冮姓姓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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冮[冮，读音作gāng(ㄍㄤ)]
一.姓氏用字：

二.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源于改姓，出自明、清时期自造姓氏字，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今自称为满族的冮氏一族，起源有三种相似的说法：
1.据《冮氏家谱》的记载：
明朝末期有五个兄弟，原为汉族，名字分别为冮恭、冮宽、冮信、冮敏、冮惠，原籍为今河北献县铁甲庄。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兄弟五人被拔入满洲汉军镶红旗，跟着佟·努尔哈赤一路征战，后来因为立下了战功，改隶属正白旗。
传至冮奉宽(排行二)，移居关东锦州城西江家屯，清康熙初年(公元1662年)又转迁北镇县城北冮家沟，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又转迁黑山县城北冮家台。
五兄弟先后在今辽宁锦州城西、黑山冮台、北宁冮家沟等地居住，后五兄弟因战乱而分散，分别留在关东发展，老祖宗叫冮惠，留下了冮家屯，冮家店，冮家窝棚等等后人聚集地。
本书认为，由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冮氏家谱》严重断代，无人修复、续写，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有的家谱也是仅为后人凭记忆与传说完成的，偏误的可能姓极大。今查河北省沧州市献县铁甲庄一带，在历史上并无此冮氏族群的生息历史，而且在明朝时期还没有“冮”这个汉字，但其周边省、市、县确有许多刚氏族人分布。因此，该支冮氏一族源发河北献县的记述，存在很大的疑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2.亦是据《冮氏族谱》的记载：
明朝末期有五个兄弟，原为汉族江氏族人，原籍为今山东南部地区。后因为犯当朝之罪而一同逃亡，从山东沿海北上，在辽东半岛登岸，隐姓埋名在今辽宁锦州城附近定居，后因清军为入关而扩充军队，被编入旗而成为满族人。而因为其原籍方言中“江”字读音作gāng，所以“冮”就是“江”的方言音，因以为氏。
本书认为，该支冮氏若如其说，则原应属江氏，据说在清朝时期曾属于满洲汉军镶黄旗。从其氏族主要聚居区来看，在历史上并未随满清王朝入关，因此为官者稀寡，史记绝无仅有，属于满洲氏族中地位比较低下的一个群体，很可能是由于早期后金政权建立时征服的其它小部落，或是汉族的边民归降以后被赐、改的姓氏。一般来说，满清王朝建立后，多将这样的民众群体划归限定居在关外满族的发源地一带，以便于严加控制。因此，该支冮氏族人应该是近代迁居过去的。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3.传说：
沈阳冮氏，祖上是明朝五位御前侍卫，在明、清之际结义反清复明。后来明朝覆亡，其族人被编入满洲汉军镶红旗。于是取“江山”的“江”去一点作为家族姓氏，以志失国之耻。
本书认为，此说没有任何史实证据，且在清初至清中叶，满清政府对“反清复明”者的镇压十分残酷，稀有存者，更不要说是那些坚贞的前明御前侍卫，其人其族也不会被编入旗籍！因此，该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4.自说：
据今辽宁省锦州市冮氏一族的老辈人述说：该支冮氏祖上即为满族人，隶属汉旗镶红旗，世为地方官员，主要管辖辽宁地区的漕运。后因得罪朝廷或地方豪吏而被迫逃亡，而后将原来的满族姓氏依官职内涵改为“冮”，遂有该支冮氏家族。
本书认为，该支冮氏自说内容，查《黑龙江志稿》、《清史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八旗通志·烈女传》、《满汉名臣传》、《大清实录》等一系列历史文献，皆无有相关其人其事的记载。
清朝时期，设有陪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其下也设有户部，下辖粮储司、内仓、城仓、漕运等机构，但人事、业务均归盛京将军管辖。作为主管辽宁地区的漕运，官位当为漕运总督，归属盛京将军辖制，负责用航运船只将浑河上游的木材、山货、粮食等物资沿浑河、太子河、辽河汇集到营口，再入海下山东、赴江浙等地。船只回程时将丝绸、药材、杂货、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资运回盛京。
