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弥特(乌米、乌弥)姓迁徙分布

林夕儿

迁徙分布：1.乌弥女神：
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往往受萨满教“性神秘观”的影响，于是生殖崇拜的现象在他们中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中较常见的生殖崇拜现象，往往和萨满教的性神秘观有关。在萨满教神话仪式以及萨满教巫术操作过程中，都有一些与性崇拜有关的内容。
在萨满教的观念中，性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性器更不仅仅是简单的肉体器官，而是一个富有巫术力量的神秘器官。萨满教给性器赋予了神秘的巫术灵力，认为所有的生长和繁殖现象都和性的神秘力量有关。
这样宗教现象在世界上也很普遍。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谈到原始思维问题时指出：“原始人往往将复活植物的戏剧性表演，同真正的或戏剧性的两性交配结合在一起进行，用意就在于借助这一做法同时繁殖果实、牲畜和人。在他们看来，无论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繁殖，原理都是一个，并且是可分开的。”
人体器官被纳入萨满教的生殖器崇拜体系中的，一是男女性器，一是女性乳房，它们都作为崇拜的对象而在民俗中保留。这种生理上的差别被纳入人类性崇拜观念中。如原始岩画中的各种夸大了的乳房形状，所表现出来的都跟生殖崇拜意识密切相关，把动物特别是对家畜乳房的崇拜，在狩猎-游牧民族中是一种古老的习俗。
据鲁布鲁克在公元十三世纪到蒙古旅行时撰写的游记中记载，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蒙古族人所居住的帐幕中，“在男主人的头上，总是挂着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用毡做成的偶像，他们称之为男主人的兄弟。另一个同样的偶像挂在女人的头上边，他们称之为女主人的兄弟。这两个像偶是挂在墙上的。这两个偶像之间的上方，挂着一个瘦小的偶像，这是整个帐幕的保护者。女主人在她的右边，在她的床脚一个显眼的地方，放一个塞满羊毛或其他的东西的山羊皮，在它旁边，放一个很小的偶像，面向她的仆役们和妇女们。在妇女这一边的入口处，还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母牛的乳房，这是为挤牛奶的妇女们做的，因为这是妇女们的工作。在帐内男人的这一边，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马的乳房，是为挤马奶的男人们做的。当他们聚在一起会饮时，他们首先把饮料洒在男主人头上边的偶像身上，然后依次洒在所有其他偶像身上。”
在古代，蒙古族人挤马奶是男人们的工作，不像现在都是女人挤马奶，这种对动物乳房的崇拜习俗，如今在部分蒙古族地区的民俗活动中仍有遗存。
近年有人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地区发现了两座额莫斯因·敖包，即女性敖包。敖包如今在内蒙古草原也比较普遍，就是用一个石头堆起来，然后插有一个木桩，绑缚有一些哈达，是牧民们崇拜的地方，也是牧民在放牧、迁徙中的地理方位标识；有时还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地方，当一对男女在敖包时，其他人是不得靠近的。
而两座额莫斯因·敖包，一座在杜尔伯特旗后新屯贝子府南一公里莲花池畔，一座在东巴彦塔拉屯后岗，参加祭祀妇女敖包的必须是女性，男的不能参加。这个情况在蒙古族中比较特殊，像内蒙古很多地方，往往祭敖包的时候，女性是不能参加的。
参加祭祀妇女敖包仪式的，都是用动物乳房做祭品，由女萨满领祭，参祭者头向敖包，，女人们排成圆形，仰卧于敖包周围，片刻后全体坐起，一阵欢笑后，在女萨满的率领下围绕敖包跳起古老的祭祀舞。
这个风俗比较特殊，很显然，是一种在母权制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古老信仰习俗，它不仅和萨满教密切相关，而且是一种以女萨满为首的女性王国之缩影。这类习俗在其他民族中也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满族学者富育光在黑龙江省珲春县征集到一个鹰头女性裸体神偶，高五十厘米，双乳下垂如带，隆起的腹部及女阴清晰可辨。这个神偶的怀中还抱个女婴，正在哺乳。
根据富育光的研究，该神偶原是满族何氏先民保留下来的生育女神“鹰神格格”，平时它不公开，密藏于神匣之中，一般人不准拿出来。唯有女萨满为本族妇女求子、求乳时，才可请出来进行拜祭。黑龙江省满族的萨哈连部也祭祀乳房神，叫做“奇莫尼妈妈”。
在民间，这些拜祭习俗、神灵偶像都是密藏在专门的地方，而不是公开摆在家里的。
