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论京兆黎氏始祖干公（之七、之八）：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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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论京兆黎氏始祖之七：执法严明，礼贤下士

法治观念和组织原则是贞固黎公至高无上的信条。一旦接受最高指示，坚定的法治观念和组织原则，使他义无返顾地下定决心：不管代价多大，都应服从大局。识大局不易，做到以大局为重更不容易！

京城久旱无雨，急于缓解百姓焦躁情绪的贞固黎公却面对着一位倚老卖老且恃才傲物、妨碍公务的“兰陵老人”①，为确保政治任务的顺利进行而不得不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一位京兆尹的固有职责。倘若皇城治安都无法维持的话，“称职”二字则无从谈起。“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尸位素餐、吃空饷的庸吏只会令贫苦民众百上加斤！

维护纲纪，必须令行禁止。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目无法纪、寻衅滋事之徒，必须以儆效尤、以正国法。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方能保障管理阶层的政令畅通。

当然，我京兆堂贞固黎公更是一位见微知著、独具慧眼的智者，他也意识到这位顶风抗法的“兰陵老人”必有其过人之处，故而有《酉阳杂俎》后续“不经之谈”、“荒渺无稽”等“错出其中”②的“浮夸”情节。

为使更多能人异士为动荡不安的大唐贡献力量。站在大局层面，京兆尹贞固黎公不惜纡尊降贵、礼贤下士、不耻下问。身为朝廷命官，完全可以对一位平民百姓使用“传唤”方式让他前往京兆府报到。贞固黎公尊重民意、发掘民智的举措再次体现出其虚怀若谷的民本思想。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的求贤若渴气度，“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礼贤下士精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担当意识和宽广胸怀。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京兆尹：黎干（贞固黎公）。

京兆堂下传人：黎谨诚 拜撰

丁酉初冬于岭南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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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酉阳杂俎》或《太平广记》卷一九五，题《兰陵老人》，而《太平广记》卷四九《温京兆》为引用《三水小牍》，与《兰陵老人》情节极为接近。故事真实性值得商榷。

②：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





透论京兆黎氏始祖之八：万贯家财，力挺国防

唐代官员俸禄主要有土地、禄米、俸料。

《通典•卷十九•职官一》[1]：“正三品，米四百石，钱六千一百。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钱四千二百。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

《通典》作者杜佑虽然也生活在大历年间，但他应该只知道常规俸禄。由于“安史之乱”，当时朝廷财政其实相当混乱，京官及地方官俸禄差距极大！《旧唐书•郭子仪传》：“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作为军功权臣的郭大元帅，当时约为正二品，其年收入为24万贯）。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载：“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由此可推断京兆尹贞固黎公于当时的月俸约为九千贯（即九百万钱[2]）。当然，大历十二年对薪酬有所调整[3]。

《唐代宗时期的官俸》[4]：天宝末年，米斗价钱十三。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价一千四百钱。《旧唐书》卷十一列举了广德二年九月、永泰元年三月、大历五年七月，米价每斗为千文（钱）。永泰元年七月，斗米一千四百。大历四年八月，斗米八百。据此推测大历年间米价约为每斗1100文左右（1贯=1000文）。

《中国俸禄制度史》[5]“表4-9”：从三品职田约为800亩。大历二年因充军粮[6]而留三分之二，即533亩。

按《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7]：权衡（质量）单位，1石=4钧=120斤。量制（体积）单位，1石=1斛=10斗=100升。当量制转换为权衡单位时，按大米密度约800g/l的参数，1斗米约为16斤，1石米约160斤（现市斤）。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8]：唐代有大亩、小亩之别，大亩每单元约为目前的0.5437市亩。当时亩产约为1.07石，原粮出品率52.96%。

京兆尹属于从三品，按上述材料可大致推断贞固黎公年俸为：俸料108000贯，禄米4320石（约今691200斤），职田约570石（折为成品米约302石，约今48325.79斤）。

按当时京师大米均价1100文/斗，108000贯可购米1570909.09斤。将年俸折合成大米的话，一年可得大米2310434.88斤（或158842.398贯）。若按现时（2017年）普通米价（2.5元/斤），京兆尹贞固黎公的年薪约为人民币577.61万元/年，月薪约48.13万元（HK特首年薪约422万港元及约80万津贴）。

大历年间由刘晏主导全国财政，至于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应区别历史背景、政治立场而论，本文不作赘述。

《旧唐书•代宗》：（大历二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癸卯，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根据该段及次段[9]“语境”，上述三十万之后的单位应为“贯”。换言之，贞固黎公为国防建设而向边防军队捐助了近两年的工资。

《唐书•卷二百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永泰年间，鱼朝恩去国子监，皇上下诏让宰相、常参官、六军将军都来此集会，京兆府准备饭食，内教坊派出音乐俳优倡伎劝宴，大臣子弟二百人，穿着朱色紫色衣袍作为附学生，依次排列在廊庑。又赐钱一千万，取利息供饭食。每次视察学校，都随带几百名神策兵，京兆尹黎干带钱慰劳这些随员，一次花费就是几十万，而鱼朝恩还常常露出不满足的神色。对此，《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五十六•李勉》将上述京兆尹的举措定性为“巴结”、“求献媚”！

近千人的场面，这是圣上召集，安排就餐也是根据皇帝赐钱取利息的旨意。服从上级组织开展工作，这完全是京兆尹职责[10]所在。庞大的集会阵营，别说京兆府全动员，哪怕十个京兆府的工人都未必够用。严格履行岗位职责也叫“巴结”、“求献媚”？莫非玩忽职守、违抗圣旨才算为官之道？可想而知撰书之人是何等价值观！

京兆尹贞固黎公耗资几十万慰劳神策兵，对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人民子弟兵予以优抚。拥军慰问活动，再次体现出贞固黎公的大局意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拥军优属，义不容辞。曾经戎马生涯的贞固黎公，其居安思危，力挺国防的态度无不警惺着后世！

京兆堂下传人：黎谨诚 拜撰

丁酉大雪于岭南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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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典•卷十九•职官一》，唐•杜佑。

[2] 《唐安史兵兴后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作者：王振芳。

[3]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大历十二年四月）己酉，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万缗。

[4] 《唐代宗时期的官俸》，《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5卷第4期。作者：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闵廷均。

[5] 《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主编：黄惠贤、陈锋。

[6] 《唐会要》卷九十二。

[7] 《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作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际平。

[8]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第1版，作者：吴慧。

[9] 《旧唐书•代宗》：“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

[10] 《唐代京兆尹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1987年10月初版，张荣芳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