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章:大部制改革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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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书章  

  2002年10月1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右一）同志接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郭济会长、夏书章（右三）等副会长，对学会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点击浏览更多最新图片  公共管理学术泰斗夏书章九十寿辰，精英齐聚中山大学热议行政体制改革  今年是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中山大学夏书章教授九十寿辰，中山大学今日在此举办“夏书章教授与中国公共管理学政治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日前，本报专访夏书章教授和有关专家，了解了夏教授对行政管理学的贡献，也畅谈了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以“大部门体制”为核心和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对话夏老     “生不逢时老逢时”  “照搬是最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洋腔洋调，中国问题怎么办？”夏老虽年届九十，但仍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这位戴琥珀边框的眼镜、操着浓厚扬州口音普通话的学术泰斗，依然关注着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大部制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只是一个开始。体制上仍然有方便之门，没有给时间表。”  “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够，但是也要明确，习惯势力也是很可怕的。”  “40年代抗战之后从美国回来，那个时候天真啊！国民党说得天花乱坠，只可惜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是‘中华官国’”，“1949年到1979年，那个闷啊！”在谈到行政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坎坷命运时，夏老不禁喟叹良久。在谈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时，我们发现，夏老有一种难掩的喜悦，”我是生不逢时老逢时呀。我国的行政管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得很快，这个研究领域大有可为呀！”  “2002年10月16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我们行政学会几位公共管理研究教授时说，行政改革的方针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行政学会要帮助政府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要改变，管理水平要提高，这就既涉及实践问题，又涉及许多理论问题。MPA教育，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它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也即疏通政府这个瓶颈。”  或许在夏老的心中，中国不断迈进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在慢慢实践并实现他自己的学术梦想。  学术成就     “中国MPA之父”  夏书章教授是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泰斗”、“中国MPA之父”等。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与肯尼迪总统系前后届同学，是我国最早在美国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留学生。1947年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夏书章教授于1982年在《人民日报》上率先呼吁重建行政学，迅即打开了重建中国行政学的大门，并于198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材，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1998年，他在国内首次倡导引进MPA专业学位教育，并任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唯一一位顾问。  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学者荣获“（世界）东部地区公共行政组织（EROPA）”颁发的“卓越贡献奖”，2006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专家解读     改革关键在解决政府职能  陈瑞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一直在讲，夏老也一直在呼吁。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行政分工过细、机构重叠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还大有存在。有利的事抢着干，“九龙治水”；老大难问题没人管，相互推诿，不该管的在管，该管的却没管到位，大部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问题！  按照行政管理理论，同类职能应归口同一部门管理，这有利于提高管理效能。  这次大部制改革，中央态度是谨慎的。从目前出台的改革方案来看，很多之前有呼声的改革措施并没实现。比如这次成立的大交通部，并没有将铁道部整合进去；比如大文化部，目前的名单中没出现；再比如流域管理问题，这次也没能解决。改革需要从易到难逐步推进。大部制改革，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夏老十分关注我国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政府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简机构等问题。早在1984年他就指出：“精简机构的关键在于要解决政府职能问题，围绕这一主题，可以展开和深入研讨的问题很多，诸如机构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与手段、宏观调控体系及其主要任务和办法、法制建议、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监督机制，以及信息、咨询、反馈、检测、预警系统等。”  行政的实质在于行  朱正威（西安

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夏书章教授有句名言：“行政的实质在于行”。他说，关于“行政”，“政”是前提，精髓和着力点是“行”。“行”就是要行远自迩、切实可行、势在必行、身体力行、令行禁止、行之有效，就是通过运作、执行，把政治理想、纲领、计划、原则、方针、政策付诸实施、予以实现，或见诸行动，使之成为事实。  在夏教授的论著中，对机构改革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天津

河西区是天津市机构改革试点区，通过“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使这个“小政府”较好发挥了管理、服务于“大社会”的应有作用。  “行政成本是指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行政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夏书章教授对行政成本早有关注，2003年更是在《中国行政管理》上发表《行政成本》一文，2007年，夏书章教授又相继发表《行政成本是发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行政成本研究贵能及时到位》、《加强行政成本研究意义重大深远》，对中国行政成本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对行政成本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重视效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原则要求。”在找出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基础上，夏老提出，通过机制改革、建立和健全有关制度、加强和改善协调工作、改进决策工作和狠抓落实、提高领导者素质、健全权威性的监督机制和机构等切实有效措施，解决行政效率不高的问题。  理顺党政关系是大部制关键  倪星（中大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学系主任）  大部制的最大优点是通过将相关事务集中交给一个部门行使，可以使事务得到有效协调；事权集中，减少互相推诿的现象；可以在保存业务人员的同时减少辅助人员，从而使大部制下的业务人员数量多于小部制下的业务人员数量。  大部制强化部门协调与促进政府职能新陈代谢。大部制政府组织结构对部门内外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部门数量的减少和职能的扩大，行政部门需要减少与上级首长沟通的环节并强化沟通力度。这同时对大部部长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大部制将原来的部门间协调任务内部化了，这需要为部长设计有效的部内协调制度。一种可取的做法是强化部长的协调权力，设置服务于部长的单位与人员，根据部门的亚职能设置副职、追求权责一致以提高行政效率。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系具有党政交叉、议行合一的特征，政府总理同时是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使得行政部门同样具有较为稳定的行政自主权，这为推行大部制创造了体制条件。但同时如何理顺党政交叉的关系，是大部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机构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行政改革。”在这方面，夏老早在1982年就认为，机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他提出，通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带动实现工作方法、程序、作风、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四个转变，实现人的精神状态的飞跃。  ■新快报记者 邓毅富 苏少鑫 实习生 莫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