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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行年考
房明毓
房玄龄（公元579 — 648年），大唐宰相，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无论是在动荡的隋末战乱中，还是在治平的唐初贞观之治时，他“虔恭夙夜，尽心竭节”，“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旧唐书·房玄龄传》卷六十六），为唐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赫赫功绩。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多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摘自《中华历代名人--历代政治家》）。房玄龄作为一代名相、政治家、唐王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为唐王朝开创了“贞观之治”，且以谋略著称于世。历代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在李唐王朝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特别是在“贞观之治”中，房玄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网罗人才，任人唯贤。房玄龄作为一代名相、政治家、唐王李世民的重要谋臣，居相位近二十年，为唐王朝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政治景象。房玄龄在用人方面，自然有他独道和超人之处。
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不以已长望人，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
房玄龄很有政治眼光，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想得全。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军事的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人才。主上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便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
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才，结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房玄龄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以及亡隋的图籍文书，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
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明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佐仆射，行宰相之职。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给他。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如晦来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说：“房知杜能断大事，杜知房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这就是成语“房谋杜断”典故的出处。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唐太宗推荐新发现人才，委以重任。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中完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
在选拔人才上，他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与房玄龄是政敌，但归顺李世民后，房玄龄一直与他相处融洽，成了太宗的得力助手。唐太宗写有《赐房玄龄》一诗：“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诗歌形象地颂扬了房玄龄为国求贤的耿耿忠心。
房玄龄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据史料记载：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机，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据《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不仅要过问吏制，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杖的多少，以及宫廷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有小略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正不阿的诤臣，但也能直谏皇上，只要觉得有不当之处，就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诀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苦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之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
2、精简官吏，改革吏治。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得国家治平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机构，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提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主张。房玄龄执掌政务，大力简政，并省官吏，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460员。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精减官吏的做法，既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称道“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3、制定律令，务求宽平。在律令的制定上，房玄龄始终遵循了唐太宗“务在宽简”、“意在宽平”的原则，删繁就简，便于实施。唐太宗即位不久，房玄龄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根据房玄龄的意见，又“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贞观十一年《唐律》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
4、监修国史，修定礼乐。房玄龄对礼仪也非常精通。贞观二年，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房玄龄对封禅的仪式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房玄龄奉诏与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5、反对分封和攻伐。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但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种种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消除了国家分裂之隐患。自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自知难愈，在“群臣莫敢谏，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他上表劝谏唐太宗停止攻伐高丽：“今士无一罪，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见表，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是已危慑，尚能忧吾国事乎！”（《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
