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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名人] 沈佺期的宫廷诗名与岭南迁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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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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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长安的春天,宫苑里花开得正好。宴席上,皇帝或者皇后出一个题目,有时是一处景致,有时是一件器物,有时只是一个韵脚。群臣依次赋诗,写完交上去,由一个人评判高下。沈佺期站在其中,写下一首应制诗。应制诗是宫廷的产物:题目给定,场合正式,诗人把已有的词汇、典故、句式,按照格律的要求,排列成一首体面、得体的作品。沈佺期擅长这件事,他的应制诗“辞情靡丽”,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它被指派的功能。

      沈佺期(约656—约715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人(今河南安阳)。上元二年(675年)登进士第,授协律郎,一个掌管音乐的从八品小官。此后,他的仕途在长安宫廷里缓慢往上走。他的诗名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是律诗定型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两个名字。但这个名号里,有一半是“应制”换来的。

      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下令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由张昌宗主持,实际参与编修的文人学士多达四十七人,时称“珠英学士”。起因是武则天觉得前代类书不够用,遂命在旧书基础上增补佛、道二教内容及亲属、方域等部类。书成于长安元年(701年),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规模惊人。另有说法称,武则天因张昌宗“丑声闻于外”,想用一件体面事来掩盖他的劣迹,遂命其在宫内主持修书,把文学之士召集起来。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这次修书把当时最优秀的一批文人聚到了洛阳。李峤、张说、刘知几、徐彦伯、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富嘉谟等都在其中。这些人大多是诗人兼学者,修书之余“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形成了初唐后期规模最大的宫廷诗人群。崔融后来把他们修书期间所作的诗编成《珠英学士集》五卷,可惜大部分已佚,敦煌残卷中仅存十余人的部分诗作。

       对沈佺期而言,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一次身份转换。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文官,而是“珠英学士”这个特定文人集团的一员。修书使是张昌宗,副手是李峤,能列名其中本身就是一种资格认证。珠英学士群体具有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神龙政变后沈佺期因“坐交张易之”被流放,说明他在那个圈子里的位置并不边缘。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游幸登封石淙,君臣赓和,创作了十八首同题七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宫廷诗人七律应制诗的成果展示。在《石淙》组诗及同时期其他七律诗作的合律情况中,沈佺期的表现尤为突出。七律这种新兴的声律形式,在宫廷诗人手中逐渐从歌功颂德的工具,走向体制的规范与定型。沈佺期站在这个进程的最前排。但“最前排”意味着离皇帝最近,也离“自己”最远。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他写的这首《独不见》,被后人评为初唐七律的典范。明代何景明推其为“七律第一”,姚鼐评其为“高振唐音,远包古韵”。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以极华美的居处反衬独居的寂寥,燕子成双而人独处,对比之意不待言说而自明。“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历来为人称道的是“催”字的用法:分明是秋风起、树叶落,人们才开始捣衣制备寒衣,诗人却将因果关系倒置,说是砧声“催”落了木叶。这种倒置制造出的不是逻辑错误,而是一种心理真实:对于思念征人的少妇而言,秋天的到来不是自然节候的推移,而是被捣衣声一声一声“催”出来的紧迫感。“十年”与“九月”的对举,则将眼前的一个秋天与漫长的十年叠合在一起,时间的重量在四个字里压下来。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空间从辽阳进一步推到白狼河(今辽宁大凌河),从长安收束到丹凤城南。一北一南,极限拉伸。“音书断”三字是整首诗最重的地方:如果还有书信,等待至少有一个着落;断了,就意味着连对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于是“秋夜长”就不再是客观描述,而是一个睡不着的人一寸一寸熬出来的长度。“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忽然从旁观的描写转入少妇自己的声音。她不说自己愁,而是问“谁为”——是谁让我满怀愁绪却偏偏见不到想见的人?偏偏月亮还要来凑热闹,把流黄帷帐照得明晃晃的,连躲进暗处逃避思念都做不到。月光在这里不是安慰,而是侵扰;不是陪伴,而是揭露。

      这首诗写于沈佺期流放之前,是一首虚构的闺怨诗,与诗人在宫廷中的实际生活并无直接关联。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无关联”:它证明了一个写了半辈子应制诗的人,并非不具备处理别种情感的能力。诗中对“隔绝”的精确刻画——音书断绝、秋夜漫长、月光恼人——在数年之后,当沈佺期本人被扔到驩州、与长安彻底切断联系时,会以一种更赤裸的方式回到他的笔下。只不过那时候,诗里的“我”不再是卢家少妇,而是他自己。

      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退位。中宗即位后,对武周旧臣展开清算,沈佺期被流放驩州(今越南北部),是当时唐朝流放罪臣最远的地方之一。

       传统史传对此事的记载,大致给出两个原因。其一是“坐赃”:沈佺期在长安二年(702年)任考功员外郎时因受贿被劾下狱。此事确有其事,但他不久便获释,并未因此远贬。其二是“附张易之”:神龙政变后因依附二张被贬的官员不在少数,沈佺期是其中之一。按唐律,流刑的法定最远等级为三千里。从长安到驩州,路程远超此数,已属于《唐律疏议》中“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于海外”的特殊处置。如果仅仅是坐赃,即便属实,也不至于流放到帝国版图的最南端;如果仅仅是“牵连”于二张,同时期被贬的多数官员也并未达到驩州这个级别。有研究认为,沈佺期被流放驩州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他是武氏、二张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被当作武周宫廷文学政治网络的一个代表性节点来处理掉的。换言之,他的诗名与文名,在政变后的清算中或许反而成了加重情节。一个在珠英学士圈中位置并不边缘的人,不能只按普通附逆者发落。

      从长安到驩州,他走了一年多。途经大庾岭时,他写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他在长安写的应制诗里没有“去国离家”,没有“崇山瘴疠”,没有“何时重谒圣明君”。而流放途中的诗,每一个字都在问:何时能回去,何时能再见,何时这万里江山能缩成一座长安城。

      他还写过一首《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不敢恨长沙”用的是贾谊的典故,贾谊被贬长沙,写《吊屈原赋》以自伤。沈佺期说“不敢恨”,不是不恨,是连恨的资格都不敢有。应制诗里不能有“恨”,流放诗里也不敢有“恨”,只能有“不敢恨”。

       他在鬼门关前写下“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流放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这句话不是应制诗里能写的,应制诗里不能有“几客还”,应制诗里只有“万岁”和“千秋”。

       沈佺期在驩州待了大约五年。景龙元年(707年),他遇赦北归,授台州录事参军,后历任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他回到了长安,回到了那个他曾经写应制诗的地方。

      《唐才子传》记载了他回到长安后的一件事:中宗宴饮,诏学士等为《回波》舞,沈佺期“作弄辞悦帝”,中宗赐他牙绯。这或许是沈佺期这个故事里最不浪漫、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流放没有把他变成一个“为自己写诗的诗人”。他回来后,依然写应制诗,依然在宴席上“弄辞悦帝”。他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但他没有选择离开后者。也许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那个时代里,一个文人的全部训练、全部人脉、全部体面,都系于这一条路上;离开它,他就不再是“沈宋”里的那个沈。

      也许有人会去某个遗址寻找沈佺期,但他的长安是宫廷的宴会厅、修文馆的书案、考功司的官署。那些地方大多已经不在了,或者被后来的建筑层层覆盖。可“丹凤城南秋夜长”这句话还在,长安城南的那个少妇还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而写这句话的诗人,他替少妇写等待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后来自己也成了一个“去国离家”的人,有一天会替自己写“何时重谒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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