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房氏家族的兴盛与变迁

房文录

清河房氏，一个镌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家族名号，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六十大家族之一。他们的足迹遍布济南历城、长清和德州齐河一带，一句天下房氏，望出清河道出了世人的钦慕。然而，繁华终归落幕，这个家族的兴衰更迭，令人唏嘘不已。 话说，贞观元年，唐太宗时期，房玄龄受命为丞相，房氏家族也因此迎来了鼎盛时期。可叹的是，房玄龄的陨落，间接导致其次子房遗爱卷入争储风波，最终身首异处，房氏家族也随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清河房氏的故事，始于汉唐之际，其辉煌与荣耀，源自一代名相房玄龄。史载，房谋杜断，房玄龄的精明谋划与杜如晦的果断决断，被誉为绝世之才。然而，这背后，是房氏家族八代荣耀的文化积淀，是深厚的仕文化土壤孕育出的璀璨星光。



相传，帝位并非代代相传，尧帝的禅让，开启了公天下的先河。舜帝继位后，封赐尧帝之子丹朱于房邑（今河南省遂平县），丹朱之子陵袭封后，以封地为姓，史称房陵，成为了房氏家族的始祖。虽然后来房国覆灭，族系分散，但房氏的基因却在历史的洪流中，延续了下来。 时光荏苒，西汉末年，房玄龄的先祖房雅，以清河太守的身份声名鹊起，族人便在此聚居，逐渐形成了清河房氏。随后，房玄龄的八世祖房谌，追随南燕开国皇帝慕容德南下山东，定居济南历城，将族人安顿在离历城不远，东清河郡历城赵山之阳，如今的济南市历城区彩石街道。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河房氏人才辈出，如房植、房旷、房默，他们各显其能，在不同的朝代留下了一抹光辉。房法寿、房豹、房彦谦等，也为这个家族增添了无数传奇色彩。



如今，房氏家族曾经的聚居地彩石，已无昔日豪宅的踪影。唯有两座隋朝时期的墓冢——清河太夫人墓（隋大将房仁裕之母李氏墓）和房玄龄之父房彦谦墓，静静地诉说着家族的过往。房彦谦碑文，出自一代文宗李白的妙笔，楷书四大家之一欧阳询的丹青，成为家族荣耀的见证。每年的祭拜日，数百甚至上百的房氏后人，齐聚于此，缅怀祖先，感念恩泽。 幸运的是，房氏家族在三国至隋朝的二百多年间，代代为士，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涌现出杰出人物。《旧唐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册，记录着他们的功绩。《北史》中，房法寿、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房熊、房豹、房彦询等名士的故事，广为流传，他们积极参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为地方的繁荣贡献了力量，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天下规矩房伯武，这句出自《后汉书·党锢传序》的名句，正是对房氏先祖房植的赞誉。房植，字伯武，以精通经学闻名于世，是东汉时期一位备受尊重的士大夫。东汉末年，桓帝时，房植被征辟为朝右公，后任东汉司空。因屡屡进谏，却不被采纳，房植毅然辞官，开创了家族的家学传承，成为了东汉末年士人的精神领袖，党人一词，也由此而来。



山东德州乐陵的房公甘泉，更是一段佳话。北齐时期，房玄龄的祖辈房豹担任乐陵太守，治理魏王城。当时，乐陵地势低洼，水源匮乏，百姓饮水困难。房豹带领百姓开凿易源井，取出了甘冽清澈的泉水，解决了饮水难题。百姓感激不已，将泉水改名为房公甘泉。 从房法寿起，房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多在清河、齐州等聚居地担任地方官。房彦谦四十岁时，便已晋升为隋朝监察御史。他博学多才，喜好典籍，即使家境殷实，也从不贪图金银财宝，俸禄大多用于济困扶危，深刻影响了房玄龄的一生。 随着房玄龄的登科，清河房氏走进了仕途，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源。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年代，这个家族虽经历起伏，却愈发强大，最终形成了令隋太子杨广也暗中忌惮的青齐豪族集团。



据台湾学者毛汉光教授的研究，中国古代重要的士族之家共有六十家，清河房氏赫然在列。房玄龄，作为房氏家族孕育出的杰出人物，以其高尚的品格和超群的智慧，与唐太宗一起，奠定了大唐制度的基础，创造了盛世之治。 然而，一个家族的兴衰，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机遇。清河房氏的兴盛，更离不开其三百年的经济密码。 儒家经学在汉朝及之后得到广泛传授，清河房氏深受影响，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代代研习经学，将儒家思想融入家族的家学，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人才。房氏家族的经学研究，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末年，房雅作为清河太守，为家族的文化积累奠定了基础。



即使身处逆境，房氏家族也从未放弃家学。房法寿的族侄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三兄弟，幼年经历了丧父之痛，他们的母亲崔氏，一位出自清河大族的贤淑女子，承担起教子的重任，细心指导他们学习《诗经》《礼记》等经典。在崔氏的悉心教导下，三子都成为了名士，并各有所成，被誉为佳话。 从经学研究到经世致用，房氏家族的家学渊源，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乡举里选的官员选拔制度，则为他们提供了向上发展的通道。 以家学立身的中国乡土文化，在房氏家族身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房氏族人注重乡里形象，讲究礼法仁义，乐善好施，以德服人，赢得了地方的尊重，也为家族积累了强大的号召力。可以说，清河房氏的兴盛，是中国以仁孝礼让为选举标准的制度模型发挥效用的典范。



不仕则农，是房氏家族兴旺不衰的另一精神密码。清河房氏依靠农业生产、园圃、林木种植、饲养、蚕织和酿造等庄园经济，支撑家族的世代研习经学，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庄园经济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也让他们可以选择归隐田园的生活。 房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17岁就担任齐州主簿、博陵太守等职，北齐灭亡后，归隐历城故里，修建园林，过上了田园生活。后虽屡遭征召，却始终谢绝，终老于家，被誉为博陵君。 房玄龄之父房彦谦，在北齐任刺史主簿，后因心灰意冷，辞官回家务农。隋朝建立后，房彦谦再次入朝为官，任监察御史，因屡次进谏不被采纳，最终毅然辞官回乡。



耕与读、农与仕，清河房氏家族几百年的经营，形成了家族营生与文化人格的统一，为他们的生存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保障，进可入仕，退可归隐。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举制度的兴起，最终也成为了压垮房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房玄龄虽然修撰《晋书·刘毅传》，对九品中正制弊端有所察觉，但时代的车轮已无法阻挡。 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士族开始大量迁入城市，房氏家族也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房氏的子孙们，纷纷投身于城市的官僚体系。农村的文化精英和资金，都逐渐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的文化和经济基础日益衰弱。



晚年的房玄龄，一方面事奉君主，积极推动家族发展；另一方面，却也深感自卑，不愿炫耀，也不太提拔门徒，最终走向了自闭。 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辞世，唐太宗为他废朝3日，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陪葬昭陵。然而，仅仅四年之后，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被指谋反，房遗爱被处死，高阳公主赐自尽，房遗直也被贬为铜陵尉，房氏家族的荣耀，也随之黯淡。 经历了重大变乱的房氏家族，最终逐渐离散，家族的家学也未能传承。曾显赫三百余年的清河房氏，在辉煌顶点，却未能守住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再难复兴。 清河房氏家族的兴衰，是中国儒家文明与乡土文明深刻融合的写照，也是千百个历史文化世家的传承密码。虽然房氏最终没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在科举制度下衰落，但这种普惠、公平的仕途制度，却为更多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耕读传家的历史佳话，在后世的无数家庭中得以传承，正如刘禹锡的名句所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