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子宰相看桐城张氏的家族教育

张谱录

“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已。”

在以康乾盛世为背景的历史剧中，总浮现着一个家族的身影：安徽桐城张氏家族。这一家族，在清朝曾经出了一批经邦济世的人才。陈康祺《郎潜纪闻》中曾经如此评价这个家族：“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已。”这里指的是从张英开始，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张若潭、张若霭、张若澄、张若需、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六代翰林”共12位。张氏家族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的祖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家训。曾国藩，这位在晚清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人物，对这个家族教育子孙后代的方法推崇备至。他给儿子写信时说：“颜黄门之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公《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一本书就能够让后世子孙天天进步，如果言传身教同时进行，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不妨让我们走进张氏家族，去体味一下宰相世家的风采。



《颜氏家训·序》

明万历二十年(1592)程荣刊汉魏丛书本

父子宰相受荣宠

电视剧《雍正王朝》用了两集，全方位展示扣人心弦的八王议政。雍正皇帝在朝会上遭遇八王的刁难，当时在场的人噤若寒蝉，雍正二年(1724)的状元王文昭挺身而出，遭到辱骂。雍正的皇位岌岌可危。一直站在旁边观察事态的张廷玉，在八位王爷的意图已经足够清晰明确后，引经据典，通过几番驳立，让王爷们哑口无言。张廷玉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当然，《雍正王朝》毕竟是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而成的历史剧，值得推敲之处不少。这一段“八王议政”的剧情实际上是浓缩反映了雍正二年二月至四月发生的各种事。当年二月十四日，雍正皇帝谕责胤禩怀挟私心，遇事拨弄是非，动摇百官的意志，搅扰阻挠雍正的施政方针。四月，雍正皇帝对胤禩进行了如下声讨：“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圈禁、派去守陵、降爵等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在雍正的各位手足身上。



雍正皇帝像

此时的张廷玉，是雍正皇帝身边的重要辅佐大臣。雍正元年(1723)，自康熙年间已经在南书房办公的张廷玉再次进入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不久，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张廷玉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雍正初年，朝廷在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大举用兵。准噶尔部不断在边疆地区起衅，而当时负责边疆的大臣不太得力，雍正皇帝不得不频繁向边区发布命令，指授方略。张廷玉“日侍内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间有待至一二鼓”。张廷玉自己也曾指出，当时除了重要的工作需要处理，每天早晚还需要在宫里值勤，“宣召不时，昼日三接，习以为常”。于是，张廷玉即使是坐在轿子里的时候，也常常“披览文书”，不得休息。

正是这样通宵达旦地工作，张廷玉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高度肯定和慰问：

尔事务繁多至此，一日所办竟至成帙，在他人十日尚未能也。恐尔眠食之时俱少矣！嗣后切宜爱惜，精神勿过劳，以负朕念。(《澄怀园语》)

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肯定，可不仅仅是一句慰劳之词。雍正六年(1728)三月，张廷玉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他又被任命兼管吏部尚书事务。虽然不断在要求自己和家人拥有谦冲之怀，张廷玉还是忍不住对自己得到的重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

本朝定制：各部满尚书在汉尚书之前。廷玉以大学士管吏部、户部事，特命在满尚书之前。雍正六年，公富尔丹管部务，富以公爵兼尚书，非他人可比。玉逊让再四，上仍命余居前。又朝会班次：大学士在领侍卫内大臣之下，上命玉在公侯领侍卫内大臣之上。皆异数也。(《澄怀园语》)

这样的重用，不是从张廷玉开始的，而是从其父亲张英开始的。康熙十六年(1677)，朝廷颁布诏令，设立南书房，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学问精深的人，每天陪伴在皇帝身边，以备顾问或征召。张英因为家世儒业，幼读经书，过目成诵，被选入内。不久，他得到了更大的殊荣：赐居西安门内。这一赠赐，开了清朝词臣赐居禁城之内的先河。



《康熙南巡图卷》第七卷“无锡至苏州”(局部)

