞》等类书毕竟是残现断壁，在《东观汉记》原本缺佚之后，用之旁证原本有记载蔡伦造纸之事则可，用以否定原本无蔡伦造意之词则不可取；因为用类书去否定原著之举一向为史家考证所忌用．有人以出上麻纸被断代为西汉之报道为据，提出“一百条考证没有一件事实顶用。”虽然考古发现可起补史、证史之作用；但迄今为止，即使承认历次出土麻纸断代无误，仍难以否定《蔡伦传》中“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之句；再退一步说，即使略去造意之句，尚有许多文献记载蔡伦始制定纸、网纸等，难道这些纸不得造意、不算发明吧？《蔡伦传》源于《东观汉记》，由东汉同代人为蔡伦作传，内容用句均切实可信．以类书摘录或出土报道均不足以否定正史．
　　　　　　　　（陈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