耿耿忠心，天地可鉴。房玄龄忠于君主，勤于政务，恭于僚属，孝于父母，“其于臣节，自无所负”（《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其忠勤恭孝、尽心竭节的人格风范，自惧盈满、知进能退的处世之道，也深受帝王、同僚以及后人的钦敬。
自从“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决策玄午，治理贞观，“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直至临终谏表，一生“恪守职责，不自居功”。 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唐太宗对房玄龄也充分的信任，不听谗言，不信谋反。进谗者斥之逐之，告密者腰斩，反责“公何不自信！”（事见后文）。贞观末，房玄龄旧疾发，“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足见君臣情深义重。唐太宗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曾作《威凤赋》自喻并赐房玄龄等重臣（《贞观政要》曰：“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按新、旧《唐书》曰：“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作《威凤赋》以赐无忌。”《资治通鉴》亦然。不知孰是）,以诗《赐房玄龄》颂扬、勉励房玄龄为国求贤，又曾作《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一首:“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一位开国君王,为一位大臣三次赋诗,可见其对房玄龄之倚重。如此君臣，世间还有几人？唐太宗可谓千古一帝，房玄龄可称千古一臣。
而更为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在编修国书时，史臣总是把房玄龄和杜如晦一并加以评说。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然莱成之见用，文昭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谌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贤达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杜如晦传》）
房玄龄早年服侍父母以孝闻名。父曾身染重病，卧床十旬，房玄龄尽心喂药喂饭，未尝解衣交睫。父亲病终，他悲痛万分，连续五日不吃不喝。贞观十七年，已贵为宰相的房玄龄，他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生来到家门，他必亲迎恭候。在守母丧期间，他“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待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
房玄龄生平事迹，《旧唐书》卷66、《新唐书》卷96有传。
房玄龄名讳考。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云：“名乔，字玄龄”；《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云：“名玄龄，字乔”；《昭陵碑录》云：“讳玄龄，字乔”；广东梅州《冠山村房姓族谱》记载：“太始祖考司空梁国公，讳玄龄，字乔年”。
《容斋四笔》云：旧唐书目录书房玄龄，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列传房玄龄，字乔，而宰相世系表玄龄，字乔松，三者不同。赵明诚《金石录》得其神道碑，褚遂良书，名字与新史传同。予记先公自燕还，有房碑一册，于志宁撰，乃玄龄字乔松，本钦宗在东宫时所藏，其后犹有一印，曰“伯志西斋”。今亦不存矣。（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十三）
还有资料说：房玄龄“字玄龄，号乔松”。
《昭陵碑录》所取碑志绝大部分是死者入葬时撰写刊立的，乃是有关墓主生平事迹最原始的材料。昭陵陪葬者大都是武德贞观年间及高宗初年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人物，对他们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官职升迁，撰碑人绝不会信笔涂鸦，而应是根据他们的行状、谱牒等可靠材料写成，碑文撰定后还有专门官员审议。《新唐书》卷46百官志：“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焦杰《昭陵碑录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昭陵碑录》是比较真实可信的。且与《新唐书》相符。因此，综合分析，应该是：房玄龄，名玄龄，字乔。余说俟考。
房玄龄籍贯考。
《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云：“齐州临淄人”，《昭陵碑录》云：“清河郡人”。临淄属青州而非属齐州。
房氏一族世为清河著姓，《北史·房法寿传》卷39云：“房法寿，小名乌头，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谌，仕燕，位太尉椽，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之，遂为东清河绎幕人焉。”《新唐书》卷71宰相世系表叙房氏在房汉、房雅时徙清河绎幕，房谌时南迁居济南。《北史》讲的迁齐，即《新唐书》表所讲迁济南。《隋书》卷30地理志齐郡中有淄川县，原为东清河郡，开皇十六年置淄州，十八年改名淄川。清河郡中有清河县和武城县。清河县旧名武城，开皇初改武城为清河时，于此置武城。按：《北史》云迁齐为清河绎幕人也，即《隋志》的齐郡淄川。房法寿迁到清河郡的东武城县。《唐唐书》地理志云淄州乃隋齐郡之淄川县，也属传统上的齐州，故房玄龄应是隋齐州淄川人，按唐时区划应为淄州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
房玄龄家族世系考。
关于房氏世系，有多种资料记载：《北史·房法寿》卷39传云：“房法寿…曾祖谌…子翼…翼子豹，无子，以兄熊子彦诩嗣”。《魏书》)：“法寿族子景伯，字长晖。高祖谌”。《隋书·房彦谦传》卷六十六：“房彦谦，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谌，仕燕太尉椽，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焉。世为著姓。高祖法寿，魏青、冀二州刺史，壮武侯。曾祖伯祖，齐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未安太守，并世袭爵壮武侯。父熊，释褐州宅簿，行清河、广川二郡守”。《中华姓氏源流通谱》：“房植第八代孙房谌”。李百药撰《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剌史临淄定公房公碑》：“公讳彦谦，字孝冲，清河人也。七世祖谌……高祖法寿……曾祖伯祖……祖翼……伯熊”。“伯熊”有误，应是“父熊”。按说李百药撰写碑文，必然经房玄龄过目，不该有误。若按《隋书》：“十五，出后叔父子贞”、“ 事伯父乐陵太守豹”，则也许可称“伯熊”。房豹乃房熊之弟，彦谦本应称“叔父”，却也称了“伯父”。这也许是以房子贞养子的身份定的称谓。以此推论，也就不称“父熊”而称“伯熊”了。
房氏一族世为清河著姓，房玄龄属房氏清河一系。根据以上史料和房氏家族有关资料记载，综合分析，其世系应为：
（1世）伯武……(7世)谌—(8世)裕—(9世)经—(10世)法寿—(11世)伯祖—(12世)翼—(13世)熊—(14世)彦谦—(15世)玄龄。
或：（1世）伯武……(6世)谌—(7世)裕—(8世)经—(9世)法寿—(10世)伯祖—(11世)翼—(12世)熊—(13世)彦谦—(14世)玄龄。（这个顺序与多地《房氏家谱》相符，均将玄龄定为14世。）
