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家谱在摩登当代

花满路

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中，家谱的私密性大约堪比《九阴真经》这样的武功秘笈，在家谱诸多的条例中，从来不乏严禁外族人窥视本族家谱的严厉规定。古人想尽办法严防外姓人篡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身追本溯源、认祖归宗的心理。


　　时过境迁，建立在农耕社会之上的宗法制度式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乡村，融入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家谱已不再是宗族的私藏之物，更多人为光耀祖宗，纷纷将原来视为“秘籍”的家谱捐赠给公共藏书机构，以向外人展示自身历史，彰显祖先功绩。

　　与此同时，重修家谱，这一日渐淡出现代人记忆的举动，近年却在中国南方，浙江、湖南、福建、广东等省蔚然成风。上海图书馆近日编撰完成的《中国家谱总目》，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的专题目录，该馆副研究员陈建华在编撰完成后统计了一下，其中收录解放以后“王”姓家谱，占王姓家谱总数百分之二十，“如果其他姓氏也是这一比例，那么总共五万多种家谱中，解放后的就有一万种，量不小。”收入家谱目录数量第二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共计收入一万四千多种。

　　前几日，“寻根稽谱”家谱精品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展，包括《中国家谱总目》在内的一众现代家谱目录，连同上海图书馆馆藏200余部名人家谱的精品，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记者在图书馆大厅，偶遇一位前来寻根的年迈老太，她是汉人，却好奇自己怎么有一个回姓。这样的身影每天都在上图家谱阅览室出现——他们在密密匝匝、或古或今的家谱中，在字里行间的依稀影迹中，寻觅自己来自何方、祖上何人。

　　“认祖归宗是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一语道破今人心结。对于家族的归属感，似乎远去了，却仍然顽强地霸占着个人情感的重要位置。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徐新看来，“一个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来龙去脉，才算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共同的祖先又会增加人们对其族群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读家谱，看乡村

　　事实上，在家谱的记述中，探究自身历史和文化基因、寻求归属感，已成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寄托。语文出版社编辑“十年砍柴”阅读本族家谱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十年砍柴至今记得，1986年本族四修族谱修好的时候，大伙儿舞着龙灯往各房护送，各房摆酒庆贺。那时的他，“念高一，一心只想着考上大学，离开这个闭塞贫穷的山村，对那几十本存放在樟木箱里的家谱，不当回事。”

　　12年之后，当十年砍柴第一次读家谱的时候，家族漫长的历史、自己少时的记忆和身处当下的现实相交错，“我意识到，透过家谱，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太有意思了。”他说。

　　而他手边的族谱的体例很有意思，“大约参考了国史修撰。第一卷是‘封诰旌表’，即本族历史上某人接到朝廷的诰封，某人受过的旌表，所有的公文全部照录，以此彰显政治正确，也是一种炫耀。后面的卷册除各房宗系、人名辑录外，还有《迁徙志》、《艺文志》、《灾异志》、《山水志》等等，各个时代有功名的人，都有资格在族谱中附有一篇传记。”

　　这是1986年第四次修纂的族谱，距离1946年三修族谱已四十年，其间发生沧桑巨变。在族谱中十年砍柴发现，二修族谱的主事者维翰公和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历史有着联系：维翰公一房，住在本县白水洞，白水洞是本邑一大胜景，其景若《桃花源》所载，两悬崖对峙中有一小道，入小道往前走，见一小盆地，四壁青翠环绕，有飞瀑溪流。族谱《山水志》卷中详细记载了不同时期文人对此地的称颂。

　　而此地李氏在本族中，人文最为荟萃。维翰公字艺渊，举人功名，和樊锥等人一起在邵阳主持过维新事业，当过南昌知府，署理江淮道，主管过湘省的盐业。在南昌时，他修缮过斑衣娱亲的老莱子遗址，自己的堂名之为“慕莱堂”。族谱中记录有他修白水洞义学，慕莱堂落成以及父母寿诞时，当时和他过从的名人祝贺的诗词，有刘坤一、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等，乃当时湘省人物之翘楚。 宏大的历史变迁与一个家族的隐秘历史跃然而出，令他激动。当中的一篇维翰公自叙主持二修族谱的艰难，却又让他黯然。依照族谱所记，那次修谱完成，已是1912年新春，维翰公在过去的辛亥年中，目睹清室逊位，民国建立，他曾避祸于沪上，“作为一位前清官员，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其内心的痛苦，他几年后辞世，没能目睹上世纪20年代湘中农村狂飙席卷的大变局。或许是一种幸运。”


　　事实上，细究每一次修谱的年代记述，中国社会的几次重大变迁，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二修族谱是帝制刚刚覆亡的1912年，三修族谱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四修族谱则是改革开放进行有年、湘中农村从人民公社那种僵化体制下慢慢恢复生气的1986年，“这三个年份，可以看作中国近世百年的三个时间坐标，坐标之间，每个区段差不多是三四十年，可以考察这百年湘中农村的变化。”十年砍柴说。

　　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天，延续谱牒文化，坚守宗族共同体理念，已变得十分艰难。在十年砍柴看来，一方面，重修族谱在当下的盛行，是重续宗族传统的标志性行为；另一方面，“这种赓续与重建只是三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回光返照，随着各宗族老人的一个个故去，年轻人则成群结队南下打工，农村，失去它的活力。”

　　他在一篇名为《读族谱，看乡村》的文章的末尾写道：“回京前，望着老家堂屋里装家谱的樟木箱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本族最后一个版本的族谱，再次修族谱，已经没有了适宜的土壤。”文字间是满满的怅然。

