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后期的宗谱、宗祠、族田、族规、族长和族权

四十二年

宋代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租佃契约制的地主经济迅猛发展。与荫户门客对门阀地主不同，在租佃契约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来说较弱，同时由于商品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买卖盛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也颇为迅速。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剧烈，“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氏族略序》），累世高官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旧士族失去了社会影响，而地主阶级中的寒士也能依靠科第入仕取得富贵，成为新的官僚地主。但多子平均继承制又使他们聚敛而来的土地、财富在一、二代后就迅速分散。北宋理学家张载就曾指出：“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经学理窟·宗法》）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农民响亮地提出了“等富贵，均贫贱”的口号。为了维护本家族、本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用血缘关系来掩饰同农民的对立，一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上古时期的宗法制度理想化，认为门阀制度下的宗族组织已失去圣人立宗法的本意，主张重建古代的宗族组织，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经学理窟·宗法》）并把宗法的概念扩大到国家政权：“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西铭》）由于历史条件久已改变，要原封不动地恢复西周春秋时那种典型的宗法制度是不可能的，但上古宗法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在经过一定的调整之后，得到了实际的贯彻，从而形成了以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这种宗族制度完全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同封建政权、封建礼教纠合在一起，起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1.宗谱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谱牒用以明统系，统系既明，宗族就不至于混淆。如前所述，谱牒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曾十分流行，出现过许许多多姓氏书和家传、家谱，但重族望、讲门第的风气又造成了夸饰攀附、真伪不辨等弊端，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唐以前的谱牒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绝大多数散失不存，旧的谱学由衰而绝。宋代以后，经欧阳修作欧氏谱，苏洵、苏轼父子作苏氏谱为之倡导，家谱重新受到地主阶级的重视。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为本族族谱所作的序中说：“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之。”与着重区分门第高下的旧谱学不同，新谱学以宗法为“谱心”，主要体现敬宗收族的精神，所谓“唐人未尝究心谱学耳，惟宋儒重宗法而谱学娴”（清陈济《张氏宗谱合编谱序》），就是指此而言。发展到明清，不但着族皆有谱，“家之有庙，族之有谱”（明方孝孺《童氏族谱序》）成了极其普遍的现象。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甚至可以说没有无谱之族，除少数从事所谓“贱业”者以外，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入谱之人。清代学者程瑶田对宗谱的作用及其与宗法的关系，有一段透辟的论述：“族谱之作也，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使散无友纪不能立宗法以统之者，而皆笔之于书。然后一披册焉，不啻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群居和壹于一堂之上也。夫所谓大宗收族者，盖同姓从宗合族属，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今乃序其昭穆，合而载之族谱中。吾故曰：族谱之作，与宗法相为表里者也。”（《通艺录·嘉定石氏重修族谱序》）宋以后的宗谱又有家谱、族谱、世谱、家乘等不同名称。有些较大的宗族族内又分若干支若干房，另有支谱、房谱。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得很明白：“五季谱牒散亡，而宗谱遂为私家撰述，于是有合族之牒、有分支之谱。”（《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明清时比较完备的宗谱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序文，谱例，目录，家训族规，族墓、祠堂、族田的情况，自始迁祖以下全族已故和现存的所有成员的谱系世表。有的家谱还载有祖先的画像，诰敕、传记、墓志和着作。家谱的序文可以有许多篇，而且每次续修都增加新的序文。这些序文往往出自本族辈次名望较高的成员之手，也有请非本族的地方官长或着名学者撰写的，主要叙明修谱的意义、缘起、本族得姓占籍的由来、繁衍的情况以及修牒的经过等等。谱例相当于一书的凡例，主要说明修谱的体例，规定入谱的资格，往往特别强调要防止异姓乱宗。家训族规或是祖先遗命、或是所谓合族公议而定，在宗谱中置于显着的地位。族墓、族田的面积和方位四至，祖先兆域的排列情形，祠堂的位置结构等，都有详明的记载，而且多有附图以言的，一目了然。家谱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谱系名录。“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明方孝孺《族谱序》）先分房支，然后以表格形式登载各房支下每一世次男性宗族人员的名、字、号，功名仕宦情况，婚姻、生育情况和享年、葬地。