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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程家柽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同盟会的创建者之一，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了推翻封建帝制，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特殊身份，打入敌人营垒，活动于官廷机要场所，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为民主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祖父工作岗位、工作方式只有同盟会少数领导人知道，因而为一般革命者所误解，曾一度谤言四起，而祖父却忍辱负重，毫不介意，继续从事他的特殊工作，直到被袁世凯所杀害，为革命壮烈牺牲，时年40岁。宋教仁为他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方使我祖父的革命事迹大白天下。历史不会磨灭祖父的革命功绩，作为程家柽的唯一后裔——至今还健在的嫡孙女，我觉得很有必要将祖父的事迹整理出来，述略一二，聊慰逝者，同时以告后人。
我的祖父程家柽（公元1874——1914年）字韵荪、下斋，安徽省休宁县汊口村人。少年时代曾经从徽州着名学者胡卓峰,攻读儒家经典，后入武昌两湖书院求学。从那以后，他的民族情绪便开始萌芽，屡与同学谈论“汉满种族之别”。1899年被两湖书院选送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祖父在孙中山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寻访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我祖父抵达东京后，不久进入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出国留学使他进一步开阔了思想眼界，由自发的民族情绪逐步发展成为推翻清朝的革命信念。当时中国旅日学生不过二百人，多数相信康梁的维新说教，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知道的很少。我祖父却倾向孙中山的主张，极力想求见这位革命领袖，以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由于清政府的迫害，孙中山当时旅居日本横滨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踪，我祖父于是便“百计求之，不克一见”（《宋教仁集》下435页）。后来我祖父认识了一个侨居东京的成衣店店主郑可平，此人是三合会会员，又巧与孙中山是同乡（广东省香山县人），在他的引荐下才见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向我祖父详细陈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政治纲领以及铁路建国的经济建设方略。祖父听了这些闻所未闻的革命道理后深受鼓舞，并表示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树党全国，以传播之”，毕生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奋斗。在会面中，孙中山先生指示我祖父联络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伸入会党，组织反清起义军。此后我祖父经常带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去见孙中山，纽永建、刘道仁、吴禄贞、万廷献等人都是经我祖父引荐给孙中山的，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会员。
我祖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自觉地将革命活动置于中山先生的指导之下。1901年祖父程家柽与秦力山、沈翔云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最早公开地提出颠覆清王朝的革命口号，同保守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留学界革命之先河。1902年4月，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我祖父会同章炳麟、秦力山等发起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带领留学生数百人赴会支持，中途被日警所阻，孙中山遂指导他们转移到横滨举行。次年4月，拒俄运动爆发。29日，留日学生五百人在东京锦辉馆集会，抗议侵华联军中的沙俄部队企图长期霸占东北拒不撤兵。我祖父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会后，我祖父被推举为拒俄学生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归国运动员。