盛京城南浑河沿岸，分布着七间房、石庙子、古木场、浑河官渡、望北楼、十里码头、罗士圈子、叆鸡堡等众多渡口码头。坐落在棋盘山风景区高坎镇的七间房码头，是当年浑河的主要渡口之一。前些年在该河段陆续发现的百余块条石、缆桩、檀香木桩等，均足以证明当年七间房码头的规模和繁华兴盛。从五里河南到浑河南岸的浑河堡村口，便是浑河的主要渡口之一、盛京城南十里“浑河官渡”。史载，当年佟·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营造沈阳故宫、王府、庙宇时，在海城缸窑岭烧制的七百余万块青砖、琉璃瓦等建筑材料，都是从浑河官渡运抵盛京。十里码头集贸繁华。史料记载，在清朝事情，浑河在盛京河段的主要渡口莫过于“十里码头”，它是进出盛京古城西郊的南大门，其位置大抵西起新华广场、东到南湖大桥、北到光荣街、南临南运河。“十里码头”起源于罗士圈码头，该码头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是浑河上最早的码头。从明、清以来，罗士圈码头漕运一直是盛京下辽河、出渤海、赴天津、到烟台、去上海的惟一通道。当时罗士圈有一个大码头、两个小码头，船只最多时达到上千艘。罗士圈码头岸北是个极其热闹的场所，这里的货物的出入全靠与此地相邻的“十里码头”住户。此地相距盛京沈阳古城十里之遥，自身地域广阔十里，所以称为“十里码头”。于洪区当年还有个大码头，距离沈阳西南二十公里处，如今于洪区境内还有一个叆鸡堡码头。后金大汗佟·努尔哈赤便驾崩于该地。
在清朝的不同时期，漕运总督在不同地区分别为一～三品大员，俸银收入并不高，岁俸分别为一百八十两、一百五十五两、一百三十两，但每年的养廉银则分别高达三万两、两万两、一万两千两。漕运总督标下，统辖左、右、中三营及城守四营，驻漕运要地，分别置兵达两万余人。
但细查有清一朝曾担任过负责漕运的官吏，有蔡士英、林起龙、吴维华、王樑、桑额、赫寿、施世纶、郎廷极、张大有、魏廷珍、顾琮、补熙、程元章、亢得时、博尔济吉特·查克丹、爱新觉罗·硕讬时、常安、刘统勋、蕴著、伊尔库勒·瑚宝、张师载、杨锡绂、梁翥鸿、黄登贤、高晋、崔应阶、富嘉谟、萨克达·阿思哈、鄂谟拖·鄂宝、爱新觉罗·毓奇、伊尔根觉罗·萨载、管幹贞、书麟、富纲、蒋兆奎、乌苏·萨彬图、阮元、赫舍里·桂芳、李鸿宾、魏元煜、颜检、孙玉庭、郭佳·穆彰阿、陈中孚、杨懋恬、费莫·讷尔经额、朱桂桢、吴邦庆、苏成额、富察·贵庆、嵩溥、于库里·恩铭、朱为弼、实哷·恩特亨额、周天爵、爱新觉罗·铁麟、朱树、廖鸿荃、李湘棻、程矞采、杨殿邦、必禄·福济、邵灿、袁甲三、王梦龄、吴棠、富明阿(袁治安)、吴棠、李宗羲、张之万、杨昌濬、陈道兴、白锺山、邵灿、爱新觉罗·蕴著、札库塔·乌库理、沈文奎、爱新觉罗·帅颜、王光裕、觉尔察·逊塔、方栖凰、林起龙、吴惟华、蔡毓荣、徐旭龄、徐廷极、赖布·硕幹、慕天颜、董讷等九十一位，其中汉族六十七位，满族二十三位，蒙古族一位，皆有主管或隶属大清总督漕运部院的经历。
在历代的这些清朝漕运官吏中，无一曾有过“因得罪朝廷或地方豪吏而被迫逃亡”的记录者，而且满族人也不会去“隶属汉旗镶红旗”，因此，今辽宁省锦州市冮氏一族渊源之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本书慎按：
国家“十五计划”语言文字应用科研项目负责人、江西南昌科技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江西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江西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黎传绪教授，在对以“冫”为部首的汉字研究后指出：
“冫”是一个部首，现在的“冫”表示着各种不同的意义，有十种情况。“冫”是“冰”，以“冰”为形符的字都和“冰冻、寒冷”有关；“冫”是“冰”，但是“冰”是作声符；“冫”不是“两点水”，而是“二”；“冫”是“氵(水)”的省略，成为真正的“两点水”；由于引申的原因，“三点水”演变成了“两点冰”；因为字义是“减少”，所以将“三点水”减成“两点水”；字义和“冰”相似，而因此以“冫”为形符；因为“避讳”，“三点水”不得不变成“两点水”；因为避祸，把“氵”改成“冫”；因为汉字简化而被归入“冫”部。
“冫”的规范名称叫做“两点水”，其实，它并不是水，而是冰。“冫”在甲骨文中写作“仌”，即使发展到篆书其字形也还是没有变化。《说文解字》：“仌，冻也。象水凝之形。”《玉篇·冫部》：“冫，冬寒水结也。”清代的文字学家段玉裁说：“象水初凝之文理也。”说通俗一点，“仌”就象冰的花纹，人们称之为冰花。“仌”在隶书中作为偏旁才变为“冫”，这在文字学上称为“隶变”。
