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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严复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代的梁启超有着中肯的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弥尔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P98) 鉴于此，研究严复一直是学术史、思想史的热点，国内外已发表研究严复的论文不下千篇，侧重严复思想及评传的就有十多部。
本文拟就美国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克武关于严复思想的学术专著略作评述，试图从不同时代、作者所处的特定学术环境及各自学术个性色彩来揭示其对严复思想研究产生的影响及其昭示的学术得失，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商讨意见。
一、史华兹、黄克武对严复思想的研究
（一）史华兹对严复译著的宏观探究。
本杰明·史华兹是当代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教授。他的专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196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在欧美汉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次再版。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大陆学者很晚才对这部作品有所注意。（注：直到1977年第2期《历史研究》刊载的李泽厚《论严复》一文中才对史华兹的著作有所提及。） 此处笔者使用Benjamin Schwartz的英文原著进行研究。
史华兹认为严复在近代中国宣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基本命题：西方强大的根本源泉（也即造成中西如此的不同）不仅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且在于中西方对现实的视角是如此的不同，这就决定必须在思想领域里探寻中国近代的屈辱。经过一系列具体探讨之后，史华兹提出：“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严复的所有认识与观点，都和斯宾塞理论体系的分枝密切相联：一元论性质、类似泛神论的自然主义；把宇宙视作永不会枯竭的力与能量源泉，这种力与能量总是蕴含在复杂多变的事物结构之中；经过斯宾塞阐释的达尔文机械进化论；对社会功能作生物学的类比；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带着斯宾塞式的灵感。”[2](p96) 在史华兹看来，严复视角独特之处缘于“严复通过英国来看斯宾塞，通过斯宾塞来看英国”[2](P96)。正是通过斯宾塞的著作以及在英国留学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后者），严复认识到：英国人的生活彰显了西方式的“公心”[2](p70)。“西方的奇迹（特别是英国）在于其促动自我利益的建构方面的能力，以及释放个人的能量且把这些能量汇聚起来以达到集体的目的。”[2](p70)
该书第一章简析严复思想产生的时代及社会背景。第二章讲述严复从小就曾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后来因为谋生的需要被迫放弃科举致仕的人生道路，考入马江学堂，进而负笈英伦，回国后任职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为总办。着重论述这一期间严复的社会经历、由传统的儒学熏陶到接受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心路历程。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方式及思想理念明显的分野。1895～1898年严复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诸如《论世之亟》（注：史华兹译成On the Speed of world Change，笔者认为此翻译不甚妥当，严复文章的本义是要论述：世界急骤变化；中国社会急需变革。）、《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史华兹专辟第三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对此进行阐述。第四章至第七章从严复8部译著中选取《天演论》等6部作个案分析。第七章着重写严复对道家学术的反思。针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史华兹在《晚些时候的严复》一章中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揭示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形象及其代表意义。
1.史华兹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严复思想嬗变的学理及现实根源。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思想氛围及这种思想氛围与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交织成的社会网络之间相互促动及制约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富强”与“卫道”之间的关系，用史华兹的话语可表述为“怎样才能既能成功地富强又能坚持原有信仰？”[2](p19) 由此来判断与衡量严复的学术思想及其社会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广度，“正是由这类问题支配的社会背景中，青年严复思想走向成熟，而我们必须把他为转化传统价值理念所作的努力，即他为发现西方之所以富强所作的探索，紧紧地与他对这一背景的叛逆相联系”[2](p21)。特别是1881年他研读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此书中领略了与《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相互佐证的思想，“正如《大学》和《中庸》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样，其中斯宾塞发现对知识的追求，也与克服情感与道德上的偏差密切联系，即必须独立于道德意义上的至善的追求之外。……严复则强调‘知’的获得与‘诚’的另外一种因果关系。”[2](p34) 此处严复明显在追求中西会通，致力于寻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那么其理论切入点在什么地方？“斯宾塞（著作）复活了严复对中国文化经典中讲述的学术理路‘睿智’与道德理念‘至善’相互支撑的可能性。”[2](p35) 对严复而言，斯宾塞的书不仅仅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家验证了（中国）古代圣贤敏锐的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它表述了在西方的科学原则下得以再现的“真知灼见”。这种真知灼见既可折射亦可由此推导出中国古代的“诚意”（注：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35, “However, Spencer's tract was not exciting merely because he, a Western thinker, had reconfirmed the insight of the ancient sages, but because of hisclear demonstration that the true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which both reflected and led to 'sincerity'(ch'eng i)－was precisely the knowledge to be found in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尤其让严复激动的是斯宾塞的著作表述的带有西方色彩的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治国平天下”有着相通之处。