1903年秋，我祖父一度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他先后至南京、武昌、合肥串连旧友张通典、潘赞化、刘成禺等，并向刘成禺建议打入武昌新军，策动武装起义。清政府闻知我祖父的活动，于是将其从两湖书院除名并悬赏通缉。1905年我祖父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杂志的问世，扩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阵地。不久，同盟会成立，经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我祖父任该杂志的编辑长，负责组稿及事务工作，很有成果。
为组建同盟会 积极联络奔走
同盟会，全称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以海外华人为主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随着革命宣传的深入，1903——1905年间，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地域性的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迫切要求建立统一的政党。孙中山根据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倡导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我祖父为帮助孙中山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积极联络，辛苦奔走，作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从而为后来成立同盟会铺平道路。
当时孙中山刚结束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1905年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港，我祖父从日本友人处得知消息后，专程从东京赶到横滨迎接孙中山先生，随后又将此消息遍告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早在孙中山抵日之前，我祖父已屡次向去日本避难的华兴会领导人宋教仁等介绍孙中山先生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情操，为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的联合作了准备。孙中山由横滨至东京后，祖父程家柽立即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晤面，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在这次会见时向宋教仁等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黄兴召集各省革命志士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青阳、宋教仁等70余人聚集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协商发起新的革命组织问题。孙中山、黄兴等先后发表演说，接着讨论确定以“中国同盟会”为会名，推举孙中山、黄兴、程家柽、陈天华等八人起草会章，准备提交成立大会讨论。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因为出席人数较多，会场后部座席受压过重而坍塌，孙中山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兆，大家听说都鼓掌欢呼。
8月13日留日学生一千三百多人于东京曲町曲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室内室外挤得水泄不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演说。继孙中山讲话后，程家柽等相继发言。我祖父在发言时，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着重论述了各革命团体联合的必要性，并在会上提出倡议：设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各通商口岸。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宋教仁曾回忆说：“君（指祖父程家柽）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
在迎接孙中山的大会后的几天之内，同盟会会员迅速增加到百余人。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仍在东京内田良平宅正式举行建盟大会。大会通过了黄兴、程家柽等起草的会章及有关文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科长，程家柽为外务科长；改《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民报》。这次会上通过的由程家柽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在阐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之后，指出：“军政府为国戳力、矢信矢忠、始终不渝。”号召全体人民“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阁闾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这些义正严辞的文告，铿锵有力的语言，传播到国内后，极大地震撼了清廷，鼓舞了人民。
