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故朝奉李公圹志》与金坛西岗李氏考述

李谱录

引言

圹志，也叫墓志、圹铭、埋铭，是中国古代埋于墓中记录墓主生平的石刻文字。《宋故朝奉李公圹志》作为南宋晚期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的家族圹志遗存，此前未见于历代金石著录与金坛旧志记载，仅在2016年被《金坛碑刻集》收录，但因志石局部缺失、部分文字漫漶，难以释读全文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该圹志为核心，以《金坛碑刻集》初释志文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李氏宗谱记录，对圹志实物特征进行年代真伪考辨，揭示南宋丧葬制度流变和圹志制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圹志志文重新校勘补正，努力还原文字全貌；就墓主身世、家族世系、社会网络、活动轨迹以及金坛西岗李氏发展史开展考证，以期弥补地方文史研究相关空白。

一、实物考辨

《宋故朝奉李公圹志》，系原江苏省金坛市朱林镇土山村某企业2011年在施工中发现，2026年由西岗村李氏族人收得并捐献，现藏于常州市金坛区博物馆。志石长103cm，宽54cm，厚11cm，圆首碑形，四周无纹饰，右下角有小缺，发现时无志盖。志文显示，墓主卒于南宋末年。现从物理、工艺、器型、功能四个纬度，对志石特征进行考辨：

(一)物理特征

志石为天然青石质，与本地茅山山脉所产石材石质相同，符合就近取材的特点。石色呈自然熟旧的青灰泛白色调，无现代人工做旧痕迹。石表整体呈现“渐进式风化”，不同部位的风化深度与石质硬度差异匹配，断口处有明显的次生风化层，呈现长期野外自然风化、外力侵蚀形成的“自然剥蚀痕”。志石表面有历经数百年自然环境浸润生成的“包浆”，包浆层温润内敛，完全覆盖石表与刻字口沿。石面可见自然形成的“土沁痕”“水沁斑”，沁色由表及里缓慢渗透，层次过渡自然。志石边缘呈现磕碰、右下角出现残缺、中间文字部位因常年受外力刮擦冲击而磨损严重，这与志石发现于沟渠涵洞，疑是早年就已出土，后被用作道路、码头、沟渠之垫石的推断高度吻合。志文刻痕内部的风化程度与石表完全同步，字口边缘有自然的“磨蚀圆化”现象，刀法符合对应南宋时期的石作工艺特征，无伪刻、重刻、后加字等作伪痕迹。由此可判定，该青石圹志属于具备明确年代信息和物理特征的南宋到代文物。

(二)工艺特征

该志石制作简单，无纹饰，采用了单石、无盖、碑形的制作方式，契合南宋时期圹志工艺制造特点。南宋时期，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丧葬成本大幅攀升，加之圹志制作已不再像唐代和北宋那样受到身份等级的严格限制，平民阶层也能普遍使用圹志，使得圹志制作趋向简化，刻工相对朴素，少见繁复雕饰。南宋对圹志制作要求的放松，还表现在圹志形制的变化上，原先唐代和北宋流行的正方形“双石合璧”、“篆必盖，形必方”的固定模式被逐步打破，往往不用志盖，单留志石，篆盖也改为篆额，体现了化繁为简的实用主义。该圹志的工艺简单和无盖配置，顺应了时代潮流，印证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人地矛盾激化、刻意简化志盖以降低制作成本的社会现实。

(三)器型特征

该志石器型较大。根据考古实物统计数据，历史上，出于对墓室空间限制、圹志摆放要求以及石材加工的便利性等多方面考虑，圹志的尺寸普遍较小，正方形合盖圹志的边长一般控制在40—90cm之间；长方形的碑状圹志，长度也都在1米以内，长度超过1米甚至更长的属于极少见情况，仅对应皇室旁支贵族和身份地位较高、丧葬规格破格提升的墓主。相较于唐代和北宋，南宋圹志的尺寸更趋收敛，平民阶层的圹志只保持在40*50cm左右的较小规格。而尺寸偏大者，主要见于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一方面，是对身份等级的粉饰和彰显；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南宋的崇文风气有关，出于对墓主生前事迹的肯定和颂扬，往往会把志文和铭文写得很长，而长铭的出现，必然会促使圹志增加尺寸，以满足篇幅需求。该圹志志石长度达到了1.03米，宽度达到了54cm，这在同类圹志中非常少见，暗示着墓主可能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这与后文考证墓主为皇室宗亲后裔相互印证。

(四)功能特征

志石顶部呈双角打磨的简化圆首，石身为长方形，外观近似墓碑，实质功能有别。古人对圹志和墓碑(包括墓表碑和神道碑)有着严格的区分和定义，并赋予不同的摆放功能，“埋铭纳于圹中，墓表树于道上”。圹志埋在地下，目的是“防陵谷变迁，标识墓主”；墓碑立于地表，主要是“供人瞻仰，彰示纪念”。该志石虽然正面打磨得平整光滑，以便于刻字，但其背面却凹凸不平，刀削斧凿痕迹明显，呈浅覆斗状，中间和四周不在一个平面，显然是当时的匠人并没有按照制作墓碑的要求进行打磨处理，这不符合墓碑双面平整光滑、利于树立观瞻的特点，只能作为埋于地下的圹志使用。这种似志似碑的圹志形态，符合南宋时期仕绅阶层的普遍做法。历史上，魏晋禁碑和北宋元祐党毁碑事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墓主所处南宋末年，社会政治动荡，少数士大夫阶层为避免墓主信息公开坟墓被盗，或因改朝换代遭政治清算，而将原应立于坟前的墓碑转入地下，成为器型较大又近似于碑的圹志变种，造成圹志与墓碑在外貌形态上的合流过渡。该志石符合这一时代特色。

综上，该志石物理风化特征自然，年代信息清晰明朗，工艺形制功能与时代互证，器型硕大十分少见，是研究南宋江南丧葬制度流变和地方家族史的重要实物遗存。

二、志文考释

圹志正面首部志额，篆书“宋故朝奉李公圹志”八个大字，两字四行对称排布。正文楷书，共14行，约400字。其中，可辨识文字367字，字迹漶漫难辨约20字，缺损约13字。2013年，常州市金坛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在收集整理散存各地的碑刻时发现此圹志，并组织专家，对圹志原石进行了拓片，对志文进行了初步释读，一并收入2016年刊发的《金坛碑刻集》一书。时隔十年，西岗李氏族人根据线索，在暂存圹志的企业处找到并取得圹志原石，又在宣统版《金坛李氏宗谱》中发现了《宋迪功郎方正公墓志铭》，确认这就是《宋故朝奉李公圹志》谱录版本，内容基本相同，但个别字句有差异。此次再度考释，主要任务是：依据原石志文拓片(以下简称“石本”)和谱录《宋迪功郎方正公墓志铭》(以下简称“谱本”)，本着尊重原创、文义通畅的原则，对《金坛碑刻集》中的未释志文予以补正，对已释志文重新校勘，合理确定行文句读，努力揭示石刻文本的文字原貌。



(“石本”：圹志拓片)

《金坛碑刻集》初释“石本”全文：

先公讳方正，字□夫，唐郑孝王裔孙，世居开封，九世祖济源公□□□□□□徙金坛，遂为金坛人。谱牒班载，国史簪綍，轮袭家藏，曾祖用常、祖□□□□妣郑氏。公生于庆元丁巳三月丙戌，殁于咸淳辛未重九后一日；娶曹氏，□□年正月先卒。男大宗，次安宗，早丧；孙曰浩、曰澄，曾孙曰埜。大宗不孝，未有后□命以堂弟亨宗次子为嗣，是曰浩。越明年，大宗领二孙，将奉灵舆，以三月壬午葬于里屋西郊土山□□先妣合圹礼也。公性质直，信己笃，御物周，涉猎书史，心不在文，前□□行有□□□□□□□不忘，劬躬起家而不矜于□，勇义乐施而不掠其美，治河□修衢路，尤所注意不以费钜惮役，烦辍小大，成就三十余处所。远近德之，咸以李门奉称，名久而公始以□□自号，改筑□居□一轩于东偏，遂号东轩。乡先生山翁刘宰君已为赞，实铭其墓。大宗□□□先公啬己裕人，不肯自偿其劳，讫于终老，子孙欲加一毫之奉不可得，至其之虑，却顾料事几于未然，而以安遗后人，尤人所莫及。呜呼!昊天罔极，何所报称，齐识不尽之哀，纳诸幽以告千载。孤哀子大宗泣血命浩谨志!从侄孙、修职郎、前差监江东转运司买纳场梦得填讳

“谱本”：《宋迪功郎方正公墓志铭》。全文如下：

先公讳方正字直夫唐郑亮公裔孙世居开封十二世祖济源公避五季乱因官徙金坛遂为金坛人谱牒班载国史簪綍轮袭家藏祖与京南漳令赐绯鱼袋父周臣登仕郎妣郑氏公生于庆元乙巳三月丙戌殁于咸淳辛未重九后一日娶曹氏于是年正月先卒男大宗次安宗早丧孙曰浩曰澄曾孙曰埜大宗不孝未有后公命以堂弟亨宗次子为嗣是曰浩越明年大宗领二孙奉灵舆以三月壬午葬于里居西郊土山之原与先妣合圹礼也公性质直信已笃御物周涉猎书史心不在文前言往行有契厥旨则佩服不忘劬勤起家而不矜于盈勇义乐施而不掠其美治河梁修衢路尤所注意不以费巨惮役繁辍大小成就三十余处远近德之咸以李朝奉称名久而著公始以槃庵自号改筑新居辟一轩于东偏遂号东轩大宗痛念先公啬己裕人不肯自偿其劳迄于终老子孙欲加一毫之奉不可得至其长虑却顾料事机于未然而以安遗后人尤人所莫及呜呼昊天冈极何所报称庸识不尽之哀纳诸幽以告千载孤哀子大宗泣血谨志