东汉时期的许慎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说文解字》，许慎分析篆书构造，提取出五百四十部。每部所收之字都必须有共同的形符，这个共同的形符就是一部之首，简称“部首”。
“冫”是一个部首，但是在现代，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冫”已经不是该部中所收之字共同的形符，“冫”表示着各种不同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冫(冰)”部，共收入三十个字(繁体字除外)。“冫”作为偏旁，除了表示“冰”的意义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意义，甚至原本并不是“两点水”旁，而是由于某些原因才变成“两点水”旁的。
⑴.“冫”就是“冰”，以“冰”为形符的字都和“冰冻、寒冷”有关：
冷《说文解字》：“冷，寒也。从仌，令声。”冷的本义是寒冷。
冻《说文解字》：“冻，仌也。从仌，东声。”冻的本义是厚冰。水刚刚结成冰时，古人称之为“仌”；水结成厚冰时，古人称之为“冻”。
凘《说文解字》：“凘，流冰也。从仌，斯声。”凘的本义是冰河解冻后随流而下的冰。
凇《玉篇·冫部》：“凇，部落也。”凇的本义是雾或水气由于寒冷而结成的冰花。因为冰花之形象松叶，所以依其声以“松”为声符，再加形符“冫”而成“凇”字。
以“冰”为形符的字还有：“冱”、“凔”、“冰”、“况”、“凙”、“冽”、“冼”、“净”、“凊”、“凌”、“凋”、“凓”、“凛”、“凝”。
必须说明一点：“冼”字的本义是“寒冷的样子”、“况”字的本义是“寒冷的水”，如今其本义都已经消失。最特殊的是“净”字，稍作简单解说。在古时有“净”、“瀞”、“浄”三个字：“净”，其本义是“冷也”；“瀞”，其本义是“无垢秽也”(即今天“干净”之意)。由于“瀞”笔划繁多，古人简化成“浄”字在社会上通行。清代的段玉裁说：“古瀞今浄，是之谓古今字。”因为“净”字的本义在社会上早已消亡，所以《汉字简化方案》就把三点水的“浄”字简化成两点冰的“净”字了。
⑵.“冫”就是“冰”，但是“冰”不是作形符，而是作声符，仅有一例：
“冯”(píng)，是一个形声字，以“马”为形。在篆书中，声符不写作“冫”，而写作“仌”。《说文解字》：“冯，马行疾也。从马，仌声。”段玉裁注：“马行疾冯冯然，此冯之本义。”“冯”字以“马”为形符，以“仌”为声符，表示马跑得非常快。为什么用“冰”作为声符，大概是由于受“奔”字的影响。因为“奔”是表示人在“奔驰”、“快跑”，所以对于马跑得快，就选用了一个和“奔”字读音非常相似的“冰”字作为声符。《六书·动物一》对于为什么用“冰”作声符则另外有一说：“冯，马行疾蹄声。”
⑶.“冫”不是“两点水”，而是“二”，仅有一例：
次，在篆书中并不是写成两点水，而是两横。这两横有两个意义：
①表示“二(贰)”字，“欠”字也有“差一点”的意义，所以“次”字有第二、第二的、副、次级的等一系列意义。《说文解字》：“次，不前不精也”。次的本义是稍差一点、稍后一点。例如：次日、次长、次品。再如：《周礼·夏官司马》“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②不是“二”字，只是两横。因为两横上下排列，所以“次”字有排列、顺序的意义。例如：《史记·乐书》“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再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春风》“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李次第开。”
⑷.“冫”不是“冰”，而是“氵(水)”的省略，成为真正的“两点水”：
“氵(水)”名为“三点水”，以“氵(水)”为形符的字，都和“水”有关系。由于古代对于用字、造字没有强制性的规范(秦始皇统一文字除外)，所以人们用字、造字比较随意。本来明明是“三点水”，有些人却偏偏省略一点，写成“两点水”。这些由“三点水”而省略成“两点水”的字，被称为“异体字”，它们的意义及读音，和“三点水”的“正字”完全一样。这些“异体字”和“正字”同样在社会上使用、通行，甚至有些“异体字”取代了“正字”而被保留下来，而那些“正字”却被淘汰了。例如：
冲，本写作“沖”。《说文解字》：“沖，涌摇也。从水，中声。”沖的本义是水摇动的样子。后来“沖”的常用义是水流沖击、沖刷。例如：清代黄肇敏《黄山纪游》“此处古有桥名圣泉，乾隆间为蛟水沖塌。”《玉篇·冫部》解说“冲，俗沖字。”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常常，“沖”字常常被人们写作“冲”字。本来是“三点水”的“沖”字，后来被省略了一点，“三点水”变成了“两点水”。“冲”字取代了“沖”字而被保留下来。
