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徵文化

冷若水冰

浅论魏徵文化
钜鹿魏徵研究会会长王麟本

魏徵生於周静帝大象二年（西元580年）之襄国郡钜鹿县。即今之邢台市巨鹿县。少年家境孤贫，无以爲业，曾爲道士。好读书，尤好研读纵横之术。隋大业末，天下大乱，征投军瓦岗。後爲窦建德所俘，使爲起居舍人。建德败，徵投奔隐太子李建成，深爱器重，拜爲冼马，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刊缉之事。征见太宗与隐太子，勾心斗角，阴相倾夺，每劝建成订计谋预爲除之。遂酿成“玄武门之变”，太宗反败爲胜，射杀兄建成与弟元吉。於是，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徵却依然故我。有一天，太宗严厉责问魏徵：“你爲什麽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徵却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听後转怒爲喜，倍爲敬重，封爲詹事主薄。後改爲谏议大夫，步步高升，直至侍中、郑国公、尚书右丞等职。纵观魏征一生，高风亮节，睿智卓识。敢谏善谏，胆略超群。耻做忠臣，甘做良臣。幸遇明主，致君尧舜，成就贞观，彪炳万代。故论其文化，当属帝王文化。现简述於後：
魏徵文化当属帝王文化
据《炎黄春秋·2006年11期·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载：中国传统文化有几个影响特别大的流派？学术界几乎是都维护这样一个定论的：儒释道三家。那麽中国究竟是四大传统文化还是三大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和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文化？结论是帝王文化也有它的文化源头，文化结构，社会基础，文化符号，也和其他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也搀杂了宗教的一些内容，也都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物态文化分布全国各地。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和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帝王文化。其在帝王文化的文献载体和代表人物中载：“儒释道都有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三大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共识，原因主要在这里。帝王文化有没有呢？有。”可能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化结构。儒家有《四书五经》；道家有《庄子》和《老子》；法家有《荀子》、《韩非子》；佛教有卷帙浩繁的《佛经》。帝王文化有什麽东西？其实帝王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文化载体。春秋战国时法家出来公开地维护帝王文化，已经给帝王文化确立了理论体系。慎到、韩非、李斯，都有帝王之术。晋以後没有像韩非那样的理论体系了，是因爲它的形态变了。帝王文化的理论体系在晋以後有所变化，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专制主义思想吸取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再是赤裸裸的像秦法家那样，对儒家道家的理论不屑一顾。但不等於没有理论体系了。後来的《贞观政要》、《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大诰》、《大义觉迷录》、《康熙政要》、《盛世危言》等就是帝王文化的载休。其在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整合中又明确指出：“唐朝吴兢《贞观政要》也是儒家文化和帝王文化的高度结合体。”不言而喻，魏徵文化是帝王文化。其实质是主张施行仁政，较得民心的王道思想，而非霸道思想。
耻做忠臣甘做良臣
据《炎黄春秋·2002年2期·李世民纳谏的前後变化》载：太宗的诚於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有。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西元626年到643年）魏徵爲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顔直谏，前後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爲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徵言直，常爲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对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後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徵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徵的忠诚。爲表彰魏徵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徵接过赐书看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爱卿此乃何意？”魏徵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徵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爲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爲良字。又据《贞观政要》载：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徵，言其阿党亲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称，征即爲人所道，虽在无私，亦有可责，遂令彦博谓徵曰：“尔谏正我数百条，岂以此小事，便损衆美。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数日，太宗问徵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君亦不得遂怀隐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但愿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群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二百匹。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爲镜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镜可以知兴替，以人爲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联亡一镜矣。……”\n总之，魏徵恪守“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的古训。即可事即事，不可事则弃，决不做任何封主的附庸。如李密不听其良言，便毅然弃之。因爲如不遇明主而事之，往往事昏君则一事无成；事暴君则助纣爲虐；做忠臣便招杀身之祸。岳飞、袁崇焕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遗憾的是：历朝历代人们但知忠臣光荣，且争做忠臣。而对魏征的“良臣论”却知者甚少。因此便爲培养昏暴之君创造了肥土沃壤，致使国弱民穷。天灾人祸频仍，人民苦不堪言。
贞观盛世是应用魏徵文化的硕果
据《共鸣·总220期·爲何会有一个鼎盛而廉洁的王朝》载：“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的标志不外乎国富民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産）上做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於海，南极五岺，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齎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的死刑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後事，明年秋天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文中又载：“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爲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爲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订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首先肯定，贞观盛世之辉煌业绩是李世民的英明领导。而李世民的策略又主要来源於魏徵。正如《贞观政要·魏征传》所载：“太宗曰：联拔卿于仇虏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爲器便爲人所宝。朕言自比于金，以卿爲良工。”又载“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後，尽心於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爲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由此论之，贞观盛世乃是唐太宗全面应用魏徵文化之硕果并非过誉。有联爲证：
屡触逆鳞，直陈忠谏，贤相楷模民永忆；
频筹良策，力佐大唐，明君业绩鉴长存。
二OO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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