(一)缺漏志文补正

按照辨识难易程度，分为两类：

第一类，对照两个版本，字义直观、语境明了、可以直接补正的有：第一行“字□夫”，缺一字，补作“直”；“济源公□□□□□□”，缺六字，补作“避五季乱因官”。第三行“娶曹氏□□年”，缺两字，应补作“于是”。第四行“未有后□命以”，缺一字，应补作“公”。第七行“前□□行”，缺两字，补作“言往”；“起家而不矜于□”，缺一字，补作“盈”。第八行“治河□修衢路”，缺一字，补作“梁”。第九行“咸以李门奉称”，《金坛碑刻集》误释一字，“门”应作“朝”；“名久而”之后尚有一字空缺，对照“谱本”，应加一“著”字；“公始以□□自号”，缺两字，补作“槃庵”；“改筑□居□一轩”，缺两字，分别补作“新”和“辟”。第十二行“至其之虑”，“之”字应是《金坛碑刻集》误释，改作“长”。第十三行“何所报称，齐识不尽之哀”，“齐”字也系误释，应作“庸”。

第二类，对照两个版本，“谱本”中的字数与“石本”缺字空间不匹配，需要根据语意语境斟酌确定的有：第二行“祖□□□□妣郑氏”，《金坛碑刻集》初释认为缺四字，细数拓片对应位置也只有四个字的书写空间，但是如果按“谱本”，应该补作“与京父周臣”五个字，则多一字。联想到第十二行有“而以安遗后人尤人所莫及”一句，“尤人”二字是补刻在同行右侧的，这符合宋代圹志现场书丹、现场刻字，刻完后发现少写字，就会在同行右侧补刻的习惯，第二行的这五字四位究竟怎么处理，是否也是将多出的一字补刻于行侧，还是增刻在行末，由于缺角已佚，无从考证，暂确定补作“与京父周臣”五字。第六行“葬于里屋西郊土山□□先妣”，《金坛碑刻集》“石本”初释时认为缺两字，但看缺字位置空间，实际上应缺三字，对照“谱本”也是有三字，应补作“之原与”。第七行“前言往行有□□□□□□□不忘”，缺七字，如果按照“谱本”，则应补作“契厥旨则佩服”这六个字，但补完六个字之后还缺一字。问题是，这个缺字在整句的何处位置?所幸拓片中“旨、则”两字尚依稀可辨，那个所缺的一字正是在“旨、则”两字之间。那么，补完六字之后的句式应为：“前言往行有契厥旨□则佩服不忘”，按照古汉语承接逻辑和宋代理学文风，“旨”字之后可加“者”或“也”，“则”字之前可加“自”或“斯”或“乃”。细看拓片，那个少的一字貌似上下结构，下部隐见“日”字底，极可能就是“者”字。因此，七字补作“契厥旨者则佩服”，其中，“者”为臆补。第十行：“大宗□□□先公”，缺三字，而“谱本”里只有“痛念”两字。细看拓片，“宗”字后的字隐见“甬”字偏旁结构，应为“痛”字，“痛念”两字应该相连。“痛念”与“先公”之间隔一字，按照语意适配、结构通顺的要求，“我”、“其”、“尔”都属这个隔字备选的合理用字，但是从撰志者的用字习惯看，“其”字是最适配的，因为后面志文中有“至其长虑却顾”一词。因此，三字补作“痛念其”，其中“其”字为臆补。

(二)句读结构调整

补字之后，有必要对圹志全文作一些句读上的微调。第一行“世居开封”与“九世祖”之间不能用逗号，而用句号，因为前面讲的是李方正，后面讲的是济源公，前句话已经讲完。第二行“谱牒班载，国史簪綍，轮袭家藏”一句，“班载”是指“按等级有序地记载于…”，“轮袭”是指“世代相传”，因此，“谱牒班载”无宾语，“轮袭家藏”无主语，“国史簪綍”不是通用文言组合，三句话独立来讲，都不是完整句式，之间没有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应调整为“谱牒班载国史，簪綍轮袭家藏”；“曾祖用常”之后不用顿号，因为曾祖不能与后辈并列，父、妣可以用顿号并列。第四行“男大宗，次安宗，早丧”，句中第二个逗号应去掉，如不去掉，则会产生大宗、安宗都早丧的歧义。第六行“与先妣合圹礼也”，“礼”字前应加逗号，“礼也”指合乎礼制，应与前一句分开；“御物周”之后，应加句号而非逗号。第八行“治河梁修衢路，尤所注意不以费钜惮役，烦辍小大，成就三十余处所”，句读不准造成文义不通，“烦辍小大”语义难解，应调整为：“治河梁、修衢路，尤所注意，不以费钜惮、役烦辍，小大成就三十余处所”。第十一至第十二行“子孙欲加一毫之奉不可得”，前句讲完，应下标句号而非逗号；“至其长虑，却顾料事几于未然，而以安遗后人”一句中的“长虑却顾”是固定词语，不应分开使用，应调整为：“至其长虑却顾，料事几于未然，而以安遗后人”。第十二行“昊天罔极，何所报称”一句，“称”字后，应下标问号而非逗号。

经过以上校勘，基本梳理出《宋故朝奉李公圹志》石刻原文。

【原文】

先公讳方正，字直夫，唐郑孝王裔孙，世居开封。九世祖济源公，避五季乱，因官徙金坛，遂为金坛人。谱牒班载国史，簪綍轮袭家藏。曾祖用常，祖与京，父周臣、妣郑氏。公生于庆元丁巳三月丙戌①，殁于咸淳辛未重九后一日②。娶曹氏，于是年正月先卒。男大宗，次安宗早丧。孙曰浩、曰澄。曾孙曰埜。大宗不孝，未有后，公命以堂弟亨宗次子为嗣，是曰浩。越明年，大宗领二孙，将奉灵舆，以三月壬午③葬于里屋西郊土山之原，与先妣合圹，礼也。

公性质直，信己笃，御物周。涉猎书史，心不在文，前言往行有契厥旨者，则佩服不忘。劬躬起家而不矜于盈，勇义乐施而不掠其美。治河梁、修衢路，尤所注意，不以费钜惮、役烦辍，小大成就三十余处所。远近德之，咸以李朝奉称，名久而著。公始以槃庵自号，改筑新居，辟一轩于东偏，遂号东轩。乡先生山翁刘宰君已为赞，实铭其墓。

大宗痛念其先公啬己裕人，不肯自偿其劳，讫于终老，子孙欲加一毫之奉不可得。至其长虑却顾，料事几于未然，而以安遗后人，尤人所莫及。呜呼!昊天罔极，何所报称?庸识④不尽之哀，纳诸幽以告千载。孤哀子⑤大宗泣血⑥命浩谨志!

从侄孙、修职郎⑦、前差监江东转运司买纳场⑧梦得填讳⑨

【注释】

①庆元丁巳三月丙戌：南宋庆元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即公历1197年4月12日。

②咸淳辛未重九后一日：南宋咸淳七年农历九月初十，即公历1271年10月15日。

③(越明年…)三月壬午：南宋咸淳八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即公历1272年4月20日。

④庸识：谦辞，指自己浅陋的见识，意为不足以尽述哀思。

⑤孤哀子：古代丧礼称谓，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父母双亡称孤哀子。

⑥泣血：形容丧亲之痛至极，无声哭泣，泪尽似血出。典出《礼记·檀弓》“泣血三年”，非实指流血，而是极言哀恸。

⑦修职郎：宋代一种低级文臣寄禄官阶。

⑧前差监江东转运司买纳场：宋代差遣名，指此前曾任江南东路转运司买纳场监当官。江东转运司为宋代路级财赋机构，负责一路财赋出纳、盐茶专卖等事务；买纳场为宋代盐务机构，负责收购亭户所产食盐；监当官为宋代基层场务差遣，掌管税课、仓库等事务。

⑨填讳：请他人代写祖先的名号。

【译文】

先父名叫李方正，字直夫，是唐代郑孝王的后裔，家族世代居住在开封。九世祖济源公为躲避五代战乱，因任职的缘故迁居金坛，于是成为金坛人。家族谱牒在国史中分明有记载，历代官宦的印绶文书家中都有留存。先父的曾祖名叫李用常，祖父名叫李与京，父亲名叫李周臣，母亲为郑氏。

先父生于南宋庆元丁巳年三月丙戌日，逝于南宋咸淳辛未年重阳节后第二天。他的妻子曹氏，在这年正月先于他去世。大儿子名叫李大宗，二儿子李安宗去世较早。孙子名叫李浩、李澄，曾孙名叫李埜。大宗身为不孝之子，当时还没有子嗣，先父生前命他将堂弟李亨宗的二儿子过继给他做后嗣，也就是李浩。到了第二年，儿子大宗带着两位孙子，护送灵柩，在三月壬午日将先父安葬在居所西郊的土山平坦高地，与先母曹氏合葬，这是符合礼制的。