清代王翚等绘

为什么张英能受到如此重用？这与张英的才华、智慧、人品均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典诰文章，多数出于张英之手。方苞曾这样说张英受器重的程度：“公自翰林历卿贰，践政府，虽任他职，未尝一日去上左右。”这种器重，是张英自己赢得的。在康熙四十年(1701)，已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请求致仕。康熙皇帝见他已经反复提出过辞呈，于当年十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等开春之后再离京。临行时，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为其饯行，并下令沿途驿站、官府接待时“勿限常额”，优遇有加。此后康熙两次南巡，均召见张英，并让其从淮安陪侍到江宁。张英《南巡扈从纪略》中有所记载。

正是从张英开始，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对张英、张廷玉父子的信任和重用，使得张氏家族迅速发展壮大。尤其是张家与安徽桐城姚家互为婚姻，共同促进了张、姚两家社会关系网络的壮大。到乾隆年间，家风极好的张、姚两家，子孙联袂登朝堂，势力之大，成为朝廷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康熙

刘统勋担任左都御史时，朝廷上因为张廷玉和讷亲两人位高权重，且政务上多有相互支持之处，出现了张家和钮祜禄家族声势相倚的传闻。为了释除朋党嫌疑，刘统勋连上两折，一折说明张廷玉家族的现状和解决办法，一折说明讷亲的处事风格及其处理政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两折中，与张廷玉有关的奏折是这样的：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刘统勋此折，为张廷玉一家在位极人臣后成功避免家族祸端奠定了基础。这事发生在乾隆六年(1741)。此后，张氏家族虽仍在政界叱咤风云，但已经开始为淡出政界、淡出人们的视野做准备。仍受乾隆皇帝倚重的张廷玉，反复要求致仕。几年的努力未果，张廷玉在年近八旬时做出了一个当时让不明真相的人看起来足够幼稚的举动：在乾隆皇帝承受丧子之痛时，张廷玉再三坚持致仕。乾隆大怒，下令削去张廷玉的官爵，取消他本该有的配享资格。这事发生在乾隆十五年(1750)。五年之后，张廷玉安然地在家乡离世，葬于龙眠山。得知张廷玉病逝，乾隆皇帝念其为三朝元老，遵清世宗遗诏，仍令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如果与讷亲的命运进行比较，或许更能体味这一平和过渡的不易。乾隆十四年(1749)，讷亲主持大小金川之役不得力，被押解回京。回京路上，乾隆皇帝送了一把刀给侍卫鄂实，这刀原是讷亲的祖父遏必隆的遗物。行至班拦山，鄂实命讷亲自尽。当年同时被物议的两位大臣，张廷玉的结局显然更符合人们的愿景。



张廷玉书法(晋代傅元《走狗赋》)

收录于《十犬图册》，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感觉身体逐渐老衰之时，想起张廷玉。乾隆五十年(1785)，皇帝曾说：“所谓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这段话里，已经算得上十全老人的乾隆，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很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玩味。从张廷玉离京亲自打理家族开始，张家经过30年的韬光养晦，已经平稳地渡过了家族隆盛至极的危机，逐渐过上了平淡冲和的殷实生活。

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

纲举目张立规矩

《文子·符言》中有言：“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多藏之家，其后必殃。”张家到底是怎样实现了对这一现象的逆转，在清朝历史上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人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张英和张廷玉父子身上。早在张英时，便已经为张家子孙制定了明确的教育方案。若以纲目来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纲十二目，所谓“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下面对这四纲进行简要归纳总结于下：

第一纲是立品。品，即品行。人人都希望获得幸福，可幸福是有福之人才能承受得起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之人？张英说得很明确：“人生必厚重沉静，而后为载福之器。”换言之，要想成为有福之人，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敦厚持重的人。怎样才是敦厚持重的人？张英开列了三目：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

张英以自己祖父张四维的故事为例，来说明敦厚持重的好处。张四维，字立甫，号恂所，与张居正之后成为明朝首辅的张四维同名，但籍贯不同。张英的祖父，在乡里因为品行高尚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在张英看来，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是人中的贵人，比位至三公更值得人们的尊敬。



