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出潼关与《述怀》中的身世选择

魏录传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唐武德元年，隋炀帝死在江都，宇文化及率十万骁果北上，洛阳的王世充挟持着隋朝残余的百官，河北的窦建德在称王，江淮的杜伏威、幽州的罗艺，加上关中的李渊，每一方都在抢同一只鹿。潼关北临黄河，南踞山腰，东接禁谷，西望长安，洛阳与长安之间数百里的崤函山路，到这里豁然收束成一条窄道，谓“关中锁钥”，被各方反复争夺。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两《唐书》本传称“魏州曲城（今山东掖县）人”，但“曲城”很可能是“曲阳”的传刻之误，魏州也不是他真正的生长之地。比较审慎的说法是：魏氏祖籍馆陶（今河北馆陶县），魏征本人出生在相州内黄一带，后来落笔时标写郡望，才与“曲城”“钜鹿”纠缠不清。少时家境孤贫，曾出家做过道士，隋末大乱中投了瓦岗军。他最初的职位是“典书檄”——替武阳郡丞元宝藏起草给李密的文书。李密读到那些文书，“辄称善”，后来知道是魏征写的，就把他召到身边。魏征“进十策说密”，李密“奇之而不能用”。武德元年九月，李密被王世充击败，西奔长安降唐，魏征跟着到了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有人赏识他的文字，却没给他一个能做事的位置。他在瓦岗军里掌文书卷宗，但始终没有进入真正决策核心。他向李渊“自请安集山东”，要了一个任务，李渊给了他一个“秘书丞”。

       唐代的秘书省，是掌管邦国经籍图书的衙门。长官秘书监从三品，次官少监从四品上，再往下就是秘书丞，从五品上。品级不算显赫，但位置很关键：监掌总务，少监为之副，而“丞掌判省事”——秘书省日常的公文、稽核、署理，都从秘书丞手里过。更实际的是，秘书丞手下领着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以及令史、书令史、楷书手、装潢匠、笔匠，一整套与书籍打交道的班子。这是一个“文”的职位，在长安城里算不上权要，却干净、体面，离皇帝不远，离案牍也不远。

       对魏征来说，这个任命的分量不在品级，在“驰驿”两个字。史书写得清楚：“乃擢秘书丞，驰驿至黎阳”。秘书丞是官衔，招抚山东是差遣，而“驰驿”意味着他手里有一道从长安出发、沿途换马、直奔前线的凭仗。一个从瓦岗降唐、“久不见知”的人，忽然有了一匹驿马、一道关文、一个可以自己去完成的任务。这是他在元宝藏手下典书檄、在李密帐下进十策时，从来没有拿到过的东西。

       《述怀》又名《出关》，全诗二十句，一百字，是一首五言古诗。它写于出潼关的路上，地点没有争议，作年有武德元年与武德二年两说，但《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武德元年十一月，诗中“古木鸣寒鸟”的时令也与之相合，武德元年说更顺一些。这首诗的意义，不在系年，在它每一句都踩在魏征此前十年“不被用”的经验上。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投笔”用的是班超的典故，“事戎轩”就是从军。魏征是说：天下大乱，我放下笔杆子上了战场。但紧接着一句“纵横计不就”，他没有掩饰——我的谋略没有被采纳。“不就”两个字，写的是李密“奇之而不能用”的那段日子。可“慷慨志犹存”，谋略不用，心没有死。这四句是整首诗的底子：一个失败过的人，还没有认输。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写的是他到长安见李渊，关门就是潼关。“请缨”用的是终军的典故——汉武帝时终军自请出使南越，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凭轼下东藩”用的是郦食其的典故，汉初郦食其凭一辆车、一番话，说降了齐国七十余城。时年三十九岁的魏征用这两个典故，把自己此行的任务——招降徐世𪟝、安抚山东——放在了“凭一己之力定一方”的雄心壮志里。这不是自夸，是一个长期“计不就”的人，第一次被允许去“就”一件事。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这四句写的是出关之后的路。山路盘曲，登高下望，平原时隐时现。古木上寒鸟在叫，空山里夜猿在啼。崤函道在冬日是荒凉的，一个刚从长安城里出来的人，走在这样一条路上，写下的不是“建功立业”的豪言，是寒鸟和夜猿的声音。魏征没有把出关写成一条坦途，他写的是“这条路很难走”。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望不到头的荒凉，路途遥远而艰险，魂魄多次惊散。“岂不惮艰险”——难道不怕吗？但“深怀国士恩”，因为李渊给了他一个秘书丞，更给了他一次“自己去做一件事”的资格。魏征此前在元宝藏、李密手下都做过事，没有人把一匹驿马、一道关文交到他手里。他要用这一趟出关，把这份“被当回事”还回去。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季布是楚汉之际的人，以“一诺千金”闻名；侯嬴是信陵君的门客，为了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以死相送。魏征说的不是“我要立功”，是“我要守信”。在一个“逐鹿”的时代，一个人把“被信任”看得比“得到什么”更重，是这首诗真正的底色。