先父性情正直，坚守本心，待人处事周全。他广泛涉猎经史典籍，不刻意追求文辞雕琢，只要读到前贤的言行契合自己的心意，就会牢记在心终身践行。他亲身操劳振兴家业，从不因家境富足而自傲；见义勇为、乐于施舍，从不掠取他人的功劳。他尤其重视修建桥梁、整治道路，不因花费巨大而畏惧，不因工程繁杂而停工，先后完成大小工程三十多处。远近的人都感念他的恩德，都尊称他为李朝奉，时间久了名声很大。他最初以槃庵为号，后来改建新居，在东侧开辟了一间小轩，于是改号为东轩。本地的乡贤刘宰先生(人称山翁)之前已经为他作过赞，实际上可以作为他的墓铭。

大宗悲痛地感念先父克制自己、厚待他人，一生不肯享受安逸，直到终老，子孙要想给他增添一点优厚的供养都做不到。至于他深谋远虑，能在事情发生之前预判先机，把安稳的生活留给后人，这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唉!父母的恩德像苍天一样广袤无边，我又能拿出什么来报答这份堪比天高地厚的恩情，做到与这份恩德相称呢?以我浅陋的见识和文笔，根本无法完全抒发心中全部的悲痛，只能把这份未尽的哀思刻进墓志，埋入墓穴之中，以此向千年之后的人告白这份追思。孤哀子李大宗极度悲痛地嘱托儿子李浩恭敬而郑重地写下这篇志文。

从侄孙、修职郎、前监江东转运司买纳场李梦得，为这篇志文填写了名讳。

本次考释的主要收获有三：第一，基本还原了石刻圹志的本来面貌，为后续开展人物事件史实考证提供了基础支撑。第二，经过谱石互校，发现了谱录圹志在转录中的某些疏漏和错误。如志文中出现几处讹文(与原石上不符的字形字义)：“庆元乙巳”的“乙”(“丁”讹，庆元有丁巳年，无乙巳年)；“信已笃”的“已”(“己”讹)；“迄于终老”的“迄”(“讫”讹)；“料事机于未然”的“机”(“几”讹)；“昊天冈极”的“冈”(“罔”讹)，这些极有可能是在历次记谱修谱抄录中产生的笔误。又如，出现了个别衍文和脱文(增添或遗漏原石上的字句): 增加了“祖与京”和“父周臣”的职务身份，使得对李方正的家世描述更加详尽；将“葬于里屋西郊土山之原”的“里屋”改作了“里居”，将“大宗领二孙，将奉灵舆”一句删去了“将”字，将“小大成就三十余处所”改成“大小成就三十余处”，使得在用词上更加规范；在“孤哀子大宗泣血命浩谨志”中，省去了“命浩”两字，而后又在引文条目中及时加上了“大宗子浩撰”的补注，回到了正确说法。这几处，可以理解为谱录对圹志原文的善意修改。但是，谱录删去了“曾祖用常”四个字，并对同一个人赋予了不同的称谓，如“朝奉”与“迪功郎”、“唐郑孝王”与“唐郑亮公”、“九世祖济源公”与“十二世祖济源公”，这些，究竟是传抄讹误，还是有意为之，这在后面的史实考证中再作探究。一般来说，志石圹志撰刻在先，家谱转录圹志在后，志石圹志的原始性、即时性、真实性更强，在二者信息发生矛盾时，应优先采信志石圹志。因此，通过以石校谱，既能够对家谱内容进行修正和完善，又有利于发现两者差异背后的真正原因。第三，圹志叙事中反映出的诸多生活细节，如李方正由卒到葬历经了整整六个多月，这种“久丧不葬”的民间习俗，为研究南宋晚期丧葬制度和民俗文化提供了真实案例。

值得关注的是，《金坛李氏宗谱》在收录李方正圹志的时候把它称为“墓志铭”而不是“圹志”。圹志与墓志铭同是埋在墓中的石碑，在功能属性上，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两者的文体结构不同：墓志铭，一般由“志文+铭文”构成，志文部分以散文形式，记述墓主的世系、生平、卒葬等信息；铭文部分以韵文的形式，对逝者颂德悼亡，韵文通常是四字一句押韵的诗句，或带“兮”字调节韵律的楚辞句式。圹志，一般只有志文部分，而无铭文部分。《金坛李氏宗谱》之所以把这篇圹志称作墓志铭，是因为原石志文中有一句“乡先生山翁刘宰君已为赞，实铭其墓”，虽然说有铭文，但实际上却把铭文的内容给省略掉了，这种独特的非典型写法，可能也是南宋晚期圹志与墓志铭“合流”的一种变体。

三、史实考证

圹志中涉及多个历史人物事件和家族发展历史，需要依据史料，加以考证。

(一)关于郑孝王和济源公的世代关系

圹志称，墓主李方正是“唐郑孝王”的后代，他的“九世祖”叫济源公。据唐史记载，唐郑孝王李亮(即“谱本”所称“唐郑亮公”)，是唐太祖李虎的儿子，他有个哥哥叫李昞，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亮，虎第八子，仕隋海州刺史，武德中追封郑王，谥曰孝”。李亮有子李神符，封襄邑郡王；李神符之子李义范，封广川郡公、宗正卿光禄大夫；李义范之子李暹，袭广川郡公，大中大夫赠光禄卿；李暹之子李朝，宣议郎、云骑尉，历渭源、成纪二县令；李朝之子李仪，唐授朝请郎，历临安尉，迁江州浔阳丞，润州金坛令，赠吏部郎中；李仪之子李丛，唐登进士第，授大中大夫，赠刑部尚书；李丛之子李再思，宗子陪位出身，授通直郎、天兴尉，迁湖州录事参军；李再思之子李宏乂(“乂”同“义”，音yì)，唐授将仕郎，初任济源尉，以此为号，称济源公，授金坛尉，兼摄句容丞，迁金坛西岗，为金坛李氏始祖。从李亮到李宏乂，历经九世，是为“九世祖”。以上，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乾隆镇江府志》《江南通志》等历代官方史志中均有记载或收录，应当确切可信。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奉敕所撰的《李氏宗室世系表序》，系统梳理了唐代李氏皇族世系，上溯六十九代，下分四十一房，郑孝王李亮位列第八房，“枝分派别，昭穆井然”。这可能就是圹志所称“谱牒班载国史”的由来。

石本圹志把济源公尊为“九世祖”，而《金坛李氏宗谱》所载圹志却尊济源公为“十二世祖”。这是因为，李渊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之后，历经高祖、高宗、玄宗三个时期，完成了追尊始祖并补齐帝号：先是追封李渊的父亲李昞为世祖元皇帝、李昞的父亲李虎为太祖景皇帝，后为彰显门第、体现正统，又追尊李虎的父亲李天赐为懿祖光皇帝，追尊李天赐的父亲、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曾孙李熙为献祖宣皇帝，并确立尊李熙为一世祖。对李宏乂这支来说，具体的世代传承是：熙(一世)→天赐(二世)→虎(三世)→亮(四世)→神符(五世)→义范(六世)→暹(七世)→朝(八世)→仪(九世)→丛(十世)→再思(十一世)→宏乂(十二世)。这样，李亮就被尊为四世祖，而李宏乂自然就被尊为十二世祖了。

那么，为什么李方正圹志没有沿用上述世次，依然尊李宏乂为“九世祖”呢?这是因为，在唐宋时期，局限于“诸侯不得祖天子”的礼制束缚，金坛李氏一直是把唐宗室第八房的自家始祖李亮作为一世祖，不敢僭越礼制去尊奉已经追封为皇帝的前三位先祖。这其实是对《礼记》“诸侯不得祖天子”这句话的误解，“诸侯”并不包括“天子”的直系后裔，而是指旁系宗亲或外姓诸侯。对李熙、李天赐、李虎来说，既是李渊等唐皇室一支的直系先祖，也是李亮这一支的直系先祖，没有理由不加以尊奉，这就使得金坛李氏在尊李熙还是尊李亮为一世祖的问题上出现争议。这个问题，一直到清康熙年间，金坛李氏在总祠堂合族祭祖时才得以解决，合族议定：统一把李熙尊作一世祖、把李天赐尊作二世祖、把李虎尊作三世祖，尊而不祀；独以四世祖李亮为百世不迁之祖居中供奉，以示与皇家太庙祭祀的区别。在这样的安排下，济源公李宏乂就由原来的九世祖统一改尊为十二世祖。但这一清康熙年才确定的世次，距尊李宏乂为“九世祖”的南宋已过去四百余年，所以宗谱只能在转录圹志时，按照后世的要求，对其中的世代称谓作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全谱世序统一。这就是两个圹志版本对济源公的世代称谓不同的真正原因。

