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研究利用与方志编纂

盛世华章

来源：史学评论网 作者：曾学榕
  以血缘承传为核心，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的中国谱牒，是中华传统文化很独特的现象，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北京图书馆收藏有谱牒2200多种，上海图书馆收藏有谱牒12000多种，加上国内(包括港、澳、台)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以及美国“家谱[族谱、谱牒]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族谱、谱牒]4925种，还有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收藏，恐怕还只是中国谱牒总数的一小部分。更多更丰富的收藏应当还在中国广大民间，它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根本无法统计。如果就一部谱牒来考查，它很小，排位在国史、方志之后，记述的族群社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等有限，载息量并不大；如果就其整体来研究，它重大的价值、丰富的资料内涵就会凸显出来。面对这样一座“史料宝库”，从事号称“一方之全史”的方志编纂工作者，能等闲视之？笔者有幸参与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也曾查阅过一些族谱，在具体的工作中有些体会、想法，不揣浅陋提出来，以期在新一届修志工作中能得到同行的重视。
一
  中国谱牒编修的历史源远流长。
  《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朝帝王、贵族世系，使谱牒的编修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
  周朝设史官修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王族修谱。
  秦汉时期，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出现，谱牒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汉书·艺文志》所载《帝王诸侯世谱》、应邵的《士族篇》、颖川太守《聊氏大族谱》、杨雄的《家谱[族谱、谱牒]》为其代表。
  《隋书》记载：当时的谱牒已达百余种。
  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私家族谱开始出现。
  宋代，随理学兴起，宗法倡立，作为宗族典籍的谱牒，其编修已经扩散到广大平民族群。一批学者如程颢、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蔡襄等身体力行，研究和倡修族谱。杨时对秦汉时期流传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所作的考证，福建吕夏卿、郑樵的谱学理论、欧阳修、苏洵的族谱体例等影响很大，谱牒编修形成一个高潮。
  明、清两朝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基本形成30～50年续修的共识。同时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的人数渐次增多，他们赞助家乡宗亲修谱的积极性很高。北京图书馆藏2200多种谱谍中，清人所修达1160余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
  解放以后，谱牒编修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旧存谱牒相当一部分遭到焚毁的厄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台湾、港、澳地区及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兴起，民间修谱再现高潮。上世纪90年代，民间流传“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谱”之说，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拿谱牒编修史与方志编纂史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历史进程何其相似。

四箴堂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