求拜“乌弥神”，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比较普遍的生殖崇拜现象，有着悠久的传统。北方民族萨满教中比较普遍的生殖崇拜习俗，就是求拜“乌弥神”，这一习俗在新疆的哈萨克、内蒙古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以及其他蒙古族中都有遗存，历史上突厥、回纥等北方民族先民们，也都曾求拜过“乌弥神”的习俗。
这一神秘习俗的起源很早，据考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湖的《黠戛斯碑铭》中就曾经出现了“Oumay”一词，在历史上，蒙古民主主义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地区也出现过这样的词。
根据一些早期的解释，如根据《突厥语辞典》中的解释，“Oumay”(乌弥)，就是儿童在母胎时的保护神，《突厥语辞典》中还引用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格言：“谁敬信乌弥，谁就得子！”
有学者认为，古突厥人、回鹘人都曾信奉过“乌弥神”，她是保护儿童的女神，这在早期突厥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里面也有记载。
乌弥，在后世被看作是专司生育的女神和儿童的保护神，许多研究者认为，乌弥女神来自人们对胎盘的崇拜和信仰；亦有人说乌弥女神来自古印度。这种信仰至今在中亚地区、中国东北地区等仍是很普遍的信仰，所以很难确定它的起源时间。
乌弥女神在哈萨克族、蒙古族、满族民间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相当晚近的时候，而且她的职能似乎在不断地扩大。根据学者鄂·苏日台在《狩猎民族原始艺术》中所述，居住在今内蒙古呼伦贝盟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人，早年有以布或皮子缝制成蛇图腾加以崇拜的旧俗，狩猎鄂温克族人的玛鲁神群体中就有“乌弥神”，求拜“乌弥神”也是狩猎鄂温克族人在萨满教中的一个仪式。
根据狩猎鄂温克族人的观念，“乌弥神”被视为是儿童灵魂的图腾神，如果儿童患了病，就被认为是儿童灵魂受惊吓飞离而去的结果，必须请萨满求“乌弥神”把儿童的灵魂找回来。请萨满者，要事先在其住所准备黑、白驯鹿各一只，或除了驯鹿以外还用犴塔做牺牲，宰杀以后献给“乌弥神”，这个仪式一般在夜间“撮罗子”(一圈篝火)里举行。
古旧时代，很多北方民族治病的仪式，包括祭天、祭神灵、议事等，都在夜晚比较黑的环境中举行，先杀一只黑色鹿，谓之给萨满去另一个世界请“乌弥神”时乘骑。然后，由萨满击鼓跳一阵请神后，把“撮罗子”内的篝火全部熄灭，然后来回跑，意为抓“乌弥神”，后把火又重新点燃，叫大家看萨满鼓的鼓面。如上面有生病孩子的几根头发，意为“乌弥神”已被请回了。
很多萨满宗教仪式都是这样的，每种表征代表着一个意思，熄灭了灯火以后，就是象征着萨满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是说找到“乌弥神”了，证据就是找到了被勾走灵魂的小孩子的几根头发。
关于人的头发的解释有很多，许多民族，包括汉族的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习俗，头发有时候就代表了人的生命、灵魂。


2.陈巴尔虎蒙古：
蒙古，唐朝始见于史，史籍《旧唐书》中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呼伦湖以南的山林地带。所以，现在人们将以呼伦湖为中心的呼伦贝尔草原称为蒙古族人的摇篮。辽金时期的原蒙古族人包括扎刺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八儿忽人(即今巴尔虎人)、外刺人，但当时称为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
公元九～十二世纪，居住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原蒙古族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巴尔虎人自从《隋书>记载其活动以来，长期受突厥、薛延陀、回纥、嘎吉斯等突厥语族的影响，并曾作为丁零、高车、铁勒部落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原蒙古族人相比其突厥化程度是较深的。巴尔虎人在蒙古部兴起之前，受到较深的突厥化影响，并有可能通晓突厥语，但这并不能改变古巴尔虎人作为原蒙古族人的一支的重要地位。
原蒙古族人最初均是以游猎为生的，后来才逐渐经营畜牧业。“可以不无根据地说，许多蒙古语族部落是从渔猎民转成牧人的。毫无疑义地属于蒙古语族的各个部落原来大都生活在额尔古纳流域和巴儿忽真森林地区。他们愈是向茫茫无边的蒙古草原推进，就愈学会畜牧业。在蒙古语的畜牧业术语中突厥语借词特别多，原蒙古族人正是从突厥和铁勒人那里学会了养羊，所以词汇中才会有这种反映。“原蒙古族人最初并不懂得养羊，对捕鱼远比养羊熟悉。”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而原来的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族人手里之后，便逐渐融合在原蒙古族人的氏族部落之中。