需要进一步考证的是，九世祖李仪“历任润州金坛令”，这在《金坛李氏宗谱》中有明确记载，但是在历代《金坛县志》中，却没有李仪作为金坛县令的题名记录。唐代的皇室宗亲到地方任职，对州刺史等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常存在遥领不赴任的情况，即本人实际不到任，具体事务由当地行政官员代为管理，朝廷这么做的目的，是为防止宗亲任职地方、积累势力、坐大割据，威胁中央政权。而对县级及以下基层官职，则要求实际赴任，李仪即属于此类情况。《金坛李氏宗谱》虽然没有收录到李仪的上任敕书，但是在宗谱的“诰敕志”中却记载了一篇跋：“吾家第九世祖讳仪，唐贞元中为润州金坛县令，官满所给解由也。唐人贵字学，虽州县吏胥所写，皆有法度，岁久纸索零落，首尾不全，为可惜也，因题其后，以示后之子孙云。二十二世裔孙镇拜书”。大意是：我家的九世祖李仪，在唐代贞元年间担任润州金坛县的县令，任期满后官府发放了离职证明文书。唐代人十分看重文字法度，即便州县里的小吏书写的内容也都合乎规范，可惜这份纸质文书，年深日久，磨损散落，前后内容已经不完整了，实在令人惋惜，于是我在这份文书的末尾题写了这段文字，用来告知后代的子孙们。另外，在宗谱“行实志”中有记载：“仪，字彦正，大郑王六世孙。贞元中迁江州浔阳县丞，有能声。擢调润州金坛县令，抚字五年，绩纪七善，考中上者二，考中中者三，司判事之最居其一”。说的是，李仪在调任润州金坛县令的五年里，他悉心安抚体恤当地百姓，政绩被记录为七项优等，在朝廷的官员考核中，两次获得“中上”、三次获得“中中”的优良评级，在吏部的公务考核里政绩位列最优等之一。这说明，李仪担任金坛县令是实际到任的，总共任职五年，不仅有朝廷每年的考核情况，而且还有离职时的证明文书。情况确切，可补县志之阙。

(二)关于济源公徙居金坛的社会政治背景

圹志中说，济源公“避五季乱，因官徙金坛，遂为金坛人”，包含着济源公宦游金坛、隐居西岗的一段历史。

济源公李宏乂家族原本世代定居在河南开封府浚仪县(北宋大中祥符二年改为祥符县，即现今开封市祥符区)，从四世祖李亮获赠“孝”的谥号开始，家族就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子孙世代承袭官爵荣耀，接连数代都有人入朝为官，是当地公认的名门望族。李宏乂生于“唐祚日衰、海内沸腾”的晚唐，懿宗、僖宗在位，相继昏庸，荒废朝政，以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百姓赋税沉重，加之关东水旱灾害频发，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朝廷安防任务异常繁重。李宏乂的祖父李丛，时任桂管观察使、湖南观察使，为防务和平叛各地奔波，咸通十一年(870)以86岁高龄卒于任上，附葬洛阳万安山祖茔。李宏乂的祖母薛太君(河东薛仁贵之孙薛嵩之女，封本郡太君)，预判中原将乱，带领全族南迁避祸，住在时任晋陵(今武进)县丞的幼子李文徽(字克谐，号琴轩)家中，死后葬于滆湖西岸的遵教乡(现湟里镇)青墩坟，成为最早徙居江南的李氏聚落，也是金坛李氏发展的最早依托。

李宏乂天生聪慧机敏，精通儒家经典，见识过人，行事果决。成年后他通过科举选拔，进入河南府担任幕宾，并被授予将仕郎的官职。府尹看重其才干，将他选调为孟州济源县尉。干符二年(875)，爆发了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广明元年(880)，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西逃入蜀，次年黄巢称帝，建立大齐；中和三年(883)，黄巢被迫撤出长安，进入中原，使得李宏乂的老家河南沦为战乱重灾区。所幸在起义刚爆发的干符四年(877)，李宏乂的父亲李再思就已调任浙江湖州录事参军，李宏乂跟着前往，随侍左右。四年后，其父在任上去世。李宏乂凭借曾祖李仪在金坛做县令时积累的人脉资源和滆西李氏的帮助，将其父李再思安葬于金坛城北门外后赵村，并在墓旁搭建草庐守孝服丧。三年服丧期满后，浙右节度使汝南公周宝(字上珪，平州卢龙人，又称镇海军节度使，治所在润州)举荐他出任金坛县尉，李宏乂正式在金坛出仕。光化年间，他又被委派代理句容县丞。

李宏乂在金坛的到任情况，清光绪《金坛县志》卷之五“职官志”记录得非常简单：“唐尉，李宏乂，字大能，昭宗时任，光化中改摄句容丞”。《金坛李氏宗谱》“诰敕志”却有详细记载：“摄金坛县尉李宏乂牒：牒，处分前件官，差摄润州金坛县，替吴德符请假阕者。准状，牒州，仍牒知者，故牒。中和四年七月六日”。意思是，对代理金坛县尉李宏乂的官牒：现正式行文通知，此前已安排官员差遣，让你代理润州金坛县尉一职，接替因事请假离任的吴德符。相关事宜已按上报的情况核准，已通知润州州府，并已让相关人员知晓，特此通知。本牒发布于中和四年七月六日。由此提供了四条有价值的信息：第一，李宏乂代理金坛县尉的时间是中和四年七月六日，即公元884年8月1日。这一年黄巢在山东自刎，起义宣告失败。第二，李宏乂的前任县尉名叫吴德符，这在《金坛县志》中没有记载，可补县志之不足。第三，这一年黄巢起义刚被平定，唐僖宗尚在蜀中未返长安，各地州县的人事安排匆忙急就，且多由地方自行处置，这份牒文正是唐朝末年地方行政文书的具体实例。第四，从中和四年(884)上任，到朱温篡唐(904)时解组(辞官)，李宏乂在金坛的任职时间长达20年之久。

黄巢起义失败20年后，朱温在中原起兵作乱，最终篡唐建立后梁。《资治通鉴》《旧五代史》记载：朱温篡唐后，对李唐皇室核心成员及远支宗室实施了系统性屠杀、毒杀和全面搜捕。先于904年，弑杀了唐昭宗李晔；再于905年，朱温设宴诱骗唐昭宗的九个儿子至洛阳九曲池，酒醉后全部缢杀并抛尸水中，彻底清除了最具号召力的嫡系亲王；907年，逼唐哀帝李柷禅位后封为济阴王，次年便派人将其毒死，终结了唐朝正统血脉；同期制造“白马驿之祸”，屠杀了三十余名李唐重臣，并抛尸黄河，彻底清理了朝堂势力，瓦解了皇室政治支撑。同时，下令“无少长尽诛”，对各地李唐宗室进行大肆搜捕和虐杀，导致李唐近支皇族在中原基本灭绝，在后梁势力范围内的远支宗室或改姓埋名、或逃入深山、或投靠其他军阀，四处流散。所幸李宏乂身处金坛，属杨吴之地，不在后梁地界，才免遭清算和杀身之祸。

而此时，李宏乂为避祸患，已在金坛辞官，但是他“世居开封”，老家地属后梁都城(东都)，此时若返回开封原籍，无异于自投罗网。好在他的堂哥李涯(李再思二哥李文彬之长子)在西岗附近有直长旧庄(今李巷一带，读宗谱李涯遗言，方知所谓旧庄，就是几间茅草房和数顷桑田。李涯在晚唐乱世中病逝于宜兴东庙巷，归葬河南洛阳万安山祖坟)，便就此暂居。不久，又在西岗购建别墅，从此“隐居不出，恭俭恬淡，下帷训子，诗礼传家，以晦迹焉”，才使这一支宗室血脉得以延续，济源公李宏乂由此成为金坛李氏始祖。济源公生于唐咸通八年(867)，卒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终年86岁。死后安葬在西岗东边的直长东原。北宋名相吕蒙正为其立传。

令济源公欣慰的是，后梁的国祚不过短短16年，很快就被后唐取代。金坛地处的杨吴境内多年没有战争，特别是李昪改杨吴为南唐后，“金陵据有江左以绍唐绪”，以唐室后裔自居，承续唐统，为李唐宗室后裔在江南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李宏乂的三个儿子都做了南唐和北宋的官：长子李虬，唐时举明经及第，南唐为秘书郎太子詹事，宗正少卿；次子李干，先是任南唐内史舍人，后随南唐后主李煜入宋，授崇仪副使；三子李粼，唐明经及第，做了南唐国子司业，北宋天禧年授大理评事。按照李宏乂的遗愿，李虬留在金坛，李干和李粼回到老家祥符，在中原为官、为先祖守墓。后来，李粼借给父母扫墓的机会，返回金坛，留居西岗，直到终老。李干则坚守先祖世居之地，死后附葬在河南万安山祖坟。他的大多数子孙也都留在了祥符，唯有一个叫李常的曾孙，在建炎初年所谓的“祥符避难”中，返迁金坛西岗，之后成为李方正这一支家族的直系先祖。

(三)关于李方正的身份和家世

实物圹志文和宗谱收录的圹志文对李方正的身份称谓有所不同，前者称“宋故朝奉”，后者则称“宋故迪功郎”。在宋代，朝奉原是对官僚体制内朝奉大夫(正五品)和朝奉郎(正六品)两种文散官寄禄官的统称。到了南宋，对拥有一定官阶头衔、不担任实际职务的退休官员、地方乡绅人士， 也会被人以“朝奉”作为尊称。到了南宋后期，“朝奉”一词在民间的使用更为泛化，无官阶背景的普通民众也会被尊称为“朝奉”。而迪功郎，是宋代一种低级的文官寄禄官(从九品)，但它只代表官阶待遇，没有固定的实际职务，有这个官阶头衔的人，就可以凭此去担任县主簿、县尉等基层具体差事，相当于现今公职人员系统中的职级或职称。那么，李方正究竟是何身份?