一世祖房植（伯武）：东汉甘陵人，曾任河南尹，后官至司空，遵守礼法，闻名当朝。东汉时,受学于甘陵,周福常谒公咨询善道。为蠡吾侯(后为汉桓帝)所知遇,汉桓帝即位后,征辟为朝右公,于是大行其道，有名当朝。桓帝九年,出任河南尹,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后因诏捕党人,贤豪逃遁,公屡谏不听,遂谢仕游于江南九箫山。
……
六世祖房谌：《北史》卷39房法寿传云：“曾祖谌，仕燕，位太尉椽，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之，遂为东清河绎幕人焉”。
七世祖房裕：没有详细资料可考，只有：房谌四子：房裕、房坦、房邃、房熙,号为“四祖”的记载。
八世祖房经：蓍县令。
九世祖房法寿：魏青、冀二州刺史，以功赐爵壮武侯。卒，赠青州刺史，谥敬侯。其事迹，《北史·房法寿传》卷39有记。
高祖房伯祖：齐郡、平原二郡太守。袭父爵，例降为伯，历齐郡内史。后卒于幽州辅国府长史，免官，卒。
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宣威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孝庄帝永安年间，做过青州太傅开府从事中郎。
祖父房熊：字子彪（《北史》云：字子威，《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云：字子绎）,自小孝顺,聪明有节概,起初做褐州主簿,后迁任清河、广州二郡太守,为官颇得清名。留有七子。“留有七子”无从考证，现只知有子彦询、彦谦、彦诩。“长子彦询最知名，以魏勋门嫡孙，赐爵永始县子，特为叔豹所爱重”（《北史》卷三十九）。“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鞠养。长兄彦询，雅有清鉴，以彦谦天性颖悟，每奇之，亲教读书”（《北史》卷三十九）。房彦诩，曾任北魏益都县令。
房熊弟房豹，字仲干，北齐大臣，年十七便任州的主簿。先后任西河(今山西省临汾县境内)、博陵(今河北省安平县)、乐陵(今山东省博兴县)太守，政贵清静，颇有能名。齐灭，豹还乡，“丘园自养”。“终于家，无子，以兄熊子彦诩嗣。彦诩明辩有学识，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县令，有惠政”（《北史》卷三十九）。
父房彦谦（公元547-615年）：隋代名官，字孝冲，原籍河北省清河郡,其七世祖房谌移居南朝刘宋所侨置的冀州清河郡（在今济南历城区东部）。通涉五经，擅文章，工草隶，解属文，雅有词辩，风概高人。累迁长葛令，又深通政务，为官清廉，甚有惠化，察天下能第一，超授司马。隋开皇七年（587年）应荐入京，任监察御史，为执政者所嫉，被贬为泾阳（今属陕西）令，卒于官。《北史》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及《隋书·房彦谦传》卷六十六有记。
《北史》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有《房法寿、曾孙豹、玄孙彦谦、族子景伯传》。
房玄龄行年考。
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房玄龄出生。
隋开皇七年（587年），9岁。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尝从其父至京师，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国祚方永，玄龄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这也许就是后来弃隋投唐、“杖策谒于军门”的思想基础吧！
隋开皇八年（588年），10岁。立志要终生以父亲为榜样，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因公务在身，其父很少回家，但偶尔回家，总要对子女们说些做人道理。他的俸薪不多，又常常拿出去周恤亲友，竟没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有一次，他歉疚地对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别人都因享受朝廷俸禄而致富，惟独我是因做官而受穷，我能留给你的，就只有这一身清白了）。房玄龄回答：“孩儿不图父亲积下万贯家财，父亲的言传身教，足够孩儿受用终身。”（摘自《一代名相房玄龄》）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18岁，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时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见之深相嗟挹，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另有《新唐书·房玄龄传》云：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校仇秘书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谓裴矩曰：“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后补隰城尉。隰城今山西汾阳。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27岁。汉王谅反，坐事，除名徙上郡（《新唐书·房玄龄传》）。《隋书》卷45《文帝四子传》记载：汉王谅，即杨谅，隋文帝杨坚第五子。立为汉王。遇杨坚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为杨素击败，穷蹙而降。杨广以兄弟之情，恕谅一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隋书》卷45《大唐故上柱国卫国景武公赠司徒并州都督李药师年谱》记载：西元604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崩。二十一日，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杀杨勇。汉王杨谅反，败亡，除籍为庶人，幽闭而死。全国追捕汉王党羽，牵连二十余万家，上百万人。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37岁。父房彦谦逝世。父病绵历十旬，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父终，酌饮不入口者五日。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39岁。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拜谒李世民。“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40岁。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43岁。李渊因李世民功劳最大，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开天策府，设置官属。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兼大行台考功郎中。这时因为北方的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的势力已被唐朝平定，战事已少，李世民便在皇宫西面开设了文学馆，招纳文学之士十八人为学士，号为“十八学士”，并命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褚亮作赞词。其中，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房玄龄当时即为“十八学士”之首。十八学士分三班轮流到文学馆值班，每天一班。李世民在公事之余，常到馆中与他们讨论文籍，有时一直讨论到深夜。秦王府供给学士们精美的食品，待遇十分优厚。当时的官僚们把被选为学士看作是“登瀛州”。
“十八学士”是一群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文人。他们追随李世民，各以其力，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唐初统一全国的几次大战役中，“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功勋卓著。太宗群臣中的实干家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在战争期间为太宗“收取人物”，荐举将才，分别以“善谋”和“能断”帮助太宗打天下，尔后又直接策划玄武门事变，帮助太宗取太子位。可以说，房、杜不仅是实干家，也是太宗的心腹。唐朝之建立和太宗之继位，皆与二人直接相关。除房、杜外，最得太宗之信任者要算虞世南，他是太宗身边最重要的秘书侍从，他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和书翰，曾被太宗称为“五绝”，称许他为“当代名臣，人伦准臣”。另外，薛收、许敬宗、薛元敬曾专掌军府书檄和朝廷诰令，深得太宗之赏识。褚亮在战争期间，“尝预秘谋，有裨补之益”。就是浅学、嗜酒、简率无威仪的苏世长，在贞观年间，出使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屈，拒却赂遗”，也为大唐王朝赢得了荣誉。（《唐太宗与十八学士》作者：汪文学）