决，本写作“決”。《说文解字》：“決，行流也。从水，从夬。”決的本义是开凿壅塞、疏通水道。例如：《齐民要术·种谷》“禹決江疏河。”“決”字后来被省略一点，“三点水”变成了“两点水”，“决”字取代了“決”字而被保留下来。
凑，本写作“湊”。《说文解字》：“湊，水上人所会也。从水，奏声。”湊的本义是人们在水面上聚会的场所。人们在河面上(或湖面上)搭一个平台或建造一个亭阁，一般称之为“水榭”。“湊”字以“水”为形符，就是因为和“水”有关。“湊”字随后就由名词“聚集的场所”引申出动词“聚集”的意义了。《玉篇·水部》：“湊，聚也。”例如：《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湊。”再如：唐代诗人王建《照镜》“万愁生旅夜，百病湊衰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逐渐忘记了“湊”字原来是和“水”有关系的。因此社会上有人写“三点水”，也有人写“两点冰”。《汉字简化总表》错误地把“两点冰”的“凑”作为规范字保留下来，却把正确的“三点水”的“湊”作为繁体字淘汰掉了。(现在台湾、香港仍然是用“三点水”的“湊”)
⑸.由于引申的原因，“三点水”演变成了“两点冰”，仅有两例：
凉，本写作“涼”。《说文解字》：“涼，薄也。从水，京声。”涼的本义是薄酒，也就是加了清水而酒味很淡的酒。由酒的淡薄又引申为衣服的单薄，因此“涼”字就有了“微寒”的意义。段玉裁解释说：“薄则生寒，故又引申为寒。”涼字的本义“薄酒”后来被人们淘汰不用了，而引申义“微寒”却在社会上广泛通行，直至今天。因此，“三点水”的“涼”字演变成“两点冰”的“凉”字也就是必然的了。例如：《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涼，雨雪其雱。”、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涼，草木摇落露为霜。”其中的“涼”字还是“三点水”，然而到了辛弃疾的《丑奴儿》“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其中的“凉”字已经变成了“两点冰”。
凄，本写作“淒”。《说文解字》：“淒，云雨起也。从水，妻声。”淒的本义是天上风起云涌，将要下雨了。由于风起云涌雨下，而引申出“寒冷”之意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例如：《诗经·邶风·绿衣》“淒其以风”，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说：“淒，寒涼之名。”再如：唐代诗人司空曙《九月送人》“水风淒落日，岸叶飒衰芜。”淒字的本义很早就消失了，数千年来人们只使用它所表示“寒冷”的意义，因此“三点水”的“淒”字演变成“两点冰”也应该算是恰如其分了。
⑹.因为字义是“减少”，所以将“三点水”减成“两点水”，仅有一例：
减，本写作“減”。《山海经·东山经》：“番条之山，无草木多沙，減水出焉，北流注于海。”減的本义是河流的名称，因此以“水”为形符、以“咸”为声符。減字的本义后来消失，《说文解字》仅记载了它的假借义：“減，损也。”社会上只通行“減”字的假借义“减少”，例如：战国时期的文学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減之一分则太短。”再如：唐代诗人李商隐《赠荷花》“此花此叶常相映，翠減红衰愁杀人。”
因为原本“三点水”的“減”字只有“减少”的意义，所以人们就依据此理将“三点水”减少一点，改变成了“两点水”。这种造字法无独有偶，再举一例以证明。“有”表示“有”的意思，于是古人将“有”字之中的两横去掉，“冇”就表示“没有”了。
⑺.字义和“冰”相似，而因此以“冫”为形符，仅有一例：
冶，《说文解字》：“冶，销也。从仌，台声。”冶的本义是加热镕炼、融化金属。例如：《史记·平準书》“(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再如唐代李峤《宝剑篇》“吴山开，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宝剑。”本来“加热镕炼、融化金属”的意义和“冰”是毫无联系，因此也不可能以“冰”为形符。但是，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冰是固体，遇热而融化；金属也是固体，加热而销融。由此看来，古人没有用“金”(如：锻)或“火”(如：炼)作形符，而选用“冰”作为形符，确实能更加准确的表示“冶”的本义，古人此举不能不使后人领略中国文字的精妙。
