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公元1676～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岳飞二十一世孙，岳升龙之子

dazhonghua

岳钟琪：(公元1676～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岳飞二十一世孙，岳升龙之子；四川成都人。著名清朝将领。
岳钟琪之父岳升龙以平定“三藩之乱”有功，授四川提督。岳升龙因其母年逾九十，为便于在任所奉养母亲，请求入籍四川(按清制，本籍人不得任所籍地方官)，康熙大帝悯而许之，岳钟琪即生于成都。
岳钟琪幼年跟从父亲戎马沙场，“儿时好布石作方圆阵，进退群儿有法。’”“读书之余，说剑论兵，出奇谋无不中肯”。他由捐纳向知踏入仕途；后请改任武职，授松藩游击，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
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中央政府为敌，继控制新疆天山南北后，又趁西藏动乱，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卜攻入西藏，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官，杀死了主藏的拉藏汗。准噶尔士兵在西藏肆行骚扰，恣意作为，给藏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川边头人，土司’一见西藏局势混乱，也纷纷暴乱。’或称霸一方，或剿掠行旅，一时之间，川边也无宁日。
为了恢复西藏的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清政府先派都统法喇出兵打箭炉(今青海康定)，法喇以时任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为先锋，要他相机收复里塘，巴塘等地，为大军入藏作准备。岳钟琪“御士卒严，与共甘苦，士乐为用”。他宽严相济；恩威并施，一举歼灭了拒不投降的里塘第巴，“擒首逆七人，从而使巴塘第巴惧，献户籍”。巴塘东接康定，西通拉萨，是咽喉重地。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察哇等地叛军一见门户洞开，立时土崩瓦解，缴械归顺。
越年，清军部署停当，自青海和四川分两路进兵西藏。定西将军噶尔粥统率四川一路，仍命岳钟琪为前锋。岳钟琪审时度势，深知西藏僧俗首领大多是受准噶尔的胁迫，”对准噶尔部专制西藏和扩张教权的野心早巳不满。于是，他亲自到察木多挑选了三十多名懂得藏语的精兵猛卒，装扮成藏兵……攀藤缘葛，从小路奇袭藏军设在洛隆宗的大营。他们混进敌寨，乘夜放火，于乱中斩杀准噶尔使者数人。藏军头领惊慌失措，以为神兵天降，只得请降。清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振，正要乘胜进兵，却传大将军令到(皇十四子胤涵，驻节西宁)：“以调蒙古兵未至，檄诸将就所到处屯兵，毋轻动。”但岳钟琪根据当时军情，果断地向傅尔丹提出：“若待大将军，粮将尽，无俟蒙古，噶尔丹采纳了岳钟琪的建议，复用岳‘以夷制夷’之计，使藏军首领为前导，沿途招降，果然长驱直入，挥师直逼拉萨，策凌敦多卜势单力薄，一触即溃，率残部狼狈逃回伊犁。清军在西藏人民的欢迎下开进拉萨，于是西藏平定。是役，岳钟琪“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他过人的胆识深得康熙帝的尝识。
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岳钟琪被清廷授于左都督，擢升为四川提督。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夏，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因总长青海诸部和“希冀藏，已非一日”的政治野心没有达到，就煽动和裹胁蒙古各部违抗中央政府，阴谋割据青海。叛军纵兵肆虐，驱杀清朝政府官员，劫掠粮饷，围攻西宁。一时之间，西宁周遭数百里狼烟四起。是年农历10月，清廷从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抽调大军，派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师讨青海。年羹尧特地奏请雍正皇帝“请以钟琪参赞军事”。
为了彻底粉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清政府先调集各部分别驻防各关隘河口，扼制其内犯和进退西藏与新疆的通道，然后兵分四路，向西宁周围的叛军合击进剿。岳钟琪分领一军，率六千人出归德堡，迅速收复了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等处。其余各路也将西宁一带叛军“俱经剿灭”。只有南川塞外的郭密等九股叛匪谙熟地理，行止诡谲，聚散飘忽，年羹尧剿抚兼施，仍收效甚微。其中尤以呈库，活尔贾二部凶悍异常，不时昼伏夜出，截抢军辎、戕害人畜，气焰甚嚣尘上，以至小股清军不敢出营，战事受阻，西进凝滞。年羹尧大为恼火，飞骑传令岳钟琪“移师捣其巢”。
岳钟琪草行露宿，带来一支骁勇善战，熟习山路的四川杂谷土司(今四川理县)之兵。他身先士卒，命降卒带路“搜捕贼穴，将呈库二部，攻杀殆尽，活尔贾部见首恶巳诛，其余尽皆投降”。由于西宁数百里内的有名寺院喇嘛全都参加叛乱，所以岳钟琪前后数役，缴获寺中书卷画册不少。雍正皇帝闻捷，殊谕年羹尧严岳钟琪着实惜而用之，“一百册画亦不值一个岳钟琪，至嘱谕”。