深入龙潭虎穴在清廷权贵中周旋
我祖父认为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清斗争。他向同盟会领导人献策，提出各个地区广泛发展同盟会员和其他革命党人，一处起义全国响应，清廷首尾难顾；可在边疆地区域，如广东、云南揭起义旗，清廷鞭长莫及，并可将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海内外；在革命形势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有条件在清廷军政要员中进行策反工作，争取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这些策略在后来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中都体现了其重要意义。
可是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有不少人却主张采用暗杀手段达到推翻清廷之目的。吴樾写了《暗杀时代》来宣传他的主张且亲自实践，但在1905年于北京车站谋刺清廷五大臣时壮烈牺牲。有一部分人虽然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武装起义的办法来推翻清王朝统治，可却并不重视分化瓦解敌人，只凭一股革命激情去拼杀，而不善于运用革命策略。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不久，清政府鉴于革命的活动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施以镇压。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我祖父多次出面向日本政府交涉，揭露日本政府。着名的革命宣传家、《猛回头》与《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毅然投入大森海湾自杀，以表示强烈抗议。我祖父十分钦佩他的革命精神，却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坚定的按照自己的策略思想去为革命尽忠效力。
当时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聘请程家柽回国担任农科教授，于是我祖父1906年2月回国，他觉得这正是实现自己抱负的良好机会。
那时正是吴樾刺杀五大臣壮举不到半年，北京城内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专事把守交通隘口、京城四门岗哨密布，如临大敌，不少有革命嫌疑的人或是了解革命思想的人，都遭到清廷的关押和残杀。就在这弥漫着恐怖空气，笼罩着腥风血雨的紧张形势下，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的程家柽却毅然深入虎穴，执教于北京大学。起初，曾有革命党人劝说我祖父不要冒这杀身之祸的危险，但他认为北京是清廷的中心，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有深入敌巢，才能摸清底细，采取对策。到达北京后不久，我祖父就接到了孙中山通过来华的法国中将卜加贝捎来的信，要求程家柽在北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我祖父更加坚定信念，认真贯彻孙中山的指示，在讲课时用巧妙的语言，把三民主义的要领灌输给学生，并将其中积极者吸收为同盟会会员。
与此同时，我祖父还设法接近清廷的权贵，打进敌人内部。由于祖父程家柽在东京留学时，曾经为某些访日高级清廷官员当过翻译，此时正好利用这种关系接近他们。那时肃亲王善耆掌握着部分军权。而善耆也知道我祖父程家柽学识渊博，在学术界颇有声望，故而对前来晋见的程家柽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面孔，竭力加以笼络，他赞誉我祖父为“学界魁杰”，备道仰慕之情，经常请去交谈，而我祖父也足智多谋，虚与委蛇。一次善耆忽然装出进步的样子，说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表示要作革命前驱，希望程家柽为他向孙中山暗中通款，说得娓娓动听。我祖父深知这些人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会钩挂几方，进行政治投机。而一旦反动势力稳住阵脚，他们又会疯狂地镇压革命，所以设法与其应付，称善耆具有“远见卓识”，能够走在时代前面，表示如果遇到革命党人，一定将其愿望转告孙中山先生，由此掩饰过去。祖父的学识，颇受敌巢中清廷权贵的赏识与重视，加之清廷管学部的大臣孙家鼐（安徽寿县人）是程家柽父亲程承翰（我曾祖父）的授业老师，很想推荐重用我祖父，但程家柽旨在革命，岂肯接受清廷的官爵，因而多次婉言谢绝。有些在他之后毕业的人官至侍郎高位，而我祖父程家柽却十年布衣。不受清廷任何官职，表现出了他志在革命的高尚情操。
利用合法身份 掩护革命党人
我祖父程家柽虽然身处敌人营垒之中，但时刻遵照孙中山先生“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的教导，利用其当教授的合法身份和随机应变的斗争策略，多次掩护过革命党人。