        出关之后的路并不顺。他成功劝降了徐世𪟝，但紧接着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被俘，在窦建德那里做了一个“起居舍人”。一个写下“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的人，在营帐里记录敌方君主的日常言行。命运没有因为《述怀》写得慷慨，就对他网开一面。

       魏征一生“事六主”：元宝藏、李密、李渊、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后世有人拿这一点说他反复无常，但此前的每一次转换，多是被局势推着走。只有这一次出潼关，是他自己向李渊“自请”来的，自己拿着驿马关文迈出了那道门。这不是说他此后所有的选择都从此变得纯粹主动，而是说，他第一次尝到了“由自己选、并由自己承担后果”的滋味。 这种滋味后来变成了他在东宫劝李建成早做决断时的底气，也变成了他在李世民面前不肯改口时的底气。窦建德败后，他再次归唐，入太子李建成府中做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前，他是东宫阵营里主张对李世民采取强硬手段的人之一。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当面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的回答是：“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他不回避自己做过什么，也不因为对面坐着的是胜利者就改口。在瓦岗军，他进十策；在东宫，他劝早除秦王；在贞观朝，他谏太宗十思。对象一直在换，“把话说出来”这件事没有换。

       入贞观朝后，魏征从谏议大夫做起，一路升至侍中，封郑国公。但比这些官职更重要的，是他和太宗之间那种持续了十七年的紧张关系：一个不断说“不”的人，和一个多数时候不得不听的人。有一次，太宗正在玩一只鹞鹰，远远看见魏征走来，赶紧把鹰藏进怀里。魏征奏事故意说了很久，等他走后，鹞鹰已经闷死在太宗怀里。

       魏征死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陪葬昭陵。他的墓被放在昭陵西南的凤凰山巅，依山凿石而筑，是距昭陵玄宫最近的一座功臣墓，太宗亲自撰写碑文。

        魏征死后不久，因为荐人失误和卷入太子承干之事，太宗对魏征的不满爆发，下令推倒了那通亲撰的碑。但据《新唐书》记载，辽东之役后太宗又“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碑重新立了起来，只是经过推倒、磨灭、再立，碑上的字迹已经所存无几。今天站在凤凰山上看到的，是一块通体磨光、几乎无文的碑石。它被立回去过，又以“无字”的方式留了下来。

       这个结局很像魏征一生的某种回声。他写《述怀》的时候，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国士”的承诺；他做了一辈子镜子，照过李密的刚愎，照过李建成的犹豫，也照过李世民在贞观中后期逐渐松弛的克制。他照见的，从来不只是“得失”，还有每一个坐在他对面的人不愿意面对的那部分自己。

       潼关关城在历史上多次迁移，真正的隋唐潼关城，连夯土的残段都不容易找到。但那条从关中通往中原的通道还在，黄河在风陵渡一带转弯的弧度还在。一个三十九岁的人，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从一道门里走出，去面对一个完全不保证回报的将来。魏征出关时写诗说“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不是不想要功名，是先把“意气”认下来，功名放在后面。这种排序，在什么时候都显得不合时宜，也因此，在什么时候都有人写，有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