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44岁。
在秦王府记室兼大行台考功郎中任上。
正月，刘黑闼称汉东王，年号天造，都洺州，秦王世民复取相州，进至洺水沿岸，罗艺南下助世民，败刘黑闼兵。
三月，李世民大破刘黑闼奔突厥，山东平定。
七月，刘黑闼在定州再起。
十二月，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带兵击败刘黑闼。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48岁。“隐太子（李建成的谥号）见太宗勋德尤盛，转生猜间。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龄谓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对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六月，突厥入侵，包围乌城，李建成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都督诸军北征，高祖从之。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目的是把李世民帐下的精锐之士都拉到自己这边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李建成还与李元吉密谋：在为李元吉饯行时，使壮士杀死李世民，夺取权位，同时把尉迟敬德等也一起干掉。危在旦夕之际，“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经过细致谋划，决定发动宫廷武装政变。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庚申（公元626年7月2日），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将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诛之（《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三天后（癸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及太宗入春宫，房玄龄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两月后。八月...癸亥，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租调二年，自馀给复一年。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东突厥深入，逼长安，唐太宗亲临渭水，与颉利可汗结便桥之盟，突厥退兵。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49岁。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道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机构，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提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主张。房玄龄执掌政务，大力简政，并省官吏，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460员。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
房玄龄之“邢国公”与“邗国公”考。
太宗即位后大封功臣。《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云封邢国公，《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云邗国公。《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第八（凡二章）也云：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为第一等，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昭陵碑录》云：邗国公。则新传为是。
贞观二年（公元62８年），5０岁。十二月。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云。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诏从之。（《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贞观二年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关左右仆射。房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成语“房谋杜断” 由此而来。
贞观二年夏天，京城大旱，蝗虫四起，田里庄稼全被吃光，房玄龄跟着皇上视察，痛心疾首。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发布了几十道皇帝诏书，有《水部式》、《租庸调法》、《缓力役诏》等，其中还有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款项。所有这一切都是旨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生产力。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51岁。二月，戊寅，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丁巳，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资治通鉴·唐纪九》）
是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一人不可总数职，阴剀讽如晦等。帝曰：“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斥岭表。（《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
房玄龄、珪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征谏曰：“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资治通鉴·唐纪九》）
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52岁。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若无所容。
杜如晦薨，年四十六。“杜如晦没后，太宗食瓜而美，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又尝赐房玄龄黄银带，顾玄龄曰：昔如晦与卿同心辅政，今日所赐惟独见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黄录。命取黄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宋孔平仲撰《续世说》）。贞观朝共计二十三年，杜如晦侍太宗仅四年，而房玄龄侍太宗二十二年。“贞观之治”，玄龄之功远大于杜如晦矣。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53岁。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57岁。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戊申，祔于太庙。
