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族文化遗产：

吕伯奢

爨族文化遗产： 爨氏族人入主云、贵一带后，在其全盛时期，将早期汉文化带入了西南地区。
早期汉文化主要是由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徙民实边”时，陆续迁入滇池北岸一带的汉族移民负载而来。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自两汉之世延至两晋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汉晋谷昌县在内的整个滇池沿岸地区，曾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并留下不少汉文化遗存。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世益州郡郡治滇池县“南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州郡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历史文献。对此，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考证说：黑水即后来的盘龙江，上有黑龙潭，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龙祠，即为汉黑水祠。据此，今昆明北郊黑龙潭公园内的黑龙宫，便是早期汉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之一。二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汉肃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追始兴学校即开办儒学传播汉文化，不仅是信史记录中云南官办学校的拓荒者，而且通过办学的方式将汉文化广泛传播到了当地非汉本土民族中间，并收到了“渐迁其俗”的成效，故其所办学校虽早已淹没在时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早期汉文化遗存。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晋谷昌县初名“郭昌”，盖以“汉开西南夷”时的统兵大将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称谷昌。据此，故谷昌县名，亦应为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汉晋之世的早期汉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的次深叠积层。
西爨白蛮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着自东晋初年以来到唐中叶南诏兴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西爨白蛮”是由两汉以来徙居云南的早期汉族移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东“白蛮”逐渐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蛮文化，乃是一种由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古代文化。
一般认为，西爨文化是以当时的南中首府和上层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故里滇东味县为中心，而以分别出土于原曲靖县南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县境的《爨龙颜碑》为代表。西爨白蛮文化的覆盖范围，《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
由此可见，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带，是西爨地区仅次于石城(即味县治，在今曲靖麒麟区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时有记载表明，这里还是爨氏家族支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昆州刺史爨日进”的世袭领地，故应为爨氏在南中地区的次级统治中心。
惟在唐中叶天宝年间南诏灭西爨时，昆州古城一带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城以来，荡然兵荒矣”，因而极少留下可资证考的传世文化遗存，更多地还是反映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南诏、大理文化，是大体上一脉相承的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一页。南诏、大理文化主要负载者为今彝、白两族的先民，即唐、宋“乌蛮”和“白蛮”，而以佛教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区。作为南诏“上都”、大理国“东京”的滇池北岸拓东、鄯阐两城，留下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诏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区南部的东、西寺塔；有同样是始建于南诏后期的补陀罗寺(今圆通寺)；以及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原在鄯阐城内的地藏寺古经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围地带，南诏、大理时留下的佛教文化遗存，还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宁温泉曹溪寺和仅次于剑川石宝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宁法华寺石窟，以及晋宁、禄劝两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传世的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存，与拓东、鄯阐两大古城一道，无疑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