“日知会”是辛亥革命前湖北省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曾经有利地推动了湖北革命的发展。1906年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等回湖北策动响应。由于叛徒郭尧阶告密，1907年1月“日知会”的领导人刘静庵、胡瑛、朱子龙、梁仲汉、张难先等均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并且即将问斩。同盟会员季雨霖星夜潜行来京，求救于程家柽，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我祖父沉思片刻，脑海中浮现出对策，遂即果断地假冒善耆的名义，给张之洞发了一份电报，令其暂缓行刑。电报发出后，我祖父才去见善耆，并将实情相告。肃亲王善耆听说后，勃然大怒，欲加罪于程家柽，我祖父则先不动声色地说：假冒王命实在罪不容诛，不过事关紧急，稍有迟缓，则人头落地，不可挽救；继而又压低声音说：王爷曾经向我表示要作革命先驱，我这正是本着王爷的旨意办事的。然后又大声说，如果我违背了您的旨意，触犯了刑律，请将我交于刑部议罪。这一席话说得善耆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想要发作，有“辫子”在人手里，不作处理，又不甘心，遂闷闷不乐退入后堂。正巧当时还有程家柽的妻子（即我祖母）在善耆后堂正给其妻妾子女教书，祖父通过祖母鼓励善耆妻妾为程说情。终于在这种情况下，善耆也只好不了了之，乃电告张之洞将刘静庵、胡瑛等由斩决改为一年监禁，免予死刑。
忍辱负重 舍身保卫孙中山
1907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艰难时刻，当时党内财力也很困难，甚至连刊印《民报》的经费都无力支出。我祖父程家柽受命赶赴日本与刘揆一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当时革命党人对清廷要员进行暗杀活动较为普遍，《民报》时常刊文加以鼓励。为此清廷王公大臣很怕被暗杀，尤其怕被《民报》点名，成为众矢之的。铁良、良弼、端方和恩铭，正是有些革命者指出要杀掉四个满族官员，《民报》准备刊登一篇文章点这四人的名。我祖父程家柽与刘揆一商议，抓住此机，将这个消息透露给铁良，胁迫其交出纹银万两，否则决然见报。铁良无奈，只好照办。我祖父随即将这笔钱转给同盟会总部作为活动经费，保证了《民报》的继续出报。对程家柽立下的这些殊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竟然散布诽谤谣言，说我祖父变节，一面将《民报》点名的消息透露给铁良，一面又活动《民报》将此稿抽出，自己从铁良处得到了万元巨金云云。对这些流言蜚语，祖父一笑置之，不作以任何辩解，对祖父这种顾及革命大局宁愿忍辱负重的精神，其襟怀坦荡，着实令人敬佩。
在革命党中清廷一直认为孙中山是最危险的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时我祖父利用在清廷的权贵中周旋的特殊身份，表面上貌似顺从，实为革命建功。1907年5月，清廷唆使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来同程家柽密商，答应以十万元作为报酬，让我祖父谋刺孙。面对棘手难题，我祖父一面佯为应允，一面火速告知刘揆一、宋教仁，叫他们随即将孙中山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加强警戒。这事很快被北辉次郎等人知道，他们就勾结浪人加藤位夫、吉田三郎将我祖父诱到偏僻地区，不问青红皂白，挥拳就打，我祖父大声呼救，警察闻声赶至，凶手逃走。我祖父程家柽被打成重伤，急送医院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伤势才逐步痊愈，但已造成严重脑震荡的后果。若干年后仍时感头痛，记忆力较前锐减。我祖父程家柽终生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奋斗，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此事在宋教仁公布事实真相以前，也鲜为人知，而我祖父程家柽也从未以此事来标榜炫耀自己。
智斗袁世凯 营救革命党人
袁世凯是一个极其狡猾奸诈的阴谋家，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他以出卖维新派来破坏戊戌变法运动而取得慈禧太后宠信，遂在1907年得到了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职位。此后他同满臣铁良、良弼勾心斗角，矛盾很深，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想制造一些大的案件，借机排除异己。这时发生了同盟会员孙毓筠、权道涵在南京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而被捕的事件，孙和权很快就要被处以极刑。我祖父程家柽得知这一消息后，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向端方晓以大义、明以利害，致使端方未敢对孙毓筠权道涵下毒手。这事被一个名叫汪荣宝的人向袁世凯告了密，袁即下令提督衙门逮捕程家柽，先后五次下达谕扎，均为清廷太保世续抵制而未予执行。恰好这时浙江人民因苏杭甬铁路借款问题闹起风潮，我祖父程家柽便鼓动大学生指控袁世凯。当时学生列名控告者达一千六百余人，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我祖父趁袁世凯手忙脚乱，疲于应付之机，悄然走出天津转赴日本。清廷警吏杨以德、史伯龙得知程家柽已逸去，忙率警察在要道拦截。日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为我祖父化装剃去胡须换上渔民服装，浮舟白河，登上海轮，方才脱离险境。可袁世凯仍不肯放过，又派遣一个剧作家叫刘麟的渡海侦察程家柽的行踪。刘麟是一个宣扬教化的人，当我祖父知道他到达日本后，便邀请黄兴宋教仁主动找刘阐明革命道理，指出革命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此乃天经地义之事，革命者有复国保民的大功，没有丝毫罪过。