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论京兆黎氏始祖干公（之九）：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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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论京兆黎氏始祖之九：佐君复国，树大招风

按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的《唐代制度史》：科举制度在唐代称为“贡举”，元朝更名为“科举”并沿用至清末。在李唐帝国，通过科举考试，仅仅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能否当官，还须铨选。唐代官员选拔制度之中，获得入仕资格途径包括：科举、门阀、流外入流、行伍、入幕……获得上述资格之后，即可参加吏部（文官）或兵部（武职）的铨选（身、言、书、判）。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1]：唐代“科举”包括定期举行的“常科”[2]以及不定期的“制科”[3]等。“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聘纳‘非常之才’的一种特别隆重的选官法办，是朝廷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措施，官民都可以应选”、“制科通过策试，由皇帝亲自选拔，故由此途入仕者，往往较进士科还要显达”。裴垍、王播、裴度、崔群、皇甫镈等人均属制科出身。

按贞固黎公的墓志铭[4]：“河朔初梗，天下征兵，诏求非常之才，召公乘驲诣行在，肃宗师焉。初拜左骁卫兵曹参军……”。

以上古文大意：黄河以北开始兴兵作乱（“安史之乱”）的时候 [5]，大唐流亡朝廷广泛扩充实力，皇帝临时下诏聘纳不同寻常的人才，召唤干公乘坐公车来到圣上的行所（行宫），唐肃宗（李亨）向贞固黎公咨询复国方略。起初授予“左骁卫兵曹参军”之职……

据《唐帝列传•唐肃宗》[6]：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十五日，安禄山造反迫使唐玄宗弃城奔西蜀，皇太子李亨向北逃往灵武（朔方节度使驻地，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因李亨军队由京城出逃往朔方途中从渡渭水前的三、四千人锐减至两千，故于六月十八、十九日先后分别在彭原郡（现甘肃庆阳西南）、平凉郡（现甘肃平凉）大量招募新人近千员。岷山为甘南至川北的褶皱山脉，恰好是墓志铭记载贞固黎公“隐居”之处，因而推断干公为天宝十五年（756）六月中下旬在平凉受“公车”之礼而应诏入仕。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楼称帝（肃宗），年号为至德元年。在玄宗与太子分道扬镳那刻起，已寓意新政体的诞生，故铭文将李亨在平凉临驻点称为“行所”亦未尝不可。

贞固黎公出山时已年约四旬，此前太平盛世且值风华正茂之际并未追逐“科举”的利诱。在生灵涂炭、国破山河碎的危难时刻，他毅然舍弃清修，挺身参与平定叛乱、辅佐李亨收复河山，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舍身救亡路上出生入死，沿才受职。贞固黎公由最初的左骁卫兵曹参军到复国后一步一个脚印升任至谏议大夫、京兆尹等职。由此可见，京兆堂黎氏始祖干公是通过“制科”形式踏进仕途，而不是“举孝廉”！

先秦的“百家争鸣”到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孔夫子成为了举世无双的圣人。自隋朝创建“科举”以来，大多官僚阶层均来自儒学士子。然而，大唐帝国的开始，却让道家思想超越了儒家学说的地位，道教一跃成为国教。固有优越感的缺失，意识形态的巨大落差，使得无数为功名利禄而“读死书、死读书”的腐儒心怀不忿、嫉贤妒能乃至造谣中伤。

与贞固黎公一起辅佐肃宗复国的李泌同属道家杰出代表，在唐朝乃至整个封建政坛均是儒生林立的局面之下自然显得鹤立鸡群，故屡屡受到中唐腐儒的诽谤、排挤、陷害……

《唐代官制》[8]记述了谏议大夫的相关职责：当面直言得失、书面陈列为政得失、“掌知匦事”、既可对某些具体问题向皇帝提意见，也可就当前的时政指陈宰相的得失……

封建腐儒崇尚“中庸”，事无大小俱要求中和（不偏不倚），通俗理解为“恰到好处”、“水清无鱼、人察无徒”、“灰色地带”甚至是“浑水摸鱼”。用心“庸政”其实就是“慵政”的遮丑布。时任谏议大夫贞固黎公却是一位力争上游的积极进取者，凡事要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因此，在克己奉公履行职责之时，才高识远、论高寡合。亦由此而被迂腐儒士诬蔑为：“自负其辩，沾沾喜议论”[9]！且问，守口如瓶的“谏议大夫”君曾闻否？为民谋求福祉就需要你积极发言参政议政，否则就是浪费公帑！

