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氐族人

tsingtao

三国时期的氐族人：氐族人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在典籍《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放不来王”。史籍《竹书纪年》中亦记载，在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籍对氐族人的记述更少于羌族。
在史籍《三国志·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期学者鱼豢在《魏略·西戎传》记载的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徒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家、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袵，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也。令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乎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汉魏时期，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氏族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氏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氏族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氏族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氏族逐渐退缩的结果。
不过，氏族人与汉族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氏族人的习俗服饰与汉族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氏族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氏族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氏族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氏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
关于氏族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氏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氏、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古代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赞道：“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氏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氏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氏、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我觉得，氏、羌二族在居地、言语、习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有异，所以要辨其是否同类，还要参看其他情况，未可遽下断语。即拿汉族人来说，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古代经常迁徒的民族自然就更难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与种类。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族，氏族人的民族渊源经过黄先生考证，也出自三苗族，而其考证又具有说服力，所以就难以推翻氏羌同源的传统说法。假如二族确非同一渊源的话，那末，二族经常杂处，能互相友好学习，而鲜有敌对行动，也堪称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对氏族人的生活与社会状况也有间断叙述：“冉尨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士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尨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然后述其习俗。这些习俗自应系六夷、七羌、九氏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为何种“夷”，则并没有指点清楚，至于其中的氏、羌，习俗有异有同。这样，只能解释为氏羌和夷人习俗大致相同。其氏族人的王侯颇知文书，说明汉化程度较深；“贵妇人，党母族”，表明与乌桓等东胡族有点相似；“死则烧其尸”，表明与氏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为室”，正是氏族的习俗。冬则入蜀为佣，夏则反其聚邑，说明并非奴隶社会。同时也表明这里的民族还不是过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是半农半牧。从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观之，应该已进入封建时代了。总的来看，这三个少数民族是比较能够和睦相处的。
在史籍《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又记载：“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族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族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