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徐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重庆大学

    百家姓友情提醒： 本帖被 徐勤友 执行置顶操作(2009-01-15)     徐永生(浙江省东阳市学者)

一、历史悠久的徐国

徐国地处山东南部、江苏、安徽的大部，历史上属东夷活动的地区。溯源到黄帝时代，东夷部落首领蚩尤多次和黄帝发生过战争。当时所谓战争，尚不存在明显的是非意识，因为人类刚从分散的、个别的对大自然作生存搏斗，开始转移到集群的部落状态，部落与部落之间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碰撞和争斗。黄帝杀死蚩尤并非如后人所述那样是正义战胜邪恶。但后人为了“正名”、“正统”，“理顺”关系，把蚩尤描述成“叛逆”“妖魔”。黄帝杀了蚩尤并不是说炎黄族与东夷族势不两立，而是同炎帝与黄帝、炎帝与共工、共工与蚩尤的战争一样，是一种部落成长中的碰撞、分裂和再组合。例如：少昊是东方部族太昊的裔族，在华夏族中威信较高，黄帝崩后少昊为帝，不过时间短。少昊崩后，举荐自青少年时就辅佐其政的裔族首领颛顼为帝。而尧、舜、禹时的舜则是颛顼的第六代孙，都应归属东夷族。其他如皋陶、伯益等都参与华夏联盟的部族领导工作，伯益还曾经被推荐为禹的接班人。夏·启封伯益小儿子若木为徐，是东方嬴姓徐、奄、郯、江、黄等部落国之祖。《左传》僖公十五年，称徐是“诸夏”之一。殷商对徐及同姓诸侯服王事有功，特别为之祝福。卜辞中有“惟夷方受佑”的祈求。
西周时期的东夷和淮夷，实际上都是以徐国为核心的。商朝后期，以徐为首的东夷部族称为“人方’’或“尸(夷)方：，在当时已经强大到震动商晚期的几位君王，遭到征伐，发生年长月久的战争。西周乘机而起，西周克商，自承“天命”，占据中原，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当乂民”。西周分封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占五十又三”。以徐为首的夷方不服气西周的排斥。周武王把最能干的弟弟周公旦分封到奄(今山东曲阜)，把开国第一功臣姜尚分封到薄姑(今山东临淄)。奄和薄姑都是东夷活动地域，西周无非是把徐国及东夷、淮夷同姓诸国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
西周初期称东夷部落为东尸或东国。到周穆王时，在西周和鲁、齐诸候的协力征伐下，徐国退出山东南部领域，活动重点放在淮河中下游地区，金文中记载征戍淮夷最早的是在穆王时期。
从周公旦开始，成王、康王几代中，西周和徐的战争是最频繁的。徐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徐国的驹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徐的后人为“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而自豪。
鲁侯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经常不断地与徐戎磨擦，《尚书·费誓》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
《竹书记年》记载：周穆王六年(公元前970)徐子诞来朝，锡名为伯。西周立国，正统思想泾渭分明，对“王”的概念重新明确，“王”只能“一人”、“余一人”、“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唯我独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宗法制度极为严格，公、侯、伯、子、男等级观念十分清楚。徐自夏起一直自称为“王”，徐偃王是徐国影响最大的一个首领。他尊奉西周，也不过从“子”锡名为“伯”，他曾服国三十之多，如何叫他口服心服。西周和徐方的战争一直延续到西周衰亡。《诗经·大雅》有好几篇是记述西周与徐方的战争。《江汉》《常武》等篇就是专门记述周宣王对徐的征伐，“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在西周对四边的战争中，数此为最的详尽记录。
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徐偃王这个名字的古籍是《尸子》和《荀子》。《尸子》书已迭亡，但在《史记·秦本记》集解中引有一条：“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山海经·南山一经》“缓翼之山”条下注引有一条：“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都多列于庭。”