辛丑，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58岁。春正月壬子，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年，夏，六月，上（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长孙皇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上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资治通鉴·唐纪十》）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59岁。房玄龄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反对世袭分封制，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消除了国家分裂之隐患。
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房玄龄等进所修《五礼》。诏所司行用之。奉命与长孙无忌等修《贞观律》。
三月，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60岁。虞世南卒，时年八十一岁。魏征荐褚遂良与太宗论书。
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成，又称《贞观氏族志》。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61岁。加太子少师，玄龄频表请解仆射，诏报曰：“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弘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龄遂以本官就职。时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
“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宏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徵、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62岁。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引自《贞观政要》）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63岁。唐太宗下诏封泰山，可惜天公不作美，东至洛阳宫时，天空出现慧星，太宗以为不吉。薛延陀又乘虚起兵，于是半途而返，封禅告吹。
文成公主入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64岁。房玄龄又与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锡赉甚优。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谓之曰：“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玄龄遂止。
太宗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房玄龄对曰：“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上曰：“然。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65岁。夏四月，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司徒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图形于凌烟阁。吕温在《凌烟阁勋臣颂（并序）》中云：“房、杜元（玄）机朗识，并运帷幄，神发响效，谟成天功，此则萧何之指踪，子房之决胜也”。并赞房玄龄曰：梁公先觉，龙卧待君。长彗流光，扫天布新。义师雷兴，公跃其鳞。杖策千里，来谒帝阍。婉婉梁公，实懿实聪。实光实融，羽义翼忠。若鸾若鸿，大风动地。儒服从容，静运胸中。弛张折冲，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开太平。我虽忘劳，时靡有争。网罗遗贤，推毂群英。玉不韬辉，兰无沈馨。飞鸿出溟，振鹭在庭。济济多士，太宗以宁。太宗宁矣，公无事矣。阙衮有补，惟仲山甫。经营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钧轴，至则委汝。闲居台辅，□默自处，亦莫敢予侮。高朗令终，呜呼梁公。
是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
是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夏，四月，庚辰朔（初一），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上谓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济，护儿之子也。
乙酉（初六），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幽于右领军府。上欲免汉王元昌死，群臣固争，乃赐自尽于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谏争，皆坐免为庶人。馀当连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宁以数谏，独蒙劳勉。以纥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八月，庚戌（初三），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以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大亮身居三职，宿卫两宫，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当大位。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66岁。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
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为：十七年六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职。冬十月丁巳，房玄龄起复本职。）
冬，十月，甲寅（十四日），太宗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旧传》及《唐会要》皆云：贞观十七年，太宗亲征辽东，令太子太傅房玄龄充京城留守。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廪，并委卿处分发遣。东都留守，以萧瑀为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亲征辽东”或“贞观十八年，太宗亲征辽东”，均为不确。考《贞观政要》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有记：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馀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唯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於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傥不胜，翻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议者是之。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从太宗征高丽，诏道宗与李勣为前锋，及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佥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议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可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勣大然其议。乃率骁勇数百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勣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道宗在阵损足，帝亲为针灸，赐以御膳。