蒙古族人从山林地带进入蒙古高原的过程，不但是一个从狩猎转向畜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同当地突厥人和铁勒人融合，后者同化于前者的过程。换句话讲，蒙古部兴起的过程，就是遍布突厥语族的蒙古高原蒙古化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曾经主要是突厥语族驻牧的蒙古高原，到蒙古部兴起迁来的时候已空无一人。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语借词，蒙古族人中浓厚的突厥化影响，草原上突厥语地名的保留等等，都说明有为数不少的突厥人和铁勒人渗入了蒙古族人之中。其后，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蒙古各部就通过部落战争走上了部落联合的道路。在蒙古汗国建立后，又通过用新的千户制体系来分封人口，即将战败的部落瓜分到各千户，将原有的部落界限进一步打乱，这正是蒙古民族形成的开始。
蒙古民族的形成，其实就是蒙古高原上各部落蒙古化和游牧化的过程。蒙古化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即蒙古语成为草原上广泛使用的语言；游牧化则表现在经济形态上，即一批又一批的蒙古族人离开森林转化为游牧人。要生存，要发展，要时刻步入新的天地，这是每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都渴望的境界，巴尔虎当然也不例外。要生存，就须万众一心；要发展，就须团结一致；要时刻步入新的天地，就须众志成城，蒙古各部落的统一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
一代天骄成吉恩汗曾说：“出生在巴儿忽真——脱古木、斡难、怯绿连河的男孩，每一个都很勇敢，未经教导就懂道理，很聪明。那里出生的每一个女孩未经装饰、梳理就很美丽，面色泛红，而且无比灵巧、伶俐、品德好”这句话既含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也含有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成吉思汗对“巴儿忽真——脱古木”地区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这三块区域正是蒙古族人的摇篮和“兴龙故地”。如果说生活在草原上的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是原蒙古族人的两个源头的话，应将生活在“巴儿忽真脱古木”地带的巴尔虎等“林木中的百姓”，视为原蒙古族人的第三源。
经过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发展起来的畜牧业证明：许多蒙古语部族都是从渔猎民转成牧人的。由狩猎向畜牧过渡，正像从采集向农耕过渡一样，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狩猎经济相比较，畜牧业需要更高的生产技能，它使财富的积累和比较稳定的增长成为可能。在单纯的狩猎经济中很难有什么积累可言，把兽肉禽羽大量堆集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牲畜则不同，它可以不断繁殖，形成日益增长的财富。
很多历史学家都发现了一个现象，从山林狩猎部落演化为草原游牧部落的人，在其生产和生活中留下了许多山林生活的痕迹。如蒙古族的祖先，不管来自哪一支，其先人都是从森林走向草原的。换句话说，“毡帐中百姓”也是过去的“林木中百姓”。蒙古族的许多生产、生活用品，如套马杆、装水的木桶、勒勒车、用木条制成的蒙古包架等等，都和过去的山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人说用皮囊装水，而不用木桶装水；用套马索套马，而不用套马杆的游牧民族，其祖先就是从事畜牧业的。纵观现在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使用套马杆的恐怕也为数不多，因而才形成了蒙古族以套马杆为代表的畜牧文明。
世代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巴尔虎人，历史上曾几次走出过贝加尔湖畔的林间草地，来到过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及更远的唐境。早在蒙古部兴起之前，这两个相距不算太远的部落就曾有过长期交往的历史。成书于公元十三世纪的《蒙古秘史》，留下了珍贵的成吉思汗世家的历史，其中有两位成吉思汗的先人与巴尔虎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阿阑豁阿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母，也是蒙古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关于阿阑豁阿，《蒙古秘史>这样记载道：有一天，都蛙锁豁儿和他弟弟朵奔蔑儿干一起登上不儿罕山。善望远的都蛙锁豁儿，在山下望见顺着茂密的森林小溪走来一群人马，其中的一辆车前，坐着一个漂亮的女郎。都蛙锁豁儿对他弟弟说：“那一起来的百姓中，有一个女子生得非常漂亮。如果没有嫁人，说给弟弟朵奔蔑儿干为妻。”