清雍正皇帝性喜迷信，当时还特地命令年羹尧把“岳钟琪八字写来看”，他笃信此道，认为‘八字’不能随便让人知道，着意叮嘱年羹尧“不可使众知之，著实慎密好，番俗中镇魇之事，实不能侵正人，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害怕有人用邪术破坏。人以画类，巳属失喻，推算“八字”，更见荒唐，但雍正皇帝对岳钟琪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廷授岳钟琪“奋威将军”，派他单独率领一支军队，专门主持征讨罗卜藏丹津事宜。岳钟琪感恩效命，运筹帷幄，决定趁春草未长，叛军人畜乏粮，分散屯驻牧养，防守无备之机，出奇兵奔袭距西宁数百里的罗卜藏丹津驻地乌兰穆和儿。他率领精兵五千，一丁二骑，蓐食衔枚，星驰露布，避过敌人的营地和侦骑，历兵秣马，借天色未明之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罗卜藏丹津的营帐。叛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狼奔豕突鬼哭神嚎，溃不成军。罗卜藏丹津压弹不住，叫苦不迭，趁乱换上蒙古妇女的衣饰，只带了二百多人投奔准噶尔去了。其母、弟，妹，妹夫一并被俘，岳钟琪以少胜多，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一昼夜驰三百里，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级”。这一仗，创建了“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的奇功。在清军的致命打击下，这年农历3月，罗卜藏丹津不得人心的分裂割据活动便被镇压下去了。
事后，为了加强对青海地区的管辖，清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从此，青海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下。为了奖励岳钟琪卓著功勋，雍正皇帝褒奖他“尔为国家梁栋，不世出之名将”，赏对联“天下太平日，一堂如意春”，封三等公，赐黄带以示殊荣。并命兼甘肃提督。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初，岳钟琪再兼甘肃巡抚。同年农历4月。清廷解除了年羹尧兵柄，任岳钟琪为川陕总督“尽犹诸军”，他进京谢恩，加兵部尚书衔。岳钟琪优渥有加，连升累擢，声震朝野。在清朝前期，汉族人拜大将军者仅岳钟琪一人。他独获眷宠，自然也就种下“谤亦随之”的祸根。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的一段时间，成都大街小巷都在传播着“岳钟琪反”的流言。讹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玄，有人甚至说岳钟琪是岳飞二十一世孙，与清(清是金之一脉)有世仇，一些忌恨岳钟琪的官员，特别是不少满族要员更是纷纷上书雍正皇帝，攻击他“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要求彻底查办。此事使岳钟琪食卧不甘，惶悚不宁，众口莫辨，不得巳上疏雍正皇帝，请求皇帝作主，追根究源，以明忠好。雍正皇帝安抚他说：“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仲琪懋著勋劳，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之，今此造言之人，不平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同时一面把那些奏章封好交岳钟琪自己处理，以示威德，一面责成四川巡抚黄炳，单督黄廷桂“严鞫”造谣之人。
不久，公布案情，原来是寄居成都的湖广人庐宗因与岳钟琪结有‘私蒂’，为泄忿怨，才四处散布‘岳钟琪反’的讹言，以陷罪于岳钟琪。后来认定这是庐宗一人所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主使人，才把庐宗论斩了事。此事尽管很快平息下来，岳钟琪的政治生命无疑已罩上了一层阴影。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与岳钟琪有直接干系震动全国的曾静、张熙事件，此事加剧了清朝统治者对岳钟琪的“疑意”：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兴落第书生曾笋派门生张熙化名张倬，到四川劝说拥有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当时岳两次请求进奉觐见，未获准，有忧惧)，张熙以雍正皇帝有“谋父”、“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并以岳钟琪是岳飞后裔和吕留良的“华夷有辨”为由，鼓动岳钟琪起事。岳钟琪会同巡抚，臬司，对张熙严刑逼供，要其交代主使人。张熙宁死不吐。
为了套出张熙的主使人，岳钟琪做了一件很不光彩之事：他佯称愿与张熙共谋大事，“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然后立即上书告发。雍正皇帝得报，立派侍郎杭奕禄到湖南缉拿曾静。曾静被捕后，供称反清思想的产生主要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清雍正帝大怒，竟把早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就死去的吕留良剖棺戳尸，焚毁其诗书，即使有引用吕留良著作的书籍也一律搜毁，其家属弟子被难者数十人，因株连而发配宁古塔给功臣作家奴的多达二十三家，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吕留良文字狱)。曾静、张熙因坦白交代，当时被赦。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戳”。但后来的乾隆大帝即位后仅四十三天，就把他们也杀光了。