由此可见，太宗亲征辽东（高丽）应是贞观十九年。《中国历史记事》的记述亦可佐证：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十一月，太宗诏谕天下，言攻高丽有五种有利条件：“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次年正月，太宗亲统诸军自洛阳北上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治监国，萧瑀为洛阳宫留守。
贞观十八年年，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67岁。太宗离开京城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再去上奏请示。有人到房玄龄留守处声称有密谋，玄龄问密谋人是谁，答道：“是你本人。”玄龄让驿传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听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告密人，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见到告密人，问他告谁，答道：“房玄龄。”太宗说：“果然不出所料。”喝令将告密人腰斩。又亲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称：“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独自处置。”（《资治通鉴全译》第197卷——第201卷）
玄奘取经还，抵长安 。太宗征辽东，无功而还 。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大唐西域记》成书 。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68岁。夏四月，甲子，太子太师、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各辞调护之职，诏许之。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情耿介狷狂，与同僚们多不合，曾对太宗言道：“房玄龄与中书、门下省众位大臣，私结朋党对皇上不忠，操持权柄固执己见，陛下并不知道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太宗说：“你讲得过分了！君王选择有才能的做为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予以重任。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应当舍弃其短处，取其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也不至于一下子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程度。”萧内心很不自在，既已多次忤犯圣意，太宗也心中很不高兴，只是念其忠直之处居多，不忍心将其废弃。
房玄龄曾因太宗小有谴责令回家中，褚遂良上奏疏称：“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武德九年又冒死罪建议陛下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执掌朝政，大臣中以玄龄最为辛劳。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士大夫所共同反对，则不应把他远远抛弃而不用。陛下如果认为他老迈无用，也应当劝告他让他退休回家，以礼节辞退；不可以其小小的过失，就抛弃他几十年的旧功绩。”太宗听后急忙召房玄龄回朝。过了不久，房玄龄又离开职位回到家中。过了几天，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让晚辈们立即洒扫门庭，说道：“皇上的乘辇就要到了。”过了一会儿，太宗果然临幸他的宅第，于是用车马载着玄龄一同返回宫中。（《资治通鉴全译》第197卷——第201卷）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69岁。太宗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其为当时准的如此。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70岁。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玄龄因谓诸子曰：“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孤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遂上《抗讨高丽表》谏。《表》见附录。
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
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见其通显。
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国公房玄龄薨。（《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旧唐书》卷66）
《唐會要·卷七十九·谥法上》：旧制。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复申考功。于都堂集内省官议谥。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邱园。声实明着。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也。
文：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昭：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
文昭，赠太尉梁国公房玄龄。
《唐會要·卷八十·朝臣复谥》：“兩字之諡，加等之美”。“伏以国朝宰辅，谥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龄谥曰文昭”。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26日），太宗崩。高宗嗣位，诏（房玄龄）配享太宗庙庭。
褚遂良书《房玄龄碑》。碑文二千余字,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句是:道光守器长琴振音,方嗣虞风仙管流声。
在整个唐朝，配享“太宗庙七人。赠太尉梁文昭公房玄龄。赠司徒申文献公高士廉。赠尚书左仆射蒋忠公屈突通。并贞观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至永徽四年二月。房玄龄以子遗爱反。停配享。赠太尉郑文贞公魏征。神龙三年闰二月十五日敕。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赠司徒卫景武公李靖。司空莱成公杜如晦。并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唐会要》卷十八·缘庙裁制下·配享功臣）
房玄龄卒年考。
关于房玄龄的卒年，史书记录有出入，即使是同一本书中，也不尽相同。《旧唐书》卷66云：“贞观二十三年，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云：“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卯，司空、梁国公房玄龄薨”。且“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新唐书》卷96云：房玄龄“贞观末年，……薨，年七十一”。《大唐凌烟阁功臣名录》：房玄龄“贞观二十三年病故”。《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六四八年）六月，癸卯，薨”。
房玄龄的卒年应该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岁。《旧唐书·房玄龄传》卷六十六中所记“二十三年”是为误记。其年所发生的事是为贞观二十二年的事。