《金坛李氏宗谱》世系表对李方正及其家族成员情况有着详细记载：李方正，“字直夫，号槃庵，又号东轩。宋庆元三年生，丞相丁大仝奏请补迪功郎，咸淳七年九月十二卒。配曹氏，咸淳七年正月卒，合葬土山之原，山翁刘君铭其墓。子二：焱、安宗”。其父李周臣，“原讳良佐，字文卿，宋登仕郎，两浙漕贡进士。配郑氏，赠孺人，合葬土山之原。子二：方正、方成”。其祖父李与京，“字世昌，宋以祖泽补将仕郎，黄坡主簿，转儒林郎，南漳令，赐绯鱼袋，迁奉议郎。配陆氏，合葬希墟。继王氏。子二：良臣、周臣(王出)”。其曾祖父李俣，“行八一，字和叔，号西溪，宋以父泽见征，不受。有诗名，卒赠朝请郎。葬县之华山之原。配礼部侍郎强至孙女。子一：与京”。李俣之父李常，“行四八，字德立，宋以父荫入官，朝请大夫，宗正少卿，迁朝议大夫。建炎初，自祥符避难复迁金坛”。李常死后，葬于金坛县之下村，其墓志铭，由其侄曾孙、宋抗金名相李纲所撰。墓志铭中写到：李常“临终时口呼渡河杀贼者三”，并“拔剑自舞，几至扑跌”，足见其强烈的抗金之志。“配王氏。子六：得、佃、倬、僎、俣、佋”。李常之父李惟言，“宋西京左藏库使。子二：宾、常”。李惟言之父李廷休，“宋内殿承制，四方馆使。子二：惟言、安”。李廷休之父李干，“字士刚，南唐内使舍人，宋开宝九年随后主入朝，授崇仪副使，迁东上阁门使，遂居河南祥符县旌孝坊，附葬万安山祖莹，有墓志铭。配陈氏。子三：延休、延佾、延侃”。

据以上资料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李方正的身份，不是民众泛称却无官阶的那种“朝奉”，他是具有官阶的“朝奉”，这个官阶就是“迪功郎”，而且这个官阶还是当朝丞相丁大同奏请得来的。丁大仝，字子范，金坛人，宋端平二年进士，嘉兴县尉，没有做过丞相，而其堂弟丁大全，曾官至右丞相。应该是宗谱记错了人名。第二，李方正的去世时间，世系中记载为“咸淳七年九月十二卒”，比志石圹志记载的“重阳后一日”即农历九月初十晚了两天，应该以圹志所载为准，因为死者子孙不会在当年就把死者的忌日记错。第三，李方正的世代，按照“宏乂(十二世)→干(十三世)→廷休(十四世)→惟言(十五世)→常(十六世)→俣(十七世)→与京(十八世)→周臣(十九世)→方正(二十世)”的排序，可知，李方正是济源公李宏乂次子李干、李干之曾孙李常的后裔，金坛西岗李氏二十世。

关于李方正的后代，宗谱记载：长子李焱，“一讳大宗，字宽甫，宋贡补进士，授将仕郎。继从弟玠次子为嗣：浩”。次子李安宗，因为早逝，“开葬五巷东李官山坟。配某氏，子一：澄”。李方正的侄子李玠，“一讳亨宗，字子会，号简轩，元将仕郎，延平书院山长，次子浩出继从兄焱下”。李方正的孙子李浩，“字仲远，元承直郎，湖广等处儒学提举。子三：埜、桂、梓”。次孙李澄，“字仲青。子一：懋”。曾孙李埜，“字学先，号拱北。子一：霏”。世代清晰，脉络分明，与圹志上李方正的家族成员基本能够一一对应。

唯一不同的是，石本圹志将谱本所载的李方正“曾祖俣”写成了“曾祖用常”。二者相较，必有一错。古人对同姓族人起名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尽量避免重名。但金坛李氏家族门庭鼎盛，始祖李宏乂总系下分虬、干、粼三支，又有十八分祠，各支各房排行、分名、取字错综复杂，族中人名繁若星辰，重名混用现象在所难免。《金坛李氏宗谱》为此开列了同名讳清单，仅西岗公祠的历代同名讳者竟然达到50多个。所幸“俣”和“用常”并没有出现重名，“俣”就是李方正的曾祖李俣(十七世)，“用常”则是粼公一支中赘迁句容李塔的始祖李用常(二十四世)，两者分支不同，世代不同。看来，并不是重名所致，而是石本圹志确实写错了。写错先祖名讳，对古人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严重错误，这也是谱录圹志将“曾祖用常”四字直接删去的主要原因。为李方正撰写圹志的，是李大宗的继子李浩，他与祖父李方正的曾祖毕竟相隔了五代，记错了也情有可原。而那位给圹志填讳的李梦得，负责填写和核实逝者及祖先的名讳，居然没有纠正出来，实在太不应该。

李梦得，一讳申叔，字岩起，号东溪，金坛西岗李氏虬支二十二世，宋乡贡进士，修职郎，淮安州司理参军，前差监江东转运司买纳场。古代给圹志填讳，通常是请与逝者无血缘关系并具有一定功名或官职的人。李梦得作为李方正的晚辈族人，填写先祖名讳显然很不恰当，也不符合礼制。李梦得的功名官职从何而来?宗谱记载：“宋嘉熙间，尝携先祖诰敕，乞赵彦满、方秋崖二公题跋，皆称许之”，于是“连取荐书，为名进士”，通过社会名流的不断举荐，从而获取的功名。李梦得不仅给圹志填错了讳，而且还给他的儿子(虬支二十三世)取名“常”，居然与李方正的高祖李常(干支十六世)同名，让人哭笑不得，高度怀疑他的学识与礼制素养。看来，李方正子孙在填讳问题上确实选错了人，以致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李方正生于宋庆元三年(1197)，卒于宋咸淳七年(1271)，享年75岁。他的早年，生活在官宦世家，知书达理，家境优渥；他的中年，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赢得乡里敬重；他的晚年，正处于南宋朝廷风雨飘摇、行将覆亡的动荡时期。就在他去世当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正式建立大元；在他死后的第三年，元军突破淮河防线，次年攻克金坛，知县李大成等被俘后壮烈牺牲。虽然元军进入金坛后并没有像对常州那样屠城烧杀，但战乱对地方家族势力的冲击仍然极大，西岗李氏族人在战火中有不少死伤，很多人逃往外地，族人外迁、失考者数量大增，家族力量受到损耗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元明清时期西岗李氏的向外迁徙扩散埋下了伏笔。

李方正世居西岗集镇老街，他共有三个曾孙：李埜、李梓和李懋。到了元代，李梓、李懋分别外迁到尧塘、五巷，成为当地的李氏始祖。到了明代，李埜的曾孙李成二，再开新基，外迁至希墟(今薛埠镇西坵村)，成为希墟始迁祖；其兄李成一，则坐守西岗，从西岗公祠中发展出东埠头分祠，到清道光年间已形成较大规模。在此之前，西岗公祠因历代能人强丁外迁而日渐式微，自康熙三十三年金坛李氏在县城设立总祠堂之后，西岗也由李氏公祠变为十八分祠之一，发展状况已大不如往昔，但是作为金坛李氏的肇始之地，仍然被整个金坛李氏奉为正朔。东埠头分祠的兴盛发展，为这个家族的千年祖地延续了文脉香火。自此，西岗老街形成了东、西两大分祠，分别为东埠头分祠的余庆堂和西岗分祠的起源堂，李成一成为东埠头分祠堂的不迁始祖。李方正及其子孙李大宗、李亨宗、李浩、李梓、李懋、李成一、李成二等，死后均被金坛李氏总祠堂作为先祖神主供奉，可见李方正在金坛李氏家族中的地位和对家族的贡献。如今，李方正的后代散布在西岗、薛埠、尧塘、五巷、镇江、扬州等地，而世居西岗集镇老街东头、原东一东二村民小组的李姓居民，大多是李方正的后裔。

(四)关于金坛西岗李氏的发展变迁

《金坛李氏宗谱》记载，自济源公定居西岗后，其家族渐壮，人丁日广，加之历次天灾和战乱，其子虬、干、粼三支的各房子孙俱有外迁：李虬之后，履道公迁三星，应春公迁墪上，兰公迁直里，颐公又自直里迁鹤科，埜公迁董溪，鉴公迁文清桥。李干之后，懋公迁五巷，子舆子仪二公迁直长，梓公迁尧塘，成二公迁希墟，濬公迁溧阳朱阳，森公由朱阳迁清水荡，祥公由西岗巷头迁罗村，而信三公之薛埠顺成桥、志荣公之镇江南门，皆迁自五巷；大化公之扬州，是迁自镇江。李粼之后，肇基公有土山之迁，真一公有武进奔牛之迁，用常公有句容李塔之迁，用柔用棠二公有汤庄大小巷之迁，汤庄得湣公又有柴墩之迁，得一公有丹阳吕城之迁，而其子孙又散处于镇江沙石桥、井园村、杨木桥、石柱头、大峰上、杨园里、王雁庄、南寺前、坝头上、左庄里等处。另有公逸公迁宜兴梅村，询公迁吕城闸北，师颜公迁吕城镇上，怡九公迁贺庄，黻公迁句容北唐庄……皆济源公一体之分也。历经五代、宋元明清，传三十余世，李氏后裔迁徙足迹遍布金坛城乡，县外到达镇江、常州、无锡、扬州、泰州、南京、浙江湖州、安徽临淮(凤阳)等地，繁衍生息，聚族而居，有规模的聚居点达到二十余处。大的聚居点自建祠堂、自修谱牒，由李氏公祠汇修通谱。到清道光年间，“谱册之多，多至满百；人丁之盛，盛至盈万”，这里的“人丁”即使不专指男丁，总人口也已过万，是名副其实的江左巨族。