为了进一步消弭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雍正皇帝还亲自出马，将曾静、张熙的口供及自己的历次谕旨辑成一书，名为《大义觉迷录》，颁发给所有城乡僻壤，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竭力辩护。对岳钟琪则赏赐“汤羊一只，鹿尾一箩，折鲁鱼二尾，细鳞鱼四尾，藕粉一箩”。岳钟琪上摺谢恩，雍正帝道：“上天之恩慧不与卿如此之大臣分甘共肥，更赐何人也，但以朕逐日饮食，未能时时颁卿为不足耳”。笼络之情，溢于言表。
“吕留良文字狱”一案件株连甚广，滋漫穷鞫，为满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及至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仍有人因刊刻吕留良的文稿被凌迟处死。这旷古奇冤，激起人们的义愤是所当然的。应该指出，岳钟琪为此案件的始作俑者，其咎不可辞。
但同时也应看到，清朝前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占主流的仍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经过数十年战乱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安定统一。其时，清朝的统治秩序已经稳定，中国广大无比的版图正具雏形，还待巩固，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不仅以抵御经堀起并在觊觎她的西方殖民主义，而且可以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促进华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这是历史的潮流，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岳钟琪如果此时同意起兵反清，也只能是一种封建割据而已，兵衅一开，战祸绵延，国家遭殃，人民被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岳钟琪没有起兵，是符合当时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的。
当然，从主观上讲，岳钟琪并非是顺应历史潮流，只不过是维护自己利益，站在效忠清朝皇帝的立场而已。曾静、张熙案五十年后，乾隆大帝御制怀旧诗追忆岳钟琪有“设誓诱张熙，忠诚天鉴赤”之句，就说得很明白了。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分西、北两路进攻数掠喀尔喀及藏匿青海叛军头子罗卜藏丹津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岳钟琪任西路统帅，授宁远大将军，加少保，驻军天山东段的巴里坤。当时岳钟琪与北路统帅傅尔丹议定，第二年会攻伊犁。岳钟琪屯驻巴里坤，采用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深入的战略方针，加紧修巩东西二拉，努力储备军资粮秣，积极编练精壮卒伍，准备伺机西进。
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清廷以噶尔丹策零有兵锋敛缩、愿意悔过之势，谕岳、傅二路“进兵之期，暂缓一年”。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春，经过近两年的整军备战，巴里坤已成为清军出击裕如的桥头堡，准噶尔难以向东袭扰；“为深入计”，岳钟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指出吐鲁番地方饶沃，可以广为屯种，是通伊犁必经之地。既可以此先行收抚该地准部，又可借此再图前移。不料，所奏十六条军机事宜，雍正皇帝不但认为无一可取之处，反训斥钟琪：“前以钟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二万水千人，而云众寡其敌，何懦怯至此”。为战守方略分歧，君主顿生嫌隙。这年农历6月，北路统帅傅尔丹以雍正皇帝眼风行事大言：“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汉儿之习，自弱其势哉”。于是不顾群僚谏阻，轻举妄动，结果被准噶尔部大败于和通淖尔，副将军巴赛等十多名大员或战死、或串杀，万余部队只剩二千。败绩传来，清廷震动，以岳钟琪有拥兵不救之嫌。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农历1月，岳钟琪部巡逻骑兵在镜儿泉与敌相遇，清军二名士兵被杀，一名被俘。雍正皇帝竟以此区区小事借题发端，将岳钟琪下部察议。不久，准噶尔部进犯哈密，岳钟琪带罪述职，命副将军石云倬分地设伏，岂知石云倬遗误战机，放跑了敌人。为此，岳钟琪再次遭到雍正皇帝的切责：“尔但以怀游移之见，致俄守乖宜”，大学士鄂尔泰竿机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肯皂料敌，勇不能歼敌”。雍正皇帝借此将岳钟琪“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