⑻.因为“避讳”，“三点水”不得不变成“两点水”，仅有一例：
准，本写作“準”。《说文解字》：“準，平也。”準的本义是平，段玉裁说：“(準字)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所以，“準”是一个形声字，以“水”为形符，以“隼”为声符。
《正字通·冫部》：“準，或谓宋寇準为相，行文书不敢成字，去其‘十’则嫌于淮，故改氵为冫。”古代的人讲究“避讳”，因为对于君王或尊者必须尊敬，所以人们对他们的名字不能直接写出来，一定要将最后的笔画省略掉一笔或两笔。因为寇準贵为丞相，所以下面的官员在行文的时候就必须将“準”字的最后两笔“十”省略，但是如此省略，“準”就变成了“淮”字，于是人们只好再把“三点水”改为“两点冰”了，“準”字因此就变成“准”字了。
还有一种说法，不是避寇準之讳，而是避南北朝的宋顺帝之讳。南朝经历“宋、齐、梁、陈”四朝，其中南朝宋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姓刘名準。人们为了避讳，把“準”字改变成“准”字了。南朝梁国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经撰写《宋书》一百卷。他为了避刘準之讳，凡是遇到“準”字的地方，一律省笔写成“准”字。这一点大概是因为避讳而把“準”字写成“准”字的铁证。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之前，“准”作为“準”的异体字在社会上通用。在《汉字简化表》中，“准”字作为简化字保留下来了，而“準”字却作为繁体字被淘汰了。正字被淘汰，异体字却被作为规范字使用，因此人们再也不会想到“准”字的本义原来和“水”是有联系的。
⑼.因为避祸，把“氵”改成“冫”，仅有一例：
冮(gāng)，仅作为姓氏，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个姓氏十分罕见，应该是因为避祸，把“江”字省去一点而造成的。为逃避官府通缉、仇家追杀，古代常有因避祸而改姓的事情。仅以明初方孝孺一案证明。
方孝孺是明初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燕王朱棣率兵南下夺取帝位，逼迫方孝孺起草称帝诏书。在朝廷上方孝孺穿孝服大骂而不从，朱棣杀害方孝孺以及十族(九族再加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多人。方孝孺的幼子和部分族人漏网逃避，于是改“方”姓为“施”姓(即“方人也”)和“六”姓(和“方”字形相似)。
其他如韩信的后代改“韩”姓为“韦”姓、其他诸如改“伍”姓为“五”姓、改“谭”姓为“覃”姓、改“楼”姓为“盖”姓等等，不胜枚举。如此说来，“冮”姓是因为避祸而由“江”姓改来，这个推论应该是正确的。
⑽.因为汉字简化而被归入“冫”部，仅有一例：
习，本来写作“習”。《说文解字》：“習，数飞也。从羽从白。”许慎解释错误。在甲骨文中，習字的上部是鸟的两只翅膀、下部是太阳。字形象鸟在空中飞翔，后来表示练习、学习的意义。習字原来隶属于“羽”部，但是被简化成“习”以后就再也不能隶属“羽”部。因此，人们对于“习”字的归属煞费苦心。
《现代汉语词典》把“习”字归入“冫”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把“习”字归入“乙”部，《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把“习”字归入“一”部。可是，不管人们怎么精心处理，部首和“习”字的意义都不可能联系起来，而本来应该隶属于“冫”部的“冬”字却莫名其妙的排除之外了……
按前面“姓氏渊源”一栏所述，本书认为，“满族冮氏”的姓氏渊源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而且其族源绝非满族。其理由有二：
第一.在已知的满族传统姓氏中，没有冮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收录，当时的满洲姓氏达到一千一百十五个。其中满洲“著姓”一百五十一个，满洲“中姓”一百四十四个，满洲“稀姓”三百五十三个，余为满洲“汉姓、朝鲜姓、蒙古姓、锡伯姓等”四百六十七个，当时满族姓氏普遍还未汉化。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始纂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竣事于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是辑录满洲八旗姓氏之原籍地、族人官阶与勋绩，及他们的归顺的时间等的重要典籍。