撰书之人认为贞固黎公靠“邪道”（或“诡道”、“旁门左道”……）[10]而位居京兆尹，并列举烧御服祈福消灾等事例。焚衣降祥等玄学属邪道？当时朝廷专门设立“咒禁博士”[11]、“太卜令”[12]等官职或部门，难道整个大唐王朝都是“邪国”？敢问李世民靠杀害亲兄弟李建成（太子）、李元吉（齐王）而夺取政权，不知属于天道还是歪道？抑或魔道？莫非“煮豆燃豆萁”才是腐儒们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掌握黄老之术者，往往需要精通百家学说理论为前提，基本上是文理全才方可入门，像贞固黎公那样既会编撰学术指导又能熟习法科本领的人，于当时实在屈指可数。按综合素质论，对于那些仅靠死记硬背文科书籍而侥幸成为官僚的儒学精英来说，简直是“夏虫语冰”。因此而招惹嫉妒的目光确实在所难免。

史书[13]认为京兆尹骑兵随从一百多人属于奢侈，甚至是骄横跋扈。站在财务角度，时任宰相的杨绾巴不得京兆尹自己一人徒步巡城、让郭子仪独自去守边防，这样更节省。“安史”残军蠢蠢欲动、突厥吐蕃虎视眈眈，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别说随从一百多人，哪怕是两百人也不为过（时下西方国家反恐特勤的格局便可略见一斑）！不然，为何会有“一级战备状态”的定义？撇开治安方面的考虑，当时长安城乃全球经济中心，是各国使者、商贾云集之地，维系成规模、上档次的骑警队伍其实是维护大唐的国际形象！这种高瞻远瞩的视野便是时任京兆尹贞固黎公与普通儒士的霄壤之别！望尘莫及的远见意识，使得凡夫腐儒倍添嫉妒！

举些不太恰当的例子：UN总部门前约有两百根旗杆，如果整合至一根并挂块大布，然后在上面画出各成员国的旗号，这样会否意味着更节省物力？召开会议时，各成员都不必到场而靠远程视频，这样会否更廉洁简政？当今外交场合中，迎送国家元首时通常鸣放21响礼炮，一炮而过岂不更节省？

思想的僵化、固步自封……也真难怪唐朝会把儒家思想放到道佛之后！

就《旧唐书》而言，哪怕是同一本书描写同一件事，也有前后不一致之处：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代宗》：“郭子仪自河中来朝。癸卯，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郭子仪》：“二年二月，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干、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各”与“共”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旧唐书》撰于后晋开运年间，比《新唐书》早约百年。此二籍在记述同一人物同一事迹也存在前后矛盾之处：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代宗》：“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描述京兆尹开凿漕渠是成功的）。《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七十•黎干》：“帝为御安福门观之。干密具 舟同 船作倡优水嬉，冀以姻帝。久之，渠不就”。任何一项工程必定有其使用寿命，不应将正常运作的设施在服役期满后未能继续发挥功效而妄断为“失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旧唐书》作者先看到“成功”，百年后《新唐书》作者却推翻认为“失败”！更令人费解的是，同段之中已经出现水到渠成且皇帝登上安福门观看庆功表演的情节，但后文居然仍描述为不成功。这完全违反逻辑推理思维，充分暴露出当时撰书人存在蓄意篡改史实的动机。至于倡优水嬉取悦皇帝，基本可理解为赛龙舟结合健美操。“心正法正，心邪法邪”！

“史书”将贞固黎公形容为“因缘附会，与时上下”[14]，从相对政治立场而论，实为“因缘随和，与时俱进”。这点可以从韦应物的诗句之中找到答案（后续）。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六十八》认为贞固黎公“结中贵，以希主恩”，且问封建体制之下有哪一位官员没有政治同盟（团队精神）？哪一位臣民不渴望皇恩浩荡？至于同文中的“自以得志，无心为理，贪暴益甚，徇于财色”、“性险”以及“害若豺狼、掩义隐贼”[15]等主观评价，在《旧唐书》或《新唐书》之中均无任何相关“史实”依据，违背审慎原则而进行负面武断评论均可认定为捏造、中伤、诽谤。

一位杰出的道家人物（京兆尹黎干），由于能力过人、青云直上而才高遭嫉，树大招风！缘何？“不遭人嫉是庸才”！

京兆堂下传人：黎谨诚 拜撰

丁酉隆冬于岭南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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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陈茂同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7月第一版。

[2] “常科”，由原来每年一次变更为每三年一次。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

[3] “制科”，与汉代“征辟”相若，详见《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出版，1993年9月第1版，作者：陈仲安、王素）。

[4] 《唐代墓志汇编•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寿春郡开国公黎（干）公墓志铭》。

[5] “安史之乱”起，李亨被玄宗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今宁夏灵武市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节度使（约同现时省军区），负责平叛。李亨趁此机会另起炉灶成立新政权。

[6]《唐帝列传•唐肃宗》，徐松巍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第1版。

[7] 《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昆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8] 《唐代官制》，张国刚著，三秦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第一版。

[9]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七十》。

[10] 《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六十四》。

[11] 《旧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官职（三）•太医署》。

[12] 《旧唐书•卷四十四•志第二十四•官职（三）•太卜署》

[13]《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或《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列传第六十七》。

[14]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六十八》

[15] 《旧唐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德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