金坛李氏重视子孙教育，“劝学课耕，型仁讲让”，使得“英贤辈出，家声丕振”。在李氏宗祠里供奉的历代先祖中有科名者就达43人。即使到了宋元明清，李氏子孙仍然“名流硕彦，代不乏人”。清光绪《金坛县志》收录的所有进士及第者中，李姓共有10人，全部出自济源公一脉。其中，宋绍兴年李巨源、乾道年李拱，元泰定年李质，三代进士同出一房；明天启年李明燮(敕命)、崇祯年子李皓，清顺治年孙李铭常、李铭佩、李铭心，三代人四进士一举人；明崇祯年李恢先(诰命)，清顺治年子李坤(诰命)、李巽臣，清康熙年孙李钦式(敕命)，祖孙三代两进士两举人，死后李恢先入祀金坛乡贤祠，李坤、李钦式入祀金坛忠孝祠，这是当时地方士绅所能获得的极高荣誉。对于进士李显，县志说他“性秉狷直，乡邦称之”；对于进士李青，县志载“崇祯甲戌(1634)会试第一人，负才望”；对于进士李拱，县志称“其词学为后来之冠”，评价甚高。此外，家族中还有县外分祠的进士及第者，如居住宜兴梅村的宋崇宁年进士李好古等，均未计入金坛进士名录之列。金坛李氏其他如李国魁、李德彰、李名扬、李锦霖、李一栋、李万云、李学韩、李西辉、李玉华、李溥原等，在德行、好学、政绩、忠孝等方面，各有突出事迹，在清光绪《金坛县志》人物志中均有专门记载。李氏家法严而有恩，宗规二十条，犯戒者必惩，行优者必奖。因此，仕宦者皆“砺官箴以光世德，多有政声而鲜有墨吏”，被后人誉为“先唐流裔，当年辅臣”。及至近现代，作为金坛李氏十八分祠之一的湟里分祠(后发展为武进滆西李氏)，也曾走出李公朴、李济深等著名爱国人士。

金坛李氏宗祠见龙堂，是金坛建造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的祠堂之一。由族人李钦式率家族诸公捐资倡修，将原西岗公祠及后来的县城西门五村公祠，迁建至县城沿河巷，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成。祠堂坐东朝西，门庭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围墙之内，有建筑六十余间，中为可容数百人的祭祖大厅，后进飨堂供奉历代先祖神主共一百九十一位，另有前厅、书厅、轩楼、塾馆、仓房及后花园等建筑。清进士王汝骧在《见龙堂记》中写道：“其祠庙之盛，且有异征而适其先世之烈者，莫如金坛之李氏”。总祠堂的设立，主要用于李氏家族合祭先祖、协商议事。下辖西岗分、东埠头分、李巷分、土山分、五巷分、三星分、朱阳分、董溪分、吕城分、奔牛分、李塔分、尧塘分、汤庄分、顺成桥分、直里分、鹤科分、文清桥分、湟里分等18个分祠，暗合“李为十八子”的民间说法。起名“见龙堂”，源自卦词“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真龙天子，享在田之利，意即皇室宗亲后裔。见龙堂损于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战火，临街门庭及附屋全部烧毁，光绪年部分修复。解放后被收为国有，先后做过县粮食局、文化馆、商业局办公用房，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城市建设被全部拆除，存世250多年。见龙堂旧址在清代城内沿河巷，北至思古街，南至九房巷，就是现在的沿河东路华良大厦身底至大统华广场北侧那段位置。

《金坛李氏宗谱》是记载金坛李氏家族世系传承的重要载体，始修于北宋宣和二年(1121)，历南宋绍兴、嘉熙、咸淳，元至大，明弘治、正德、崇祯，清康熙、乾隆、道光数次续修，其中，道光续修中因粤氛(太平天国)时变，未能修竣，终修于清宣统元年(1909)，共十二修。卷首上：新序、旧序、古序、宗规、清谱谕单、承继律要、旧谱条例、修谱凡例、新增凡例、修谱题名；卷首下：传赞。卷一至卷一百十四：世系。卷一百十五至卷一百二十二：诰敕志、祠堂志、坟墓志、行实志、文翰志、履历志，分迁志、古迹志。卷末：颁谱字号、会谱定例、谱跋。该宗谱为大同谱，卷一列李氏世源图、公祖世系年表，上接唐初宗室第八房唐郑孝王亮公世系，下接金坛始祖李宏乂总系；卷二、卷三、卷四，列虬、干、粼三大分支至二十二世；卷五至卷一百十四，按十八分祠，各列世系，总计150多房支；每个分祠宗谱都自带序言和世系，独立成册。整个宗谱，内容周全，资料翔实，考证严谨，体例规范，是一部蔚为壮观的鸿篇巨制。金坛于氏家族的进士于采(于敏中叔祖)撰序赞曰：“金坛李氏重世系，故其先世源流考订详核如此，而其子孙又能拱护珍惜，比之河图琬琰，虽更五代兵燹之余，犹兢兢不堕其先绪，故欧阳六一公生数百载后，得以援据遗编支分派别，焕然为一代钜章!”《金坛李氏宗谱》的结局令人唏嘘，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破四旧”、文革等多次劫难，散失殆尽，如今仅存的宣统版《金坛李氏宗谱》大半部残卷，收藏在上海图书馆，是目前已知的一件孤本。

金坛李氏作为唐代宗亲和地方名门望族，受到历代朝廷重视和社会名流关注。唐宋元明清都有以诰、敕、谕、牒、诏等形式的朝廷文书，对李氏族人予以封赠、任命和奖励。那些大花绫包装的诰敕，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圣旨，不用说在现今是国宝，就是在宋元明清时期也极为罕见，这是金坛李氏“簪綍轮袭家藏”的重要实物见证。社会名流贤达都羡不绝口、先睹为快，纷纷为之题跋，或题诗作赞，给予称颂。李氏族人十分珍惜，将其传为家藏。这些家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唐时先祖诰敕18件、宋元明时名人先贤题跋52篇。主要包括唐高祖御制大郑孝王封章、敕封李神符册命，唐太宗封李义范敕谕，唐高宗封李暹敕，李丛历经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四朝，敕封最多，还有任命李再思、李宏乂的差摄文牒，等等。第二类，是宋元明清时先祖诰敕18件，名人先贤题跋8篇。主要包括宋熙宁访唐先遗裔诏、李孝迁诏命，宋绍圣李镇暨杨宜人诰命，宋大观李端彦并妻潘氏诰命，宋嘉定李茂实赴任凭，宋咸淳李君锡祖父母、父母、夫妇三册诰命，元大德李囦子暨戴宜人诰命，明天启和阳公暨杨安人敕命，清康熙李钦式并孺人王氏敕命等等。给这两类诰敕题跋的名贤有：南宋著名理学家、礼部尚书、枢密院事魏了翁，南宋名相庐山江万里，中书舍人陆德舆，大学士曹元用、王德渊、潘昂霄，御史滕鲁瞻、商琥，慈湖状元陈钺，著名学者钱塘白珽、慈溪黄震、绵州邓文原、婺源王埜、邯郸张之翰，州府县吏泰和王伯贞，寺丞金陵吴琳，润州事赵潜、吴渊，知金坛县事赵孟侣、孙子秀，前郡守紫阳方存心等，还有金坛的王遂、刘宰、文天锡等。第三类，是为李氏宗谱作序或题字作文的名人手迹。作序者有近百人，比较知名的有：吕蒙正、宋祁、欧阳修、赵抃、王十朋、姚守明、李纲、蔡元定、许衡、文天祥、赵孟𫖯等历代名流；题字作文的除名公硕儒之外，还有虞世南、李林甫、褚遂良、薛稷、宋璟、颜真卿等名臣名相和书法大家。这些诰敕跋及手书墨迹，先是由李氏后人在南宋初期将实物编以成集，再在元代初期刻石拓片，又在明代初期装潢成轴，但经过几百年的历次战火和迁徙，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散轶零落，几近无存，连石刻拓片也不知去向。幸亏在李氏宗谱中有所载录，这才留下了大部分家藏的书面文字。

近代金坛李氏家族的衰落，始于太平天国战争。在太平军攻克金坛县城的前后战乱中，李氏族人死伤无数，此前聚居的分祠村落屡遭兵火洗劫，幸存者流离失所、四处逃亡，这一时期在宗谱中标注“咸丰十年罹难、流离、流落未回、出走、未详、失考”的族人成行成片、比比皆是。兵燹之后，人丁骤减，原本几百号人丁的西岗分祠仅剩二十余丁，其他各地分祠的情况也大致相近，战后所剩人丁十之一二。家产被毁，田产抛荒，使得随后几年内族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家庭抚育能力明显减弱，以致“无传、无后、无嗣、无出”者大量出现，一家几个兄弟皆成绝户的也不鲜见，家族延续的根脉受到冲击，“过继”之风盛行。这种状况，一直到宣统年之后才有所好转。