但若按本书前述三种冮氏的姓氏渊源来看，其冮氏既然自称从清军入关之前即已经被编入旗籍，那么，到了乾隆盛世，经清政府组织的由诸多文豪条理化整理和编纂，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冮氏”理所当然地应在一千一百十五个“满族姓氏”之中，至少应在满洲“汉、朝鲜、蒙古、锡伯等”的四百六十七个姓氏之中，否则，一直尤为注重大本营稳固的满清政府对自己发源地的户籍人口就是一种失缺管理。
在满族人的原姓氏中，近形者确有“江吉氏”、“江氏”，近音者确有“刚氏”，但绝没有“冮氏”。由此可以断定，冮氏绝非是满族人姓氏，至少到清朝乾隆时期，还不是满族人的姓氏，因而，冮氏族人当非满族人！
作为一个民族的界定和辩解，绝不能因其为“旗人”、“在旗”之称，就指认其为“满族”之民族称谓。事实上，在满清政府的“旗人”、“在旗”中，汉族人、蒙古族人、锡伯族人、朝鲜族人、达斡尔族人、赫哲族人等多如翰海，在民族类属上仍是属于各自的民族。
第二.参照按黎传绪对以“冫”为部首的汉字研究结果：
本书笔者翻阅了诸多字典，确定“冮”氏是在明、清之际因为避祸而由“江”氏改来，这个推论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按汉字字典查论：
①汉朝时期：在西汉学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编纂的《训纂篇》中收录两千零四十个汉字，在东汉学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编纂的《说文解字》中收录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其中都没有“冮”这个字。
②三国时期：在曹魏学者李登(生卒年待考)编纂的《声类》中收录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个汉字，在曹魏学者张揖(生卒年待考)在曹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编纂的《广雅》中收录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一个汉字。其中都没有“冮”这个字。
③晋朝时期：在东晋学者吕忱(生卒年待考)编纂的《字林》中收录了一万两千八百二十四个汉字，其中没有“冮”这个字。
④南北朝时期：在南朝梁、陈之际学者顾野王(公元519～581年)于南朝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编纂的《玉篇》中始收录了一万六千九百十七个汉字，后在唐朝、宋朝时期重新修订，收录了两万两千七百二十六个汉字。其中没有“冮”这个字。
⑤宋朝时期：在北宋学者陈彭年(公元961～1017年)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编纂的《广韵》中收录两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汉字，在北宋学者王洙(公元997～1057年)、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等于南宋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编纂的《类篇》中收录三万三千一百九十一个汉字。其中都没有“冮”这个字。
⑥明朝时期：在解缙(公元1369～1415年)、姚广孝(公元1335～1418年)等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收录了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七个汉字；在梅诞生(生卒年待考)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编纂的《字汇》中收录了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汉字；在张自烈(公元1597～1673年)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编纂的《正字通》中收录了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个汉字。实际上，《永乐大典》比《康熙字典》还多收录有二百五十二个汉字，但由于早已缺残，无法考证其中是否有“冮”这个字，而其它的其中都没有“冮”这个字。