清鄂尔泰等人撰，张廷玉等人整理的《日讲礼记解义》

清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刊本

张英和张廷玉在品行上，进行了不断的努力。而与努力相应的，当道德达到一定的层次后，人们对他们的要求也会更高。张廷玉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写小品文《端正品行》，文中指出：“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则人之伺之益密，而论之亦愈深，防检稍疏则身名俱损。”当一个人选择做品行高尚的人，他就必须对自己有极为严格的言行要求，因为别人会用更高的标准来评判品德高尚之人的各个方面，对其有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张廷玉用了一位得道高僧平时谨慎，就因为如厕出来，到溪边洗手而差点被神人击杀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神人的心目中，一位得道高僧应该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溪水是用来供人饮用的，高僧怎么能做出将脏污的手放到干净的溪水中的举动呢？于是，当僧人准备洗手的时候，神人也已经将僧人视为欺世盗名之辈，准备击杀了。所幸的是，高僧在手即将伸进溪水中的时候，想起了溪水是当地人的饮用水这一问题，改为用口吸水，再用口中的水在岸边洗手的方式。在这个故事里，高僧如果没有及时想到问题并改变方案，后果不堪设想。张廷玉认为这个故事虽然缺乏事实依据，但他借此说明一个事实：品行越高，人们的评判标准越苛刻。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人平时不注意细节，获得高位之后，往往因为一些小细节处理不到位而前功尽弃，甚至赔上身家性命。当然，越是有品望的人，往往越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论语·述而》中，孔子曾经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社会上拥有较高声望的人，因为自己的任何过失都有人能看到，于是其中爱惜羽毛的人会更加谨慎地做到更好，而这些人往往有可能在最后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标。

品行的提升，需要读书，是为第二纲。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指出：“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阐发此义，不须赘说。”读这些书，自然能够帮助品行的提升。此外，即使寒苦的人，只要能读书为文，都能使人不敢忽视，甚至钦敬。因此，张英很重视子女读书。他曾经说过：

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今见贫贱之士，果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学授徒，为人师表。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开场大比，专视此为优劣。人若举业高华秀美，则人不敢轻视。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山有猛兽，则藜藿为之不采；家有子弟，则强暴为之改容，岂止掇青紫、荣宗坊而已哉？予尝有言曰：“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聪训斋语》)



清代科举考场，《姑苏繁华图》(局部)，徐扬绘

短短数句，将读书的功用说得清晰明白。而在具体读书方面，张英所列三目，更清晰地表达了要求子孙读书的次第：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经书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举业而立，更是为品行而立。举业和楷字，也是端肃一个人而必须具备的。在习举业方面，张英明确指出：

制义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则人不敢轻，自宜专力攻之，余力及诗、字，亦可怡情。

学习举业的目的，不是求取功名，而是掌握立身之本。在谈及书法时，张英明确说道：“故作楷书，以端庄严肃为尚；然须去矜束拘迫之态，而有雍容和愉之象。”

学习楷书，是为了养成端庄严肃、雍容和愉的人生气象。

张英主张读书，但不主张所有的书都读。在他看来，如果所读之书非宜，对人的成长并无好处，“若朝花夕落、浅陋无识、诡僻失体、取悦一时者，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而读此无益之文？”即使唐诗宋词，张英也主张学唐不学宋，理由很简单：

唐诗如缎如锦，质厚而体重，文丽而丝密，温醇尔雅，朝堂之所服也。

宋诗如纱如葛，轻疏纤朗，便绢适体，田野之所服也。

正因为如此，张英主张在年轻的时候，宜多学唐诗，宋诗不妨到中老年之后再去学习。

做任何事情，缺乏好的身体往往难以成事。因此，张英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第三纲列为养身，下列三目：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

张英曾经谆谆告诫子孙，与其拿着钱去请人唱戏，拿着钱去与人一起吃饭喝酒，不如将这些钱拿着去周济有困难的人。因为周济别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好处。至于那些闲下来的时间，则最好拿去读书或赏山水。