在贞观年间，由房玄龄主持编写前六代史。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修订《唐律》、《五礼》。另外又撰《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20卷，与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200卷。房玄龄注《管子》二十四卷。其言论多见于《贞观政要》。《全唐文》收录其文（议）20篇。未见有诗文集传世。
房玄龄有无弟兄，未见史书记载，无从考证。李百药撰《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剌史临淄定公房公碑》中有“降生一子，光辅帝唐”句，由此推论，好象只有弟兄一人。
房玄龄妻卢氏，敕封孝节贤懿夫人。“敕封”之说，广东梅州《冠山村房姓族谱》有记，史书无考。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列女》记载：“房玄龄妻卢，失其世。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人帐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它。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李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妇人一·卢夫人》亦有此记载。
《隋唐嘉话》载：“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酖。”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于是乎演绎出“千古风流一坛醋”的故事。
房玄龄有三子一女。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旧唐书》卷66）
长子遗直，袭父爵，银青光禄大夫，永徽初为礼部尚书、汴州刺史。
柳宗元《龙城录》中有一则“房玄龄为相无嗣”的佚闻，记载道：“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奈无嗣相绍何。公怒，时遗直已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绝房氏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此野史佚闻，所说玄乎，免不了牵强附会，不足为信。
次子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
三子遗则，司徒荆王李元景之婿，官拜中散大夫。
女，为韩王李元嘉（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妃。
“女儿奉珠嫁给了韩王为妻，他主张婚事一切从简，并反复告诫女儿：以后你做了王妃，别忘了恪守妇道，相夫要讲究方法，教子要以身作则。奉珠随丈夫到远方赴任，他虽牵挂在心，但硬是不去送行，怕过于招摇。奉珠后来不负他所望，以德服人，深受众人爱戴”（摘自《一代名相房玄龄》）。女儿是否名“奉珠”，失考。
永徽三年（壬子，公元652年）。最初，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坐事除名，徙宁州刺史，入朝，与遗爱款昵，对遗爱有怨望语，且曰：“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元景女适遗爱弟遗则，由是与遗爱往来。元景尝自言，梦手把日月。驸马都尉柴令武，绍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因与遗爱谋议相结。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
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春，二月，甲申（2日），诏（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皆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
《大唐新语》记载：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临刑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见其族灭！”不久，竟如其言。（长孙无忌“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来被诬陷谋反，自杀”。）
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十七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房遗爱谋反”案是发生在唐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朝初期的一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在此案中不仅有众多的官僚被牵扯其中,更有诸多李氏皇族成员受到牵连无辜被杀。唐高宗利用"谋反"罪名成功地将其潜在的政治对手清除干净,李氏皇族的诸多精英人物被剪除,法律成为排除政治异己的工具。长孙无忌曾借房遗爱谋反一案，杀害了“名望素高”、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的吴王李恪，以绝众望；并将与他不谐的江夏王李道宗流放岭表。为稳固自己的权势，长孙无忌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网，可谓用心良苦(引自《从房遗爱谋反案看封建法律的工具性》一文)。既然如此，谁又能说“房遗爱谋反”也不是一桩冤案呢？史书都只说“房遗爱谋反”，却从未有人提供过“谋反”证据。房遗爱只不过是作了宫廷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而已。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宫廷斗争,为了夺取皇位,不是父子相争,就是弟兄相残。有资料统计：“唐太宗14个儿子，竟有12个死于非命。其中3个被杀，3个自杀，3个早夭。1个被‘幽闭’，2个被废为‘庶人’”。中国自古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李唐王朝，王爷、公主、驸马、功臣及其子弟中，以“谋反”罪被诛的也不是少数。试想，若玄武门失败，中国历史又该会是怎么样？史学家又该怎么写？后人又会怎样评价李世民和房玄龄等人呢？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凯歌”。
乙酉，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罢房玄龄配飨。《旧唐书·房玄龄传》却为：“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
房玄龄虽然教子极严，却并不成功。可叹房玄龄一世清名，受子媳所累，人都死了，大红的牌位被下令从太宗庙中撤出，失掉配享的资格。然并不影响人们对他高尚人格魅力的崇拜和丰功伟绩的褒扬，后唐王朝仍屡加追赠。见《唐会要·卷四十五·功臣》：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三月六日诏”和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十二月敕”。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恪守职责，不自居功。被历代史家赞誉为大唐贤相。干百年来，后世给予玄龄公高度的评价，称之为“大唐名臣”、“一代名相”、“忠臣良相”、“中国历代政治家之一”、“中华十大贤相之一”等等，受到世人的崇拜和颂扬，更为后世官宦树立了光辉的学习典范。
附录：
唐太宗《置文馆学士教》
昔楚国尊贤，崇道光於申穆；梁邦接士，楷德重於邹枚。咸以著范前修，垂芳後烈，顾惟菲薄，多谢古人，高山仰上，能无景慕。是以芳兰始被，深思冠盖之游；丹桂初丛，庶延髦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从迁，终愧嘤嘤之友。所冀通规正训，辅其阙如。故侧席无倦於齐庭，开筵有待於燕馆。属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谦、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道元、天策仓曹李守素、王府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太学助教盖文达、谘议典签苏勖等，或背淮而至千里，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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