入谱的人，“讳某字、娶某妇、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明宋濂《符氏世谱记》）女性在家谱中也有记载，但都不见名字，外族之女嫁来后就加入了丈夫的宗族，但她只能以“某氏”的名义附见于丈夫之后，有时注明原是某地某人之女；本族之女嫁出后就脱离了父亲的宗族，她只能以“第几女”的名义附见于父亲之后，并注明适某地某人。这也是实际生活中妇女附属地位的反映。能立家传的，都是本族引以为荣的名宦、名士、忠臣、孝子、烈妇、贞女等。日本学者秋贺多五郎在《宗谱的研究》一书中曾把家谱的内容和修谱的目的归纳为：(1)序得姓的根源，(2)示族数的远近，(3)明爵禄之高卑，(4)序官阶之大小，(5)标坟墓之所在，(6)迁妻妾之外氏，(7)载适女之出处，(8)彰忠孝之进士，(9)扬道德之遁逸，(10)表节义之乡闾十条。不难看出，“谱系之作，所以敦孝弟、重人伦、睦宗族、厚风俗”（清李希莲《重修李氏族谱序》），具有敬宗收族的意义。家谱或十年一修，或二十年一修，或三十年一修，长期不续修家谱，会被认为“不孝”。修家谱是宗族中的一件大事，由族中的头面人物主持，如嘉善陈氏规定修谱之事“有爵者主之，爵同论长”（清陈龙正《家矩》）。修谱的费用或由族中财力雄厚者承担，或向族众摊派。有的宗族平时置有添丁簿，随时登录族中人口变化的情况，用备查考，为修谱预作准备。家谱每次续修完毕，都在祠堂中举行仪式向祖先秉告，然后分发各房各支，有的一直分发到各个家庭。明代休宁范氏把家谱一一编号，只印刷一定的数量，随即毁去书版，还要求族众对家谱必须“收藏贵密，保守贵久，每岁春正三日祭祖时，各带所编发字号原本到统宗祠，会看一遍。祭毕，各带回收藏。如有鼠侵油污、磨坏字迹者，罚银一两入祠，另择本房贤能子孙收管”（《休宁范氏族谱·谱祠宗规》），明王士晋《宗规》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家族的内聚力，进行宗法教育，另一方面也为了杜绝日后发生冒宗之事。2.宗祠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后世天子、诸侯的祖庙为宗庙，士大夫的祖庙为家庙。夏商二代都已有了宗庙，周代以后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而庶人只能祭于寝。就是说一般平民只能在自己的居室中祭祀祖先，士大夫以上才能立祠庙。南宋朱熹着《家礼》，提出“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四龛所奉为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四代。当时的祠堂似是以家庭而不是以宗族的名义建立的，而且与居室相连，还不是单独的建筑。到了元代，以宗族为单位建立的宗祠已经出现，宁海童氏聚族而居，就“相与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明方孝孺《童氏族谱序》）。明初以来，“爱宗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立庙以祀者，……往往皆有”（清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庶人无庙”的规矩被打破了。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合族共祀者为宗祠，宗祠一般规模较大。又有所谓统宗祠，又称大宗祠，是数县范围内同一远祖所传族人合建的，如广东嘉应，“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州城则有大宗祠，则并一州数县之族而合建者”（光绪《嘉应州志》），江西新安皇呈徐氏统宗祠，下统三十八族，远族有距祠三百里者。宗祠之下又有支祠、房祠、家祠、文祠、房祠为族中各支派所建，用于供奉本支、本房的祖先，家祠则是一家或兄弟数家所建，只供奉两、三代直系祖先。清代休宁茗洲吴氏除合族宗祠外，又分五支，每支立有分祠，支下分房，又各有祠。有的宗族在祖先墓地还另设墓祠。这样，“于宗有合族之祠，于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义，至矣尽矣”（清程昌《窦山公家议》）。宗祠为追远报本而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多根据朱熹《家礼》所定之制，并参考唐宋三品以上官家庙的形制，建堂立龛，供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龛下设附位，安放旁系神主，另于东侧建屋贮藏祖先衣物遗书和各种祭器。明代中期以后，宗祠大兴，一些官僚豪绅、富商巨贾所在之族，依靠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所建宗祠气派宏伟，富丽堂皇，以大门、享堂（厅事）、寝堂（龛堂）为中轴线，又有许多附属建筑。云阳涂氏的宗祠“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宗祠建筑。歙县棠樾鲍氏宗祠建于村口，祠前石路上高耸七座明清两代由皇帝颁赐匾额的石牌坊，又有一方亭，十分壮观。乾隆年间官僚许登瀛损资八千两白银，重建歙县城东许氏宗祠中诰敕楼和拜堂各五大间，拜堂可容千人跪拜，其规制之大，在当时也并不多见。（图1）一些大族巨室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来营建宗祠，有“衒耀乡邻，以示贵异”（清陈耀《祠堂示长子》）的作用在内。宗祠祭祖，仪式隆重，是最为重要的宗族活动。祭祀活动名目繁多，有每年对高、曾、祖、考的春、夏、秋、冬四时祭，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分祭祢以及忌日祭等特祭，每逢年节还有年节祭。平时族人经过宗祠门口，都要下车下马，毕恭毕敬。祭祀时，合族男子会集宗祠，拈香行礼，更是极其严肃。每次祭祀，都由族长或宗子主祭，并以年辈、官爵较高者为陪祭，另外安排通赞、引赞、司祝、司尊、司帛、司爵、司馔、司盥等执事人员负责赞礼和奉献各种祭品，有时还配有钟鼓和歌诗生。（图2）其余族人则依辈次的先后和身份的尊卑，井然有序地随主祭、陪祭之后，在赞礼声中跪拜如仪。参加祭祀的人一定要衣冠端正，行礼时“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京江王氏世谱·祭约》），凡“行礼不恭，离席自便，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都要议罚（《浦江郑氏世范》）。祭毕会食，依次饮福、享胙。饮福为饮用祭酒，享胙为食用祭肉。祖先用过的祭品，吃了会沾有祖先的福泽，而“革胙”、“停胙”则是对犯有过失的族人的一种处分。宗祠祭祖目的在于通过追思共同祖先的“木本水源”之恩，用血缘上的联系团结族人，以免日久年长，一族之人名不相闻，面不相识，视同路人。而繁缛隆重的仪式又充分体现了封建伦理，展示了礼教规范，又是一种教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