朵奔蔑儿干来到这群百姓中看，那女子果然漂亮，也没有许配给别人。这群百姓原来是巴儿忽真河谷的主人。巴儿忽歹蔑儿干的女儿，名叫巴儿忽真豁阿，嫁给豁里秃马惕的酋长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为妻。豁里刺儿台蔑儿干和巴儿忽真豁阿，在秃马惕的名叫阿里兀黑的地方，生下名叫阿阑豁阿的女孩，就是这个人。“豁阿”即“美女”，阿阑豁阿即美女阿阑。朵奔蔑儿干与阿阑豁阿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朵奔蔑儿干去世后，阿阑豁阿又感光而生了三个儿子。因为后三个儿子是神人的后代，他们组成了尼鲁温蒙古(纯洁出身的蒙古族人)，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儿的后代称为孛儿只斤氏，这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氏族。而两个大儿子的子孙组成了迭列列斤蒙古，也就是一般出身的蒙古族人。阿阑豁阿为了使五个儿子团结在一起，曾有一个著名的“五箭训子”的典故。阿阑豁阿说；“你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生的。恰如五支箭一般，各自一棵，任谁容易折断。你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支箭竿，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断。”从那时到现在，每当蒙古族人讲团结的重要性及不团结的危害性时，举的例子无疑都要首选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故事。阿阑豁阿——这位具有巴尔虎血统的伟大母亲的崇高形象，已成为全体蒙古族人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其不灭的光辉。
海都是成吉思汗的第六世祖，海都的祖父是土教蔑年。土敦蔑年的妻子名叫莫孥伦(《蒙古秘史》中称“那莫伦”)，她生有七个儿子。莫孥伦的第七子纳真，当时被巴尔虎召为女婿，生活在巴尔虎人当中。当时札刺亦儿人在怯禄连(今克鲁伦河)北面游牧，他们人数众多，环车为营。后来他们遭到辽军的追杀，一部分札刺亦儿人带着妻子儿女迁徙到莫孥伦的牧地。由于他们饥饿已极，只好挖一些草根野菜来充饥，不小心掘乱了莫孥伦的儿子们驯马的地方。莫孥伦乘车外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一边骂着，一边驱赶着马车飞快地冲了过去。许多札刺亦儿幼童被辗伤了，还有几个小孩当场毙命。札刺亦儿人忍无可忍，抢走了莫孥伦的马群。莫孥伦的儿子们听说马群被抢走了，顾不上许多，立刻骑马去追赶。札刺亦儿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死了莫孥伦的六个儿子，并乘胜反攻，又杀了莫孥伦和她的一家老小。只有一个长孙海都被乳母藏在乱木堆中，这样才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莫孥伦一家遭此毁灭性的打击，七个儿子只剩下生活在巴尔虎人中的纳真了。纳真为了复仇伪装成牧马人，去探听札刺亦儿人的动向。他首先杀死了。臂鹰而猎”的札刺亦儿父子两人，然后又走到一座山下，看见了自己家被抢走的马群。当时看护马群的只有几个小孩，纳真“于是登山四顾，悄无来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妪，归八刺忽之地止焉。“八刺忽之地”即贝加尔湖东岸巴儿忽真河谷，就这样纳真与那十几个女奴一起带着海都，逃到了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刺忽部。
海都长大以后，纳真率领巴刺忽、怯谷一带的百姓，拥立海都为首领。海都率军进攻札刺亦儿部，札刺亦儿人战败，。臣属之”，被迫充当了海都的部落奴隶。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巴尔虎人的女婿纳真及拥戴海都的巴尔虎人无疑是海都的救星。
从阿阑豁阿和海都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蒙古部兴起之前，巴尔虎人曾与蒙古部有着较为密切的姻亲关系。阿阑豁阿出生于巴尔虎人的近亲秃马惕部，她的母亲则是纯正的巴尔虎人；海都的叔父纳真是巴尔虎人的女婿，海都死里逃生后又同巴尔虎人生活在一起，长大后巴尔虎人拥他为首领，并帮他报了世仇。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成吉思汗的祖父把儿坛把阿秃儿的长妻也是巴尔忽惕部人。巴尔忽惕部与乞颜部“互相嫁娶姑娘”。