(五)关于湟里、唐王山等地名的由来

金坛李氏的历次迁徙和发展，对一些地名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比如，“李巷”：元代二十四世子舆子仪由西岗迁入直长，改直长为李巷。由于以李姓冠名，且是始祖李宏乂初居和卒葬之地，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西岗分祠逐渐衰落，而李巷因特殊历史反而兴盛发达，使得外界一度以为李巷就是西岗李氏的肇始之地，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为求李唐宗室后裔身份，在高检署代理检察长杨兆龙(金坛西岗人)的带领下，寻根李巷，终因宗支不对，无果而返。“鹤科”：明代二十六世颐公由直里迁居于此，因屋旁有数株松树，有鹤常栖其上，以为祥瑞，故村名鹤科。再如，句容“唐庄”：十二世祖宏章公徙居茅山西湾，二十一世祖文范公值景炎之难而复避居之，因居者为唐室之裔，故名唐庄，等等。尤其是“湟里”和“唐王山”两处地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湟里”：即现在的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金坛李氏十八分祠之一。十一世祖琴轩公因曾任晋陵丞，而定居在滆湖西面的遵教乡。北宋熙宁元年(1068)宋廷下发诏书，征其后裔李孝迁(字惟善，一字以敬，号东轩)入朝为官，李孝迁不慕仕进，坚决推辞，不肯赴任。宋神宗为嘉奖他的气节，将其居住的乡里正式命名为“前皇里”，意为“前朝皇族故里”，并下旨给工部，从管库支取公款为他修建功德碑，乡里原本需要承担的出征徭役、严苛法律规定的相关负担全部免除。“前皇里”这个地名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到了元明，民间将“前皇里”简称为“皇里”。明代之后，出于避“皇”字帝王名讳，同时因当地水运商贸兴盛，为体现濒湖特色，在“皇”字左边加三点水，“皇里”就改为“湟里”，这个名称最终固定并沿用至今。

历史上，宋代朝廷对前朝唐室后裔一直采取优待政策，分别于景祐四年、熙宁元年、绍兴元年三次发出诏书，对唐室后裔采取赐钱帛、免徭役、特旨录用等优恤措施，这些都写进了《宋会要》。西岗老街的李氏前后四巷有百余家受到恩赐和优惠，竦公、绎公、公孺公等数位族人被特旨录用。宋廷这样做的目的有四：一是以“二王三恪”古礼为依据，用宾礼而非臣礼对待唐室后裔，明确宣告赵宋政权的正统承继脉络，标榜本朝是承接李唐的合法王朝。二是通过优待前朝宗室，向天下传递“兴灭继绝”的仁政信号，消解民间对新朝的抵触情绪，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遗民反抗意愿，减少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震荡，以至于三百余年未出现前朝宗室反叛事件。三是为北宋中期的改革、南宋初期的偏安营造温和的舆论环境，三次优恤分别对应北宋仁宗庆历新政、神宗熙宁变法、南宋绍兴和议三个时间节点，是在关键时候借尊崇前朝的方式强化自身统治的法理基础。四是优恤措施始终遵循宋代“给体面不给实权”的核心逻辑，仅局限于赐物免赋、旌表门第、录用少量旁支后裔入低阶文职，完全避免了前朝宗室势力坐大的风险，实现了低成本的政治收买。

“唐王山”：即现在的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西岗村与唐王村交界处的土山，也是李方正的卒葬之地。土山，最早因形似龟，被叫作龟山，后来随着唐王山名字的出现和山形的改变，这个叫法就基本消失了，但土山的叫法一直在民间沿用。关于唐王山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清乾隆《镇江府志》有载“唐王山，在县西南三十里，相传唐太宗子葬于山左，故名称唐王山”。意思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葬在土山，所以叫作唐王山。据两《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共有14子。其中，第九子李治为唐高宗，葬帝陵(乾陵)；第四子李泰病逝后，葬湖北十堰郧阳区马檀山，这是在京几之外唯一的唐皇室家族墓地；另有八子承干、愔、恪、恽、贞、慎、福、明，均葬在昭陵；第五子李祐因谋反被贬为庶人，赐死在长安太极宫；另三位皇子(宽、嚣、简)未成年早薨。前面十位皇子都有明确的葬地记载，后四位皇子的葬地虽没有明确记载，但按照唐朝礼制和核心丧葬制度，唐皇室绝不可能将三位几岁就夭折的皇子和一位被赐死的皇子送到千里之外的金坛土山安葬，大概率是葬在了长安本地。因此，唐太宗之子葬土山的说法确系民间讹传，不可采信。

第二种说法，是据《金坛李氏宗谱》记载：“土山，俗传唐时有三王葬此，又名唐王山”。是说唐朝有三个王葬在了土山。隋唐时的金坛，属润州(今镇江)。据史料统计，整个唐朝，在润州有战事等活动或统辖过润州的唐王总共有11位。分三种情况：①因反叛占据润州，与朝廷打过仗的有2位：永王李璘及其子襄城王李玚，叛唐后在润州兵败，李璘死于江西南昌，葬于南昌县广福镇，至今有墓葬遗存；李玚战死，死在了丹徒县的新丰镇(今镇江东南至武进一带)，与金坛不在一个方向，也没有李玚葬于金坛土山的史料记载。②以扬州大都督的身份，实际到任，并统摄过润州的有2位：河间郡王李孝恭，唐高祖李渊堂弟，隋末唐初平定辅公祏之乱、收复整个江南，任于武德七年至九年，死后葬献陵；襄邑郡王李神符，唐郑孝王李亮之次子、淮安靖王李神通之弟、唐高祖李渊之堂弟，任于武德八年至贞观元年，葬献陵。③遥领扬州大都督，统摄润州，但实际从来没有到过润州的有7位：濮王李泰，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任于贞观二年，葬昭陵；越王李贞，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任于贞观十年，葬昭陵；章怀太子李贤，唐高宗李治第六子，任于龙朔二年，葬乾陵；卫王李重俊，唐中宗李显第三子，任于神龙元年，葬定陵；宋王李宪，唐睿宗李旦长子，任于景云元年至先天二年，葬惠陵；盛王李琦，唐玄宗李隆基第二十一子，任于开元十五年，葬泰陵；舒王李谊，唐代宗李豫之孙(昭靖太子李邈子)，任于建中三年，葬元陵。由此可知，这11位唐王没有一个葬在金坛土山，三王葬土山的说法没有史实依据。

民间传说的产生，往往源于真实历史的演绎。历史上，土山曾经是西岗李氏拥有产权的家族墓地。宣统《金坛李氏宗谱》记载：“土山坟，在西岗村西三里，李氏承籍此山，开葬者前谱未详。至十五世伟公，始载葬土山，知此山为李氏有，由来远矣。前代嘉靖间，有于姓诡谋图占，合族，犹控宪争之，得保。有故物至今”。大意是，土山这片山是李氏祖上继承下来的产业，最早是谁葬在这里，旧家谱里没写清楚，直到十五世伟公这一代，家谱里才开始记载葬在土山。由此可知，这座山归李氏所有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明朝嘉靖年间，有姓于的人家想霸占这座山，李氏族人聚在一起，告到官府，最终保住了祖产，原有的界碑等一直保留到今天(指清末)。“十五世”伟公应该是济源公(十二世)的曾孙辈，大约生活在北宋初期，从那时到明嘉靖年，李氏土山坟地已经存在六百多年，到清末已经有九百多年，这么悠久的历史和那么大的山地面积，很容易会让周边的民众认为，李家墓地中一定有很古老的祖坟，加之听说李氏先祖中有郑孝王、淮安靖王、襄邑郡王这三位唐王，于是得出“唐时三王葬土山”的结论，土山就变成了“唐王山”。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少代人的口耳相传，愈传愈讹，甚至联系到土山周边的如前殿、马庙、双桥等人文古迹，附会出李世民到过金坛、唐太宗之子葬于土山等民间故事。再经过历代地方史志的收集确认，衍生出“唐王溪”、“唐王桥”、“唐王村”这样的地名。这大概就是土山一带那些冠以“唐王”地名的由来，折射出古代社会皇权崇拜和攀附名人的大众心态。实际上，唐郑孝王李亮和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淮安靖王李神通、次子襄邑郡王李神符)，并没有到过金坛西岗的历史记载。埋在土山坟墓里的李氏先人，其实都是出自李亮之子李神符一支、李宏乂的后世子孙，这才是有关“唐王山”的真实历史。

(六)关于刘宰与金坛西岗李氏的交往

刘宰(1167—1240)，金坛人，字平国，号漫塘病叟，卒谥文清，也就是李方正圹志中为其“已为赞”的“乡先生山翁刘宰君”。刘宰不仅是南宋官员，而且是诗人学者。他历任州县，有政声，因政见不合而辞官，朝廷多次封官，他推辞不就，隐居乡间三十年；他所著的《漫塘文集》36卷，被《四库全书》收入(集部)；他应镇江知府史弥坚的邀请，所写的《京口耆旧传》9卷，被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厘定后，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他不仅是慈善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隐退后，他置义仓，创义役，三设粥局，接济乡民，现今的城区北新桥，原即系他捐助建成，后人用他的谥号取名“文清桥”；他出入乡里，结交乡绅，劝勉他们施惠乡邦，在地方上赢得极好口碑。他去世后，乡人相约罢市送葬数十里，无不悲恸欲绝。