⑦清朝时期：在张玉书(公元1642～1711年)、陈廷敬(公元1638～1712年)等依明朝的《字汇》和《正字通》于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编纂的《康熙字典》中收录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在《康熙字典》中始见有“冮”这个汉字。
⑧民国时期：在陆费逵(公元1886～1941年)、徐元浩(公元1878～1955年)、欧阳溥存(生卒年待考)等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编纂的《中华大字典》中收录了四万八千二百个汉字。在《中华大字典》中有“冮”字。
⑨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诸多专家在1986年编纂的《汉语大字典》中收录了五万四千六百七十八个汉字，在公元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典》中收录了八万七千零十九个汉字。在《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典》中有“冮”字。
⑩当代：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在2002年编制的《计算机汉字字库》中收录了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一个汉字，其中有“冮”字。而在1998版《Windows汉化操作系统》中的“全拼字库”中收录了两万四千七百个汉字，其中有“冮”字(第二页第6个字)。在此之前，所有的计算机汉字字库中皆未有“冮”这个字。
本书认为，在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自秦、汉时期起，甚至更早于战国时期，对于属于“国魂”的文字创造，都是被儒家礼教或法家革制严格控制和限制的。不过，在历史上确有人敢于造字，如在唐朝时期，中国唯一的女皇大周皇帝武则天，便自造了十九个汉字，如“圀、囻、囼、圐……”等，还特别造有“曌”字来作为自己的名字，自称为“武曌”以示自己“德被天下，如日月当空”。但是，那也就是只有帝王才敢制造专用字，而且，即便是权势贵至熏天的武则天，也仅敢将自造字用于名字，却绝不敢用于姓氏。因此，一个普通的百姓人群，无论如何是不敢自造姓氏字的，即便是因故编改姓氏字，也只能在已有的谐音、近音、分拆、形似、会意、转承等汉字中选择相关的已有汉字作为姓氏，除非是帝王赐予姓氏字，否则无任何官员敢予以为其进行户籍登记。而考据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王朝，史籍中没有任何有关某代清朝皇帝赐予过“冮”这个姓氏字的历史，包括喜爱使用冷僻字的康熙大帝和乐于赐姓的乾隆大帝。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文字，如若没有半个世纪的应用承传，是不可能被收录进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典籍之中的，因此，只能说明“冮”这个姓氏在早于满清雍正一朝之前就存在了，但一定晚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当是在公元1671～1716年这四十五年之间出现的。但是要注意的是，直到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完成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未见“冮”这个姓氏，说明其族绝非是满族人，因为编纂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明确“旗籍”与“满籍”的范围，并不涉及汉族姓氏群体，主要是以利于大清内务府的行政管理工作。
清朝时期的“旗籍”者绝非“满籍”，二者之间有严格的民族界线。因此，冮氏族人自认因“在旗“而就是满族人，无以为凭！例如，现任辽宁省本溪市市长的冮瑞，履历中填报的就是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