张廷玉更亲身感受着养身的重要性，因为他从小就身体羸弱。弱到什么程度？在他年幼的时候，只要走一里多地，就会感觉困倦难撑。因此，张英及其夫人对张廷玉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忧虑，要求他在饮食起居上处处留意。张廷玉从小便按照这种要求严格执行。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张廷玉到二十九岁以后，身体状态逐渐恢复。到三十二岁以后，张廷玉进入南书房工作，每天早晨七点左右进入南书房，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离开南书房，也没有觉得特别倦怠。陪皇帝外出时，往往饮食起居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也没有感觉身体扛不住。这一切，张廷玉认为来自平时对身体的调理。等到张廷玉的身体恢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也从来不竭力而为，登山游览往往只到山腰便回，进入寺庙中登塔，也只上一两层。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保存精神，只是不做竭力之事，常存知足之心罢了。

第四纲为择友，分三目：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张英对于损友的影响，是这样来描述的：

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于择友。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从前四事，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聪训斋语》)

这里所提四者，即积德、读书、养身、俭啬，将俭啬从养身中拿出，单独列一纲，说明在家族殷富之后，勤俭节约已经成为家族成员的重要必修课。即使一个孩子在此前已经将积德、读书、养身和俭啬做得不错，如果交友不慎，被朋友忽悠，很容易前功尽弃，这说明择友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择友之重要，张英引用张茂稷的诗句：“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张茂稷因为喜欢音律、吟咏，不乐仕进，将大把大把的金钱花到了一些不值得花的地方，结交了一群献媚讨好他的人。等他穷困潦倒时，那些曾经对他极尽献媚之能事的人，对他极尽挖苦之能事。于是，张茂稷有了“妩媚人”变“揶揄鬼”的感慨。张英以张茂稷为例，充分说明了损友对人的影响之大。

张英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将其视为四纲十二目，还是五纲十二目，他所列的纲目清晰明确地表达了对子孙后代的爱。诚如张英所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正是基于对子孙后代的爱，张英为子孙后代立下了清晰明确的纲目，一点一点教育子女成长。

或许有人会问，张廷玉不是也写了《澄怀园语》吗？他难道没有纲举目张的家教理念留存至今？是的，他没有。张廷玉终其一生所做的，是将张英的主张落到实处，并为子孙后代从各个角度提供合适的效仿对象。这里蕴含的，是中国独有的孝。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张廷玉的做法，显然是大孝子才能为。

言传身教信频传

在安徽桐城西南，有一条长100米、宽2米的巷子，建成于康熙年间。这条巷子叫“六尺巷”，命名源自张英的一个故事。当时，张英在京城为官，邻居吴家在盖房立地基时，占用了张家的土地。于是，张家家人写信给张英，希望张英参与，解决此事。张英看了之后，在信上写了几句话，重新寄了回去。这几句话，后来被命名为“让墙诗”，内容是这样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异文: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存，(异文: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桐城六尺巷

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将张英的胸襟气度展现无余。然而，很少有人看到，这是张英在用书信的方式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

张英在京为官时，一些孩子随他在京城学习。《携子春游》中记载，他曾经带着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三人出西直门，到法华寺和万寿寺去游玩，赏古松。



万寿寺

当然，张英不可能将全家人都搬到京城居住，除了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瓘这几位之外，多数家人还是在安徽桐城生活。张廷瓒、张廷玉等人，得到张英的言传身教相对较多，而其他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是通过书信交流的方式来达成。

张英喜欢山水，心里日夜所系的是安徽桐城龙眠山。张英很喜欢那里的山水，曾经指示自己的家人在那里建亭，修整溪涧，种莲花、养池鱼，并建舟船于上。但因为张英不在桐城，张家对这一带的管理有所懈怠。张英通过信件，了解其中的问题，于是写信给家人，“仆人纸上之树日增，园中之树日减”，因此，督促家人前往稽查，并告知家人稽查的方法。

在家庭管理上，张英认为，大家族应有大家族的规矩。他说：“倘日高客至，僮则垢面，婢且蓬头，庭除未扫，灶突犹寒，大非雅事。”就是说，如果等到太阳晒屁股了，客人都到了，主人一家老小还没有收拾利索，还没有将饭做好，屋子里仍是一团糟，那就不好了。

