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石:土地政策之我见

玉麒麟

事实上，真正的社会稳定应当是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考虑我们社会的承受力，尽量防止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而非打压已经出现的矛盾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内众多学者专家对土地政策的争论颇为激烈，许多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极力主张土地私有。他们最主要的理由是，土地私有将会使低价的土地转化为20万亿元的资产，而且一旦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失地后得到的补偿极小或根本就得不到补偿。但国内也长期存在着反对市场化或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力量，他们最担心的是一旦土地私有，则势必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大量失地的流浪人员，这就重蹈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土地兼并的覆辙，对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是极为危险的。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转、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土地政策则从邓小平时期所讲的“长期不变”到三个代表理论中的“永久不变”再到这次所提出的“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的具体年限延长到70年。应该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各方观点折中的产物，同样的，对它又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解读。许多人都在追问，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变相的承认了土地私有？因为70年的承包期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超出了一般人的寿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有什么区别？
在全国范围内，由于不同的理解，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反应，如昌平区南流村的村民在决议通过后就认为，只要在村内占下一处地方将来就是自己的，于是其村村东的预留宅基地处陆续被盖起羊圈，空地处也被乱石填占，而这只是乱象的一种。更常见的是在许多地方，那些村中所谓的精英因为其拥有相对优势的经济实力，而摩拳擦掌，准备寻找可以兼并的土地。事实上在湖北大冶，早在几年前当地农民侯安杰就通过多种途径租种了20300多亩的流转农田，与近2万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并上了2008年10月16日的《新闻联播》，可以说规模经营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一直不乏实践者。
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没有明确提出土地私有化，也让对土地私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们稍感轻松。事实上，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并没有结束各派的争论，也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争论。在我国的改革实践过程中总面临着诸多争论，也总在争论中摸索着前进。但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事业尤须谨慎，正所谓“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稍有不慎，即可以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
在我们制订土地政策时，所应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实应该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且不说在农业方面集约化经营和密集型劳动哪个效益更好，社会管理的第一问题是吃饭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一旦明确土地私有，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乡村资本的活跃，真正可以使小农经济走向产业化，这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所以很多人热衷于土地私有化，认为是改革的第二次发力。但这些可能活跃于乡村的资本只能是所谓精英的资本，最终结果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因为无力抵抗天灾人祸或者贪婪的强势资本，从而失去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以来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只有两条路：进城打工或留在原地为新的地主打工。这样就开始了我国更大规模的合法的圈地运动。现在人们都看到了，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国内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现在还有乡可回，而一旦在家乡流转完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即使仍留在土地上为新的“地主”或所谓的农民资本家打工，他们的处境会比现在好些吗？所出现的只能是乡村更为加剧的贫富分化！我们的那些社会精英一心一意要推进中国的工业化或产业化，实现市场更加彻底的自由化，认为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但在连大学生就业都成问题的今天，我们难道非要让9亿农民悲壮的尝试“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们经常讲“稳定压倒一切”，但现在大多数政府和党的官员的理解成了一旦出事，赶紧压下，这就是所谓的稳定与和谐。事实上，真正的社会稳定应当是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考虑我们社会的承受力，尽量防止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而非打压已经出现的矛盾。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制定者们当然也明白土地流转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后果。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从根本上说，农地流转的规模必须与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相适应”，而决议中也说“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至于说什么是适度以及在贪婪的资本面前如何保证适度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改革肯定要有人牺牲，而且几乎在任何一项社会改革中都是精英群体得益而弱势群体牺牲，但当弱势群体牺牲太大时，他们就不干了，于是革命。我们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的农村政策也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免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纳粮制度，真正在农村地区实现了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已经在努力建立新型的农村医疗和社保制度。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是深得人心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在以后的改革中能够真正的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平等，而不再任由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毫无顾忌，甚至失去人道的让弱势群体继续付出牺牲。
作者简介：宛石（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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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文化评论  www.ycrevi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