面对这种上下交恶、危如垒卵的处境，岳钟琪仍以国事为怀，坚执已见。农历3月，他披沥陈辞，请求移军穆垒，与巴里坤互为犄角，并以身家性命向雍正皇帝立下军令，谓此必能克敌。鄂尔泰的亲信张广泗(副将军)冷眼旁观，一见时机成熟，立即弹劾岳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于是，雍正皇帝召岳回京师，以“误国负恩”罪削尽所有官职，交兵部拘禁。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雍正皇帝网开一面，将被诸大学士拟为斩决的岳钟琪定为斩监候，岳钟琪从辉煌的顶峰，跌到待决之死囚的境地，这不是偶然的。
新疆地域广阔，蒙古族累世经营，根基牢固，清军大部队进剿军资匮乏，运输艰难，难以持久。正如康熙帝所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小部队又无力作战，不可能速战速决，其后新疆几十年不得勘定，正说明这点。岳钟琪步步为营，有屯军性质，似慢实快，堪为良策。而雍正皇帝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反躬自省，反斥岳钟琪“于地势军机、茫然不知”，不惟摆出帝王一尊的专横嘴脸，也籍此李代桃僵，推脱自己的责任。岳钟琪经略西线，即使无尺寸之功，也无陷地败兵之责，不致罹杀身大祸。北路惨败之傅尔丹，始则狂妄自大，继则“杂士伍奔鼠出”，作了可耻的逃兵，他还杀害进行浴血奋战的有功将士以灭口，当时不但没有被治罪，雍正皇帝还慰勉他：“朕览尔等竭蹶力战，不觉泪下，降朕亲之束带，赐与傅尔丹系之”。两两相照，一抑一扬，乃一为汉人，一为满人故也。因此，根本原因还在于清政府对岳钟琪的猜疑。岳钟琪以汉人而身握重兵，“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督三省天下劲卒”，在尊满攘汉的清朝，岳钟琪的失宠是势所必然，无非时间、早迟与契机而已。以后百多年间(至鸦片战争)，清廷不再让汉人染指大降军，其防范是很严密的。
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岳钟琪被乾隆大帝赦免回到成都：他闭门思过，深居简出，经常手持书卷，徜徉山水间，呤咏自适。一天，他登上望江楼，对着滔滔东去的河水感慨万端：“安得边关休士马，拟将蓑笠老渔翁”，渴望报效国民，驰骋疆场的壮心仍不减当年。
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并吞小金川，发动叛乱攻打其他土司，打伤政府官员。四川巡抚派兵压弹，损兵折将，反被其败。清廷派“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作川陕总督，统军三万进剿。大金川在四川西北部，是藏族集居之地，这里林密山高，万山丛矗，大渡河奔流其间，．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叛军多设碉卡，据险抵抗，清军劳师费饷，虽极力攻击，却多有损伤。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办法，结果兵力分散，战斗力不足，费时半载，竟无尺寸之功。乾隆大帝由是大怒，以失误军机把督师的大学士纳亲和张广泗逮京处死。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大帝以岳钟琪“威望震诸番”，“命起钟琪，予总兵衔”。其时，岳钟琪已六十二岁高龄。一到前线，又授他四川提督，赐孔雀翎。经略大学士傅恒素知岳钟琪的韬略，十分倚重他。调集精兵三万五千人，用岳钟琪的进军方略，分兵两路进攻。岳钟琪披坚执锐，雄风不减当年，率兵连续攻占了康八达、塔高等山梁。莎罗奔当年曾随岳钟琪平西藏、征青海，素惮畏岳之声威，眼看大兵压境，连战失利，只好乞降，岳钟琪抓住时机“以十三骑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见岳钟琪气宇轩昂，轻骑直入，感其威严诚倍，遂“请奉约束，顶经立誓”。第二天，莎翠奔携其侄儿郎卡坐皮船过大渡河到清军大营投降，前后打了三年的战争，终以兵不血刃定了大金川。清政府赦免了莎罗奔，仍让他作大金川土司。金川战役的驻利结束，使本想退兵的乾隆大帝甚为意外，大感欣慰，特“谕奖钟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日‘威信，命其入觐，赏游马紫禁城。
岳钟琪尽管荣宠非常，却再没有掌握过更高的兵权了。以后，他东征西讨，多次率兵征讨叛乱土司、头人，为稳定边疆及四川的秩序，促进民族融合，再次作出显著贡献。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岳钟琪再次抱重病出征，凯旋班师时病逝于资州，终年六十八岁。
岳钟琪有‘儒将’之称，遗有《薹园诗集》、《蛩吟诗草》行世。时人以其戎马一生，显赫一时，遂以街名志之，成都“岳府街”乃得名。岳钟琪一生驰聘沙场，“沉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为清初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岳钟琪逝世四十年后，乾隆大帝曾作《御制怀旧诗》予以悼念，在诗中所列举的五位功臣中，岳钟琪被乾隆大帝称为“三朝武臣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