袁世凯卖身投靠清廷甘愿作其鹰犬，他才是天下之大奸，民族之败类。孰是孰非，想君定能判明。刘麟听完后十分感动，说：“若不是各位开导，我几乎作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从此刘麟绝足不登袁氏之门，平日则以演剧自娱。后来这位刘麟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沪军之役以及山东登黄之役中，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祖父程家柽在侨居日本西京下鸭村时，参与策划了镇南关、河口两次起义，还与有关同志一起，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保证了两次起义的物资需要。
1909年1月满族权贵排斥袁世凯，以他患有“足疾”为借口，将袁赶回河南老家“养病”。祖父程家柽由日返京，应陆军部之聘任编撰陆军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这时仇视革命党的袁氏爪牙史伯龙担任侦探长，此人奸诈狡猾，残酷迫害革命党人。祖父痛感要开展革命活动,就必须先除去这个清廷的鹰犬。恰好有一案件与史伯龙牵连，程家柽就叫民政部高等警察科科长朱君伟（同盟会员）将史的弊端密告善耆。善耆听了颇怒叫朱进一步密查史的行为。于是我祖父代朱起草调查报告，用严厉的词藻将史的罪过揭露的淋漓尽致。报告送上不久，史伯龙即被解职，驱回原籍，从此解除了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在此期间，祖父程家柽以自己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与白逾桓等秘密串联，为武装反清筹措资金。1909年9月，革命党人李书城、孙元获得日本国图籍数十种，祖父与熊成基密商，准备以百万元的出价卖给俄国。这笔交易刚要谈成，熊成基被长春人臧冠三出卖，于1910年10月被捕。在熊的住处查出孙元与他的来往函电，清廷便下令追捕孙元。祖父程家柽得讯后，冒着生命危险急往北京孙的住处告知，使孙元迅速出走天津，藏于孙毓筠家中。
1910年4月，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因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清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均主张对汪等处予凌迟的酷刑，祖父程家柽闻讯即找善耆，向其恳切陈词：现在革命风潮日益扩展，大有燎原之势，倘对汪精卫等施以酷刑，一旦激起公愤，则局面难以收拾，不如暂时监禁，以后再作妥善处置。并且又举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尤本武杨之例说，武杨公开举行叛乱反对新政府，在战场上被捕。因武杨习海军，是这方面的专家，捕后新政府并未将其杀戮，而是加以囚禁，等待其悔悟后加以重用。日本海军所以精锐，多得力于武杨的组织和训练，人才难得。汪精卫等亦颇有才干，将来也未必不能为我所用。祖父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善耆，善耆与载沣商量，载沣也有同感，深以为然。于是将汪精卫等先加以监禁，使汪等保全性命。但是有个叫黎宗岳的警官企图借汪案加害革命党人白逾桓，程家柽以巧妙的方式警告黎不要胡作非为。黎自知明里斗不过我祖父，便暗中嘱其党羽散布谣言，说汪精卫之所以被捕是由于程家柽告密。对这些诽谤的话，祖父不以一言之辩，依旧心胸坦荡。凡是知道这件事内幕的无不敬重我祖父程家柽的为人。
策动光复京城 创办《国风日报》
1911年革命形势处于高潮，同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全国民心大振。清王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两广总督张鸣歧电告善耆说，革命党人潜入长江流域和京津一带，要求严加防范。善耆找我祖父程家柽商量，因他先已得到宋教仁密信，知近期将有革命大举，却故作镇静地说：“党人大半已被杀掉，少数剩下的也都逃到东南亚去了，张鸣歧之所以夸张其词。实际是危言耸听邀功请赏罢了。”善耆深信其话，放松了对革命党人的警惕。
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首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程家柽根据革命形势发展，一个策应攻打京城的腹案形成。当时驻保定的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清廷命令他率部开往湖北前线镇压革命，我祖父急忙赶到吴处，授意他称病不能赴前线。正好这时山西独立，吴便以剿灭山西“叛乱”为名，报请清廷同意，留下一半军队约五千人驻北京附近以备起义。吴禄贞又去策动了陆军二十镇张绍曾的部队、山西娘子关的守卫部队，白逾桓又去说服辽宁驻军在起义时保持中立，计划在9月15日各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分别攻打东直门、西直门，程家柽在城内接应。后因张绍曾失约，致使计划落空。吴禄贞也被袁世凯派的人刺杀身亡，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削弱。事后白逾桓自辽来京，祖父与白把臂痛哭，认为十载经营毁于一旦。但他们并不灰心，继续整顿革命队伍，策反清军和警察部队，组织义民数万人，准备一举光复北京。但后因南北议和始将计划取消。