为了向子孙后代说明这一点，张英讲了何如宠的故事。何如宠在成为进士后不久，有了一次很重要的改变。这一改变，与何如宠的一位同年(与自己同榜或同一年考中的人)到访有关。当同年到何家，看到何如宠一家子还在睡觉，就劝告道：“日高如此，内外家长皆未起，一家奴仆，其为奸盗诈伪，何所不至耶？”何如宠觉得很有道理，从此和夫人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直到老。何如宠最终也在仕途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教家人经营田亩、治理家务之外，张英教得最多的，是教子孙后代读书。为了让远在家乡的子孙能够好好地读书学习，张英要求他们“每三六九日一会，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这样日积月累，“汝每月寄所作九首来京，我看一会两会，则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务外不务外，了然矣”。通过书信往来，张英基本上每个月能收到子女在家乡学习的情况，而他的反馈意见，也常常迅速通过批改作业的方式回馈给子孙。

与很多家庭在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放飞不同的是，张英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是从始至终的。在张英告老还乡之后，张廷玉等人仍留在京城为官。张英要求张廷玉每天写日记，将自己的情况记下来，每几天邮寄一次回去。已经是成年人的张廷玉，仍旧谨遵教诲，每天写日记向张英汇报行踪和认识。

康熙壬午春，先公予告归里，谕廷玉曰：“嗣后可写日记寄归，俾知汝起居近况，以慰老怀。”玉遵命，每日书之。甲申四月，奉命入直南书房。仰蒙圣祖仁皇帝恩谊稠渥，锡赉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岁扈从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胜，风土人物，以及道里之远近，气候之凉燠，草木之华实，饮食日用之微，游览登眺，寓目适情之趣，悉载日记中。越数日，邮寄数纸，以博堂上之一笑。(《澄怀园语》)

可惜，这些日记毁于大火，否则我们能有更多资料来了解清朝康乾盛世。而在了解张氏家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难以忽略这样的事实：忙碌程度远超我们的张廷玉，还会每天遵老父亲的要求，写信并隔三岔五邮寄信件给家人。这种信件的频传，让张家子孙无论身在何处，家人之间都保持着相互的理解与交流。



乾隆时期富足的江南地区

《乾隆南巡图卷》第六卷“驻跸姑苏”，清代徐扬绘

张廷玉年近八旬之际，经过反复权衡，他做了平生难以见到的一个决定：在乾隆刚刚经历丧子之痛时，毅然决然离开了朝廷。他的离开，一度让乾隆皇帝非常恼火。没有人知道，张廷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但在他离开朝廷之后，他为张氏子孙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保家规则。

这些规则，张廷玉或者用名人名言略做点评，如：

陆放翁作《司马温公布被铭》曰：“公孙丞相布被，人曰诈。司马丞相亦布被，人曰俭。布被，能也，使人曰俭不曰诈，不能也。”此语殊耐人思。

同样是宰相，同样是睡觉时盖用普通的布做成的被子，司马光被人赞誉，公孙弘则被人批评，于是引发了陆游的一番感慨。对此，张廷玉只是将陆游的感慨进行摘录，让晚辈自己去思考。

或者将自己或亲友的经验和盘托出，如：

予少时，夜卧难于成寐，既寐之后，一闻声息即醒。先兄宫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读上《论语》数页，或十数页，使心有所寄。予试之果然......盖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无所著也，理固如此。

或者直接写下家族训诲，如张廷玉在写赌博的害处时，这样说道：

先公于赌具中最恶马吊，谓其有巧思，聪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也。曾刻一印章，曰：“马吊淫巧，众恶之门；纸牌入手，非吾子孙。”时先公官京师，玉居里门，命于写家禀时，用此印章于楮尾，触目警心。玉谨受教，终身未尝习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愿吾子孙共守之也。

可以说，无论是张英还是张廷玉，他们时刻都在注意着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不仅要求家族成员做到，而且要求自己首先做到。言传身教中，不断将修身、齐家的方法传递给子孙。子孙若不在身边，也会用书信及时传递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正是这样的教育，让张氏家族不仅在清朝荣显百年，还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平安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