从阿阑豁阿的出身及海都的经历来看，其实在所谓正宗的蒙古族人即孛儿只斤氏中，早就融人了巴尔虎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也为蒙古部兴起后，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巴尔虎”一词，实际上是一个以游牧地区名称而得名的部族名称。巴尔虎蒙古部是蒙古族中最古老的一支，他们最早在贝加尔湖东北部的巴尔虎真河一带(今俄罗斯境内巴尔古津河)从事游牧和渔猎生产。按蒙古人以山河湖泉及游牧驻地名称命族名的习惯，他们便被称为“巴尔虎”了。后来，巴尔虎蒙古人随着不断迁徙，分散到贝加尔湖东部和南部。清康熙年间，有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被编入八旗，驻牧在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广大地区，还有一部分成为喀尔喀蒙古(今蒙古)诸部的属部。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呼伦贝尔地区的防守，将包括索伦(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和巴尔虎蒙古族士兵及家属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迁驻呼伦贝尔牧区，以防俄国人侵扰。其中二百七十五名巴尔虎蒙古人便驻牧在今陈巴尔虎旗境内。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政府又将在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志愿加入八旗的两千四百多名巴尔虎蒙古人迁驻克鲁伦河下游和呼伦湖周边，即今新巴尔虎左、右两旗境内。为区别这两部分巴尔虎蒙古人，便称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从布特哈地区迁来的为“陈巴尔虎”，即“先来的巴尔虎蒙古人”之意；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迁来的则相对被称为“新巴尔虎”，即“新来的巴尔虎蒙古人”之意。
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住房是毡房，俗称蒙古包。白色，圆形，内用网状木墙(哈那)支撑，正中是火炉。巴尔虎蒙古人一直沿用具有本民族特点、适合本民族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服饰。蒙古袍是他们最喜欢的民族服装。夏穿单袍，冬穿皮袍或棉袍。蒙古袍袖长、肥大、镶边，束腰带穿用，冬季宜于抵御高寒和多风天气。放牧时骑马可护膝挡风。夏委防蚊虫、遮暴晒。蒙古袍用料因各家经济情况而异，一般多用绸、缎、绢、帛、棉布。单袍用绸、缎、棉布者较多，皮袍多以棉布为面，内衬羊皮，有羔皮袍和大羊皮袍之分。蒙古袍颜色，男袍多为深蓝、浅蓝、赭红色；女袍以鲜艳多彩为佳。男女皆不穿黄色蒙古袍。腰带是巴尔虎蒙古人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般长三～五米，宽一米左右，腰带的颜色多为黄、蓝、绿、紫色。
扎腰带有保护腰部骨骼的作用，有些物品可由腰带包上系在在后腰上，安全且牢靠。巴尔虎蒙古人夏季主要穿长靴，用皮革制成，多为黑色。不骑马在家时，也穿一般布鞋、胶鞋等。冬季主要穿毡靴，俗称毡疙瘩，男女老幼皆穿。巴尔虎蒙古人头饰别具特色，妇女把头发左右分开，结成两个头辫，冬夏多以绸、缎类长巾缠头，长巾二～三米，多为白色或浅蓝色。男子夏天有缠长巾者，也有戴呢、布单帽者，冬天多戴皮帽。
长期以来，巴尔虎蒙古人的食品结构为肉食、粮食、奶食三类并用。过去肉类是主要食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粮食占相当比重。绵羊肉是他们最喜食的肉食。手把羊肉为常用的食肉方法。做法是将按关节卸成的带骨羊肉块放入不加任何调味品的白水锅中煮，水滚后不久便取出置盘中，用刀剔食之。这种肉鲜嫩，富有营养，易消化吸收。牛、马肉也可如法煮食。巴尔虎蒙古人喜食的面食有挂面、面条、面片等。炒米就奶茶一起食用。巴尔虎蒙古人饲养奶牛，奶食品种类繁多，食用历史悠久。巴尔虎蒙古人酷爱喝奶茶，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原料为牛奶和茶砖。制法是先从茶砖上用刀刮下茶叶捣碎，放入热水锅中煮沸，然后用布袋将茶叶滤出，茶水置于桶内。将米在锅内炒至散发出香味，复将桶内茶水和鲜牛奶倒入锅内煮沸，并用勺反复扬晾，待茶乳交融后即可饮用。巴尔虎蒙古人没有做马奶酒的习惯，主要以饮用粮食酒和各种水果酒为主。啤酒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牧民家庭，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
巴尔虎蒙古人重礼仪，见面不论认识与否，必致问候。平辈熟人一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