刘宰祖籍涿州(今河北省涿县)，六世祖刘守节先徙丹阳，再徙金坛。他在《漫塘文集》中说：“余家世丹阳，与李氏居西岗者，世相好”。丹阳三义堂《刘氏宗谱》中，保留了刘宰家族与西岗李氏联姻、世代交好的相关记录，印证了这一说法。刘宰与西岗李氏的交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脉传承。刘宰在儒学、理学、文学上造诣深厚，秉持“儒教地方化”的实践理念，与李氏家族诗礼传家的深厚文脉自然契合。刘宰对同一朝代的李巨源、李拱等李氏科举名士备加推崇，还把李拱收录到《京口耆旧传》中予以立传。对李氏家族所藏诰敕特别欣赏，不仅亲自作了长跋，还利用自己的声望推荐给其他社会名流。同时，他还注重在与李氏交往中收集史料和素材，“宰修《京口耆旧传》，多取其家所藏遗书参校，乡邦文献赖之以存”。对李氏崇文重教的家风十分赞赏，在《题西岗李氏藏书楼》写到：“李氏楼中万卷书，牙签玉轴森相扶。诸孙讲诵声相续，想见家传积庆余”。二是乡治协作。刘宰在基层推行义仓、义役、粥局等民间自治举措，西岗李氏作为本地有财力、有人望的家族，是刘宰落实乡治计划最可靠的本土协作力量。《漫塘文集》中刘宰写给西岗李氏族人的书信，经常商议地方义役制度的推行，是双方深度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一手记录。《与西岗李君论义役书》：“承示义役条目，深合乡曲公论。仆居乡三十年，与诸李周旋，知其持心公而虑事审，必能共成此美举”。“凡乡之利病，必相与共议之”。在得知李氏捐建的西岗桥落成后，刘宰专门写下《题西岗李氏桥梁》，记录了李氏主导的修桥功绩：“西岗水与洮湖通，修梁自昔横西东。百年兴废人不同，谁其记者竹庵翁。喜君架木复前功，朝曦夕照明垂虹。地脉不断和气钟，毓奇孕秀披高风。邂逅归来一亩宫，幽花野草迷青红。躬耕会有年谷丰，笑咏五柳卑杨雄。何但日高花影重，罗帷醉起酣笙钟”。

刘宰跟西岗李氏家族交往的人很多，陈庆年在《京口耆旧传》考证中说：“刘宰居金坛三十年，与西岗李氏世交，李氏子孙从之游”。其中，最为特殊的有三人：第一，关系最好的是李方回。李氏宗谱载：“方回，字希颜，宋贡补太学生，以诗名与刘文清公交善”。《漫塘文集》有诗《送李方回赴秋试》：“西岗有佳士，力学追古先。袖文来见过，光焰照几筵。秋风起桂枝，行矣着祖鞭”。第二，最谈得来的是李拱。李拱，字应辰，宋乾道五年进士，为平江府常熟簿，再调鄂州咸宁令。未上，丁内艰。服除，调临安府临安丞。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学宏词科。后三年，卒于临安。刘宰在《漫塘文集》中写到：“李君拱，词学该博，尤熟于典章制度，居西岗，闭门著书，不妄交游。余每过其庐，必相与剧谈终日，商榷古今，未尝有倦。君为文典雅，有前辈风，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李拱去世后，当刘宰看到李拱的坟墓荒废时，写下了《柬西岗诸李谋复宏词墓》，“前朝流派日星明，圣代殊科更策名。遗骨未寒丘垄废，可能宗党不关情”，表达了对这位贤达离世的痛惜和对现实的感慨，强调了宗党应有的责任与情谊。李方回和李方正是堂兄弟，与李拱是族兄弟，李拱无子，李方回把三子昌宗过继给他为嗣，昌宗生四子，其中一子在茅山元符宫为道，其他三子无考，李拱的墓自然也就无人打理了。刘宰深度参与李氏家庭事务，足见其交情至深。第三，交往最多的，就是李方正。

如果说刘宰与李方回、李拱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对诗词文学的共同爱好，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那么他与李方正的交往，则是刚大正直、周全处事、热心公益的志趣相投。他在《漫塘文集》自叙中，多次提及二人的相知之情和合作经历。“洮湖之滨，西岗之麓，君以义著，余以隐名。岁在大饥，君出粟以食饥者，余佐之，日相见于野寺之下，不计寒暑。君不余傲，余不君谀，乡里以为二友”。“余退居漫塘，与西岗李君方正交最久，每见其治桥道三十余所，赈乡党之乏，未有德色，心敬之”。“嘉定间，余屏居漫塘，日从里中士游，独与君方正游最久。君孝谨自将，治家有法，于亲族恩意周浃，遇宾接士无倦色。平居无他嗜好，惟藏书万卷，延致名师，训子孙以义理。岁大侵，出粟赈饥，里人赖以全活者甚众”。 “某与公游三十年，每见公斥私田以赡族，建义塾以淑后，心敬焉。嘉定大旱，相与协谋赈赡，活饥民数百”。“(方正)性直而厚，勇于为义。道之桥梁圮，君独任其役。岁之饥馑，君发廪以赈。不治虚名，不事干谒，终其身无惰行。余与君游三十年，知君最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用了刘宰自叙：“为文淳古质直，不事藻饰，集中收录《西岗李氏瑞竹赞》，为西岗李氏家族祥瑞事件作记，盛赞其啬己裕人、积善累仁之家风”。这就是圹志中所说的为李方正作的赞。全文如下：

一干二枝，本同末齐。由下而观，若龙之角而上腾；由上而观，若凤之翼而下栖。彼两岐之麦，方暑而炊；并蒂之莲，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贯四时而不改，则其为瑞也，奚疑?维唐李氏，于赫厥裔；枝叶之蕃，厥本不二。则斯瑞也，岂非以李君能亲睦其族，而不忘其祖之所自欤?惟兄若弟，少长相嬉，匪伊异人，同气连枝。则斯瑞也，岂非李君诸子能相友爱，以娱其亲，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欤?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斯竹之瑞，夫岂徒云?继自今，邑之西郊，有连名桂籍、并辔金门者，必李氏之弟昆也矣!

在刘宰的另一篇自叙中，道出了他作赞的初衷：“西岗李氏，世以儒鸣。竹瑞于庭，天显其灵。我来拜瞻，式咏以兴。余惟竹之生，直上不挠，有似夫君子之操。李君方正，质性直厚，施诸乡党，惟恐不尽。竹之瑞，其为李君发之耶?昔人以瑞竹为世治之祥，余以瑞竹为善人之光。为君赋此，以告乡人之尚义者”。

刘宰退居金坛乡野三十年，立誓“不入城府、不阿权贵”，平日里在宅边遍植修竹，以竹之“中空不矜、外直不挠”作为自己的处世标尺。他对写赞文向来严苛，生平所作乡邦人物文字，必取其人平生实迹，绝不以虚词溢美，金坛当地求其文字而不得的乡绅不计其数，是出了名的“直笔山翁”。正因这份性格底色，他写《西岗李氏瑞竹赞》，才会把竹喻用到极致：他不取竹的普通“清雅”意象，专挑“一干二枝”的特殊瑞竹形态落笔：主干挺直不斜，恰是李方正“性质直、信己笃”的人格镜像，双枝齐整匀出，暗合李方正治家“御物周、待人和”的行事分寸；再以“龙角上腾、凤翼下栖”写竹枝的俯仰姿态，上腾是说李方正劬躬起家、向善向上的志气，下栖是赞他“勇义乐施、不矜于盈”，富而谦下、不炫不耀的底色。他刻意拿“方暑而炊”的两岐麦、“未秋而萎”的并蒂莲作反衬，恰是刘宰平生最厌“浮名虚瑞”的性格投射：那些靠一时偶发的祥瑞，撑不起长久的德行名声，唯有瑞竹“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经春生、夏茂、秋霜、冬雪仍守其节不凋，才配得上李方正毕生“啬己裕人”的恒久善行。文末他不肯空泛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套话，顺着瑞竹“本同末齐”的根性，把李氏“唐裔遗脉、厥本不二”的宗族根脉，和“兄弟同气连枝”的门风完全绑定。最后以“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呼应瑞竹的生机，寄望李氏子弟“连名桂籍、并辔金门”，这不是普通的吉祥祝语，而是刘宰以自己一生坚守的直笔，为同道的德行与家风，在金坛乡邦的文脉里，刻下一方如坚竹一般永不倒伏的印记。这既是对李方正一生的客观评价，也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

结语

《宋故朝奉李公圹志》是目前已知与金坛西岗李氏相关、唯一收入金石著录的实物遗存，通过对该圹志的特征核验、志文校勘补正与史事系年，完成了该件南宋晚期江南金石遗存的系统性定名与释读，同时以出土文字的第一手史料属性，对金坛西岗李氏自唐末以来的迁居背景、世系递嬗、仕宦脉络与地方交游网络形成了可资覆核的史实补证，实现了地下新出文物与地上谱牒、地方文献的无缝对接，消解了此前旧志传抄、宗谱追述中存在的记录缺失、世代错位、史事模糊等问题，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新的佐证。本次考证的意义在于，将原本孤立的民间出土遗存转化为地方文化传承的核心信史资源，既为西岗李氏宗族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宋代实物依据，也为金坛地域文化谱系的系统梳理、地方金石遗存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的学术锚点，对强化本土历史叙事的严谨性、推动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明确的补白价值，有利于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进一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主要参考文献

1.清光绪《金坛县志》点校本

2.清宣统《金坛李氏宗谱》

3.《金坛碑刻集》(2016)

4.《京口耆旧传校证》

5.《新唐书》

6.《旧唐书》

7.《资治通鉴》

8.《旧五代史》

9.《漫塘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