在《荀子，非相篇》也有关于徐偃王的描述：“徐偃王之状目可瞻马(‘马’或作‘焉’)。”在这段文字里，把他同仲尼、周公、皋陶、阅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同列，似乎认为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韩非子《五蠹》和淮南子《人间训》里都说徐偃王“行仁义”、“好行仁义”，楚庄王称他是“有道之君。”
《史记·秦本记》中说：“徐偃王作乱”，是为西周伐徐做藉口。徐偃王不是好战者，西周军事征伐一开始，他就为顾全“民”(百姓、奴隶)生死安全，不忍斗自动弃国逃亡（见《水注经·济水》)。
《纲鉴易知录》称：“徐子(偃王)将死，曰：吾赖武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徐偃王逃到江南，在浙江残留许多古迹和传说。《至元嘉禾志》：偃王庙“在县(嘉兴)西二十里，偃王逃之会稽，王之宗族尝散在邑者，故后世为庙以祀。”《成化四明郡志》：“隐学山在鄞县东钱湖畔，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此。”王十朋《会稽赋》：“翁洲(舟山群岛)访徐偃王之庐。”《元和姓纂》记载：于潜县(现临安)大姓徐氏，是“偃王之后，为杭州望族。”宋·《嘉定赤城志》“徐偃王故城在黄岩县东南大唐岭东(今属温岭)，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台州府志·古迹》：“偃王故城在太平县(今温岭)西北三十五里，又县南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即偃王将也。”《龙游县志·古迹》记载：姑篾故城、姑篾故宫、姑篾子墓和徐偃王宅的遗址。
徐国在西周步步紧迫之下不断南迁，到了春秋已经势尽力竭，先楚，后吴，列强不断侵扰，终于在公元前512年亡国。不过这时，西周也已衰落，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开始的东周，标志着春秋战国的开始。群雄并起，强国林立，东周奄奄一息，中国历史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经济发展的徐国

徐在西周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他地域五百里。<诗·大雅·常武)篇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目前，在浩浩茫茫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到徐国的具体经营状态，如经济、生产方面的文字。但是我们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考古中，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东西。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命令)，则即刑戴(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珍宝)。元(大)龟象齿，大赂(进献)南金(质优的青铜器制品)”为尾结之句。
徐国经济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
徐国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在廿世纪50年代之前，据资料就有廿四件之多，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等方面，例如：“徐王鼎”、“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都是有铭文的。其他还有殷“徐伯鬲”、周“徐偃侯旨铭”、“徐偃王壶”、“豆形兽尊仪”、“徐宝蕴”、“大徐王寿铭”、“徐冠卑”、“环头大刀”之刀头。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国晚期(春秋时代)的东西，而徐国鼎盛期在西周，那时候的徐器想已在战乱中被掠夺、进献或散失，到目前为止尚不见批量出土、闻世、发现。


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系徐子“氽”随葬之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县出土三件青铜器都是徐国的遗物，其中有一件铭文18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炉盘。”炉盆就如现在火盘，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借。1982年在绍兴发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中有三件铸有铭文，这三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缶。缶的肩部有—周铭文因残损未能释读。炉的底部有铭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样。鼎的器盖与器肩各有相同铭文44字，标明徐肴尹自作汤鼎。据考古学字考证，肴尹可能是管理祭祀的官。
关于青铜器，古代有“蚩尤作兵”的传说，东夷部落是蚩尤等的后裔，徐器制作曾经处于领先和承前启后的位置。徐器继承了商器的传统。例如：商器没有钟、只有铎，铎形状与钟已相同，但比钟小、口是向上的，有柄，执柄而敲鸣，如有铭文一般都刻在柄上。从西周开始才有口向下的钟出现，徐器“徐髂尹征”自名征城，就是考古中的句耀，句耀是铎的音变，在浙江绍兴出土有越器句镏，当系受徐器的影响。徐器也善于学习和模仿西周的青铜器制作，仰慕西周的礼制和文明。在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等地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同于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都带有棘刺类密集的变形动物纹及具有几何印纹、陶纹特点的细密花纹，徐器的中间过渡是难以否定的。
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注)：“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三、文化进步的徐国