为适应形势，程家柽认为工作的重点应转移到革命宣传方面。由于过去北方舆论一直为君主立宪党人所控制，出现民智不开的现象。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动员群众，祖父程家柽与白逾桓、景定成商量，于1911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国风日报》。当时的办报条件很差，房子只有半间，纸笔购置、印刷费均需赊欠。但因《国风日报》有明显进步的倾向，呼吁“建立共和”，在北方产生很大影响，出版数日，便风行一时，以致君主立宪维持会会长冯国璋调集军队在报社门前架起大炮相威胁，意欲以此钳制其言论但祖父程家柽、白逾桓等毫不屈服。
反对袁世凯帝制 遭杀害英勇献身
南北议和数月，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袁世凯为谋求自己为大总统，派人南京游说。祖父程家柽认为机不可失，与丁汝彪商议，草拟了一份奏疏给清廷，劝清帝接受南京政府的条件，自动退位，以免袁世凯从中渔利。清帝开御前会议商讨，因意见不合，未能决议。这时又发出了袁世凯遇刺的事件，袁虽免难，但其护卫被炸弹击毙、击伤七人。北京政局顿时紧张，加之武昌起义爆发后，程家柽革命身份已经暴露，善耆、良弼悬赏15000元对他通缉，多方谋杀我祖父：一是由他们收买的日本浪人须佐橘治狙击程家柽于寓所；二是铁良派刺客枪击程家柽于途中。在友人的协助下祖父才得以逃出北京。出京后，旋即与李煜瀛、易昌楫等商议，准备以陆军第三镇之兵力及谒护卫京城的御林军中王佐臣所部六万人直捣北京。但由于经费不够，程家柽便赴南京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求给以资助。由于程家柽在北京交往错综复杂，聚集在南京的很多革命党人对我祖父的来历表示怀疑，但孙中山先生对程家柽坚信不疑，完全同意并授程家柽为幽燕招讨使。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我祖父认为革命大局已定，便急流勇退，回到家乡休宁，任安徽军政府高等顾问。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南京政府北迁后，曾安排程家柽为农林次长，但为他所拒绝。对于祖父满腔热血从事革命活动却不为同志理解，宋教仁特此撰写万字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意图打消同志们对他的怀疑。
我祖父程家柽回乡后，原拟杜门不出，专事着述。但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息影家园。1913年春袁世凯谋刺宋教仁于上海车站，接着又用武力血腥镇压了“二次革命”。1914年6月后，袁世凯企图实行“家天下”统治的野心逐渐暴露。我祖父程家柽怒发冲冠，愤然出山参加讨袁战争。为提醒国民，祖父在《国风日报》公开发表了《袁世凯黄梁梦》一文，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使袁及其徒党对程家柽恨之入骨。祖父在反袁世凯称帝这件事上，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常说：“我与于袁固不共生死，即不能屠彼则为彼屠耳。”他不顾个人安危，秘密潜入北京与熊世贞共同策划反袁活动，约北京地区革命志士二千余人，组织铁血团，联合口外马军，一举而收内外夹攻之效。并与在长崎的白逾桓通信，拟派熊世贞赴日采购军火。不幸事泄，程熊同时被捕，袁世凯诬陷我祖父置毒于自来水管，图害全城居民。在审讯时我祖父程家柽凛然正气，慷慨陈辞，历数袁世凯祸国罪状，把法庭变成了审讯袁世凯的场所，这使法官惊慌失措，赶忙草草收场，非法宣判了程家柽的死刑。
热血没白流 功烈自有评
1914年9月23日，我祖父程家柽惨死在袁世凯的屠刀下，时年仅40岁。他的热血没白流，当时多位同盟会员写文章缅怀，景定成、张继、程明超、白逾桓等先后在宋教仁书写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后续写跋，其中张继三跋刊于后，颂祖父立志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功不可没。张继常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黄兴）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韵荪谋国之忠，爱党之挚，魄力之雄伟均非他人所能及其万一。”张继又言“响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祖父与挚友白逾桓相互交往较深，彼此相识理解，白亦说：“韵荪一生终以摇动京师根本，计追清帝退位造我中华民国，韵荪之功有足多者。其爱国之诚、爱党之诚、爱友之诚均非盗于虚名者。故辛亥论功行赏独不及于韵荪。韵荪之死，为中华民国而死也。”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亦昭令褒扬。
革命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现在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远远超越了辛亥革命先烈的理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中央统战部发文各省市统战部对辛亥革命先烈有关问题进行贯彻落实，祖父程家柽的墓地得到安徽省委、休宁县委统战部的亲切关怀，民政部门进行初步地整修、树碑，永远缅怀。烈士后裔深表致谢。
嫡孙女 程惠婉
整理编写于200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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