　　而曾主持福清方氏族谱编撰的方守祥，也体验到了这种怅然：“总体来说，小年轻就不是很懂旧例。随便举个例子，记日期他会记成阿拉伯数字，不规范。所以修谱，还是上年纪的人在做。”

　　家谱中的道德范式

　　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深圳鼎昌实业公司董事长邱家儒，被誉为“民间修谱第一人”。他自己投资修全世界邱氏宗谱，而目前投资两千多万所修的两百多册，不到邱氏宗谱的一半。

　　据邱家儒介绍，邱氏家谱纵向的时间写了3140年，从姜太公写到现在。姜太公的第三个儿子是邱氏的开姓祖。“我们现在修谱，不是拿老谱来抄，拿老谱来抄会抄出很多历史事实上的矛盾。我们是自下而上，挨家挨户发表、登记，往上追溯，把历代邱氏的有关人物从二十四史里整理出来，一代一代往上追溯，有迹可查的叫续源认祖，不知道的就作为文化认祖。这样会有一个邱氏的共同先祖。”

　　作为企业家的邱家儒，如今把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花在修谱上。在全中国1069个县中，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的分会有456个，涵盖了709个县，按现在的进度，邱家儒觉得“编8年也完成不了”。这位老先生甚至在做生意过程中触发了让更多人了解祖先的愿望，“我碰到很多贸易伙伴，问他们哪里人，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这触发了我一个想法，去和台湾地区的人联系。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从大陆过去的，但是是从哪一个村呢？并不清楚。”

　　明代徽商鼎盛，修谱以徽州为最盛，无论是上海图书馆的馆藏，还是全国馆藏，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清代以后，安徽修谱数量仍多，但已赶不上经济更为发达的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如今，企业家仍是修谱的重要力量。“寻根稽谱”展览中，有一本是氏家谱，企业家是裕兴是这本家谱的捐赠者，他本人也出资撰修了新的是氏家谱。 宏大的历史变迁与一个家族的隐秘历史跃然而出，令他激动。当中的一篇维翰公自叙主持二修族谱的艰难，却又让他黯然。依照族谱所记，那次修谱完成，已是1912年新春，维翰公在过去的辛亥年中，目睹清室逊位，民国建立，他曾避祸于沪上，“作为一位前清官员，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其内心的痛苦，他几年后辞世，没能目睹上世纪20年代湘中农村狂飙席卷的大变局。或许是一种幸运。”


　　事实上，细究每一次修谱的年代记述，中国社会的几次重大变迁，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二修族谱是帝制刚刚覆亡的1912年，三修族谱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四修族谱则是改革开放进行有年、湘中农村从人民公社那种僵化体制下慢慢恢复生气的1986年，“这三个年份，可以看作中国近世百年的三个时间坐标，坐标之间，每个区段差不多是三四十年，可以考察这百年湘中农村的变化。”十年砍柴说。

　　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天，延续谱牒文化，坚守宗族共同体理念，已变得十分艰难。在十年砍柴看来，一方面，重修族谱在当下的盛行，是重续宗族传统的标志性行为；另一方面，“这种赓续与重建只是三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回光返照，随着各宗族老人的一个个故去，年轻人则成群结队南下打工，农村，失去它的活力。”

　　他在一篇名为《读族谱，看乡村》的文章的末尾写道：“回京前，望着老家堂屋里装家谱的樟木箱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本族最后一个版本的族谱，再次修族谱，已经没有了适宜的土壤。”文字间是满满的怅然。

　　而曾主持福清方氏族谱编撰的方守祥，也体验到了这种怅然：“总体来说，小年轻就不是很懂旧例。随便举个例子，记日期他会记成阿拉伯数字，不规范。所以修谱，还是上年纪的人在做。”

　　家谱中的道德范式

　　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深圳鼎昌实业公司董事长邱家儒，被誉为“民间修谱第一人”。他自己投资修全世界邱氏宗谱，而目前投资两千多万所修的两百多册，不到邱氏宗谱的一半。

　　据邱家儒介绍，邱氏家谱纵向的时间写了3140年，从姜太公写到现在。姜太公的第三个儿子是邱氏的开姓祖。“我们现在修谱，不是拿老谱来抄，拿老谱来抄会抄出很多历史事实上的矛盾。我们是自下而上，挨家挨户发表、登记，往上追溯，把历代邱氏的有关人物从二十四史里整理出来，一代一代往上追溯，有迹可查的叫续源认祖，不知道的就作为文化认祖。这样会有一个邱氏的共同先祖。”

　　作为企业家的邱家儒，如今把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花在修谱上。在全中国1069个县中，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的分会有456个，涵盖了709个县，按现在的进度，邱家儒觉得“编8年也完成不了”。这位老先生甚至在做生意过程中触发了让更多人了解祖先的愿望，“我碰到很多贸易伙伴，问他们哪里人，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这触发了我一个想法，去和台湾地区的人联系。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从大陆过去的，但是是从哪一个村呢？并不清楚。”

　　明代徽商鼎盛，修谱以徽州为最盛，无论是上海图书馆的馆藏，还是全国馆藏，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清代以后，安徽修谱数量仍多，但已赶不上经济更为发达的江苏、浙江、湖南等地。如今，企业家仍是修谱的重要力量。“寻根稽谱”展览中，有一本是氏家谱，企业家是裕兴是这本家谱的捐赠者，他本人也出资撰修了新的是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