根据近代史学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殷商。继承商文化主要的是西周、宋、徐、楚。郭沫若先生指出：中国的真实文化期起源于殷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后分为二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在北部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发展，西周三百六十余年间南北是抗争着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当成蛮夷，但南人并不是那样的蛮子。显然，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夏、商就存在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郭沫若(历史人物)一书中，明确地说：“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了徐楚了人影响，吴的支配者虽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们初到吴时也还是半个蛮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传播殷代文化在中国南部发展的。”
徐国有很多古器。古器上的铭文和西周出土的东西不仅没有多大的差异，而且具有一定的特色。例如：“义楚钟”释成现代是“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涛儿，余迭斯于之孙，余幽洛之元子。曰，呜呼敬哉!余义楚之良臣，而逡之字父，余领逡儿择吉金铗铝，以铸和钟，以追孝先祖，乐我父兄，饮饲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铭文中作了世系的排列，展现了家庭和睦、欢乐的场景，紧凑扼要，可见当时徐国文化进步之一斑。再看徐器“吮儿钟”的铭文用现代的文字释出是：“隹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吮儿，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孔嘉元成，用盘(音乐伴和)饮酒，和会百姓。涉于威仪，惠于明祀。吾以晏以喜、以乐嘉宾，及我文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像这种四言为体、气势豪放、尾押叶韵的韵文是徐器铭文的一大特色。出土于湖北的“王孙遗者钟”和“吮儿钟”铭文很相似，原文用现代语释出是：“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余宏龚舒夷，畏忌翼翼，肃哲圣武，惠预政德，淑于威仪，谋猷丕饬，阑阑和钟，用晏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余恁吾心，诞我余德，和渗民人，余敷旬于国，煌煌熙熙，万年无期，亿万子孙，永保鼓之。”所谓“遗者”，据“遗容双声，者居叠韵”，可能是《礼记．檀弓》写的徐人容居。容居不是徐王，但是某一代徐王的遗支，徐国的贵族，在铭文中显示徐国的豪迈、又表露出他为臣的小心和辅政的细腻。公元前574年，邾娄考公李礼，徐君使容居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欲行王使进侯王之座。邾娄国掌司者恶其潜比王使，拒之曰：“诸侯之来敝邑者，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鲁不敢忘其祖。”说得堂而皇之，气理充足，显示了徐国的气魄。以他的身份铸造和钟，实不为过。

1982年在绍兴发掘一座东周(春秋)的大型墓葬，取得的“徐肴尹汤鼎”，铭文释成现代词语是：“隹(唯)正月吉日初庚，(徐)郐肴尹二，自(作)汤鼎，宏良圣(巧)，余敢敬盟祀，津涂俗，以知邱辱，寿身彀子，眉寿无期，永保用之。”这是一个过去管理祭祀的官，国破逃亡铸器铭以示誓词，誓词中表示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耻辱。和这件徐器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令人瞩目的瑰宝，是一座铜质房屋群型。这只春秋时期建筑文化缩影的青铜器在我国出土文物考古史上属罕见的。全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深11．5厘米。三开间，明间比两侧次间宽0．3厘米，三间进深相等，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型明柱两根。东西二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宽3厘米、高1．5厘米的小窗。屋顶作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图腾柱，柱高7厘米，断面作八角形，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室内还有六个裸体乐人，分前后两排。前排东一人面朝西，臀后有明显的股沟，右手执槌，左手前伸张指作节拍状，前置一鼓架，上悬一鼓。前排中、西两人面向南，双手交置于小腹，作引吭高歌之状。后排东一人面朝南，双手捧笙吹奏，中一人膝上置一长条形四弦琴，右手执一小棍，左手抚琴，西一人右肘依于一横置四弦琴尾，拇指微曲作弹拨状，左手五指张开正以小指抚琴，六人都留长发，显然与当时吴越“断发纹身”的风俗不同。徐国虽属夷，但生活习俗已和中原人士无大区分。《左传》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迎)吴子”说明徐人原来不断发，为了表示投降，随风易俗，首先断发。整件青铜器的设计艺术、制作水平显示了徐国超群的文化素质。这些裸体乐俑，神情质扑、安详欢愉，体现了人的原始美感，又与西周中原礼俗迥异不同。
徐国的文化进步还可以从徐偃王“仁义亡国”的典故看到一斑，“仁”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卜辞上。《商书·太甲》下有“怀于有仁”，仁的起意是把人当作人。
在奴录社会里，国王是大奴隶主，公、侯、伯、子、男等是小奴隶主贵族。臣、仆、奚、奴、妾是家内奴隶(高级奴隶)。大多数人称“众、民、庶人、人鬲”等，是生产奴隶。奴隶一无所有，连自身也是奴隶主、贵族的私有物，可卖、可杀、可陪葬，一辈子劳役命运比饲养的家畜、家禽还悲惨。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奴隶主之间的战争，把另外一些奴隶主贵族沦为奴隶，因此，奴隶阶层也在起着质的变化，奴隶的暴动层出不穷。对奴隶的暴力行为增加了以说教为内涵的理喻行为。从“顺”到“仁”，以诱引“民”(生产奴隶)自觉地厚道、顺应至上，可以升为家内奴隶，家内奴隶忠心耿耿，干出成绩来也可以进入贵族阶层。一些明智者考虑到“仁”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需要“义”来配合，“义”的内涵是劳力者尽力，主人者义舍，企图缩近奴隶主与奴隶的人际关系。
历史文献中有称赞徐偃王“行仁义”“好行仁义”。当外强压境，徐偃王“不忍斗，弃国逃亡，民(奴隶)随万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故此《人间训》说：“夫徐偃王为义所亡”。
徐国的仁义传统还可以从吴国王子季扎的一个典故来作补充说明；鲁襄公廿九年，季扎出使上国，北过徐地。他与徐君既是朋友又是亲戚，他带着一把名贵的宝剑，徐君见了爱不释手，但心知季扎任务是到鲁国，不带上这把剑是不行的，所以不好意思开口要。季扎心里也明白，在他去过回返时特意留下宝剑，准备送给徐君，但是徐君已过世，他就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从者问：“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扎曰：“不然，始吾心已许，岂以心倍吾心哉!”如果平时徐君不是仁义相待，他何必要如此回报一个已死去的人呢!
徐偃王(诞)之后500年左右，中国出了个大圣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根本，著书立说成名天下。孔子出生在殷商没落贵族家庭，一度也曾沦落为奴隶。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活动在东夷地域，徐国彻底灭亡在公元前512年，孔子已有40多岁，因何孔子在一生中未曾提到仁义徐偃王和徐国史迹呢?
孔子述“仁”以“倡正名”为基础，对那种超越名份的行为深痛恶绝，徐偃王为代表的徐国不安君臣本份的作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尽管他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植根于东夷、徐戎的土地上，徐偃王的仁义对他不无影响，就如孔子一生不谈“鬼神”一样，绝口不提“徐”。在他成长过程中，对诸夏所谓传统的上国失去信心。《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种明确的表示曾有多次。《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七岁，听说郯子来朝和鲁昭公谈先祖少昊‘鸟之官’一事，连忙去找郯子，向他请教。事后告诉别人“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四、小结

人类的是非观念是由社会地位、个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大是大非决定于所属阶级根本利益的反映。辩证唯物论认为对世间事物要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事物在不断的变化，它们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1999年10月，在湖南举行“始祖炎、黄、蚩5000年祭庆活动”，不仅体现了炎黄子孙爱国主义的浓浓情义，也再现了人们崇敬先祖、尊老敬幼和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华夏五千年》书中对蚩尤作出中肯的评价，认为炎黄部落和东夷部落的战争，本来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是记载都出自炎黄集团后人之手，才变成‘蚩尤作乱’。(上海辞书出版社33页，1999)。
就事论事，西周和徐国是大奴隶主和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形成春秋分裂不是由于徐国反抗的结果，而是西周本身社会制度发展的结果。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倡导正统观念、以提倡正统观念篡改、扭曲历史真实面貌，只能给后人带来迷茫和误解，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到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