斯宾塞所阐明的“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是由各种专门科学组合成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学科体系，这些学科方法构成了达到治理、整合社会的科学原则，这些社会学理论被严复解释成近代中国达到中国古代圣贤的“治天下”的理想社会必要的理论途径。严复在《原强》一文中结合中国古代圣贤的话语，对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作了自己的解释：（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2](p36)。
显而易见，斯宾塞的著作确有对各种意见分歧的学术观点进行折中、调和的倾向，这一点与中国的中庸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则与方法诠释成整合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导，却是严复的创造。[2](p36～37) 对严复而言，斯宾塞的这些原则（the principles）不仅仅可以描述社会，还提供了社会转型的处方：这些处方是英国实现富强的秘诀。同样，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为其他国家走向富强提供了借鉴。[2](p37)
史华兹在剖析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与严复的理论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指出：“严复在斯宾塞身上找到了（理论）支撑点，即国家——社会最有可能的存在形象，这一点正如最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想像到的。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那样），中国人的个体职责不是依附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价值理念或约定的信念，而应当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小部分来关注社会的生存、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p51)
然而斯宾塞所描绘的“军事社会”（列强各国间）带有侵略性、好战性的恶性竞争与“工业社会”的和平与非侵略性的特质的鲜明对立并未对严复产生什么影响。若说斯宾塞看到的是不列颠帝国势力的增长，严复则强烈地意识到英国的富强意味着什么。[2](p74～75) 实际上，严复看到的不是对立，而是一种功能上的关系。即，大不列颠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其建构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极大地解放了个人的能量且运用这些能量巩固了国家利益。[2](p75) 在实践层面，严复并未逾越1898年中国改革者的行动轨迹，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实际上处在政治上的边缘位置。[2](p81) 作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政治上的消极行动一直引人注目，在某些方面他一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2](p83) 史华兹将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较后得出结论：康、梁从“忠”这一特殊的儒学话语表达形式得出“可以改制”，而严复从斯宾塞学说的宣传中认识到了“变革之难”，这意味着制度变革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形势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严谨分析和探究的基础上。[2](p85) 变革的艰难与挫折促使严复侧重教育，晚些时候他特别关注精英人物的教育。
史华兹从思想、实践两个层面去探讨甲午战争后严复的言行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发人深省。史华兹深刻地解析了社会与思想的能动关系：“思想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思想化”，而不是像一般的学者，先讲社会背景、再讲人物思想，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人物思想是时代必然的产物，而不是社会思潮的杰出代表者思想家从各自的角度向时代挑战。然而在具体的史料佐证上，史华兹将严复四篇著名政论中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放在思想层面中表述，而侧重把《救亡决论》放在行动领域去论证，有着人为的割裂感。
2.史华兹著作的撰写体例是融编年体与专题史于一体。藉严复有代表性的译著从专题史的角度横向地透视严复的思想。
首先，从翻译是译作与原作之间沟通的桥梁出发，史华兹探讨了语言作为文化沟通的媒介作用。史华兹用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来衡量严复译作本身是否已达到原作的题旨情境，考察严复翻译中“先入之见”等导致其有意无意的误读英文原著的表现及其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作用、意义。
其次，史华兹紧扣“严复与西方”这一主题，剖析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的检视与译介。严复在译介《天演论》过程中化解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文化特质与近代西方思想要素之间的对立，指出了中、西学共通之处，而严复这种文化类同论与“西学中源”论有着明显的差别。（注：在笔者看来，严复对赫胥黎原作的修改、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进行诠释，对“天演进化”哲学的理解有一个过程，这一点必须借助在不同时期严复对《天演论》数次修订而形成的《天演论》版本进行考订和分析。可参考拙作《〈天演论〉的早期稿本及其流传考析》，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天演论》为诠释严复心目中的斯宾塞“天演进化”哲学提供了一个讲坛，而原作者赫胥黎无形中成了配角。严复用意译、按语等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敬仰，它一直是严复致力寻求的思想革命的伦理工具，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是赫胥黎评判的对象。[2](p111～112) 严复藉翻译与按语表达自己的诠释，调和赫胥黎与斯宾塞思想之间的矛盾。
史华兹认为翻译《天演论》是严复探讨进化伦理、在思想领域指引国人“求强”的努力，而他对《原富》的译介毫无疑问引导国人明白了“求富”与经济利己主义的关系。
接下来，史华兹的写作思路与理论分析框架颇为清楚：《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即《论自由》）主要探讨个人、群体利益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而群体利益、个人最大程度上的幸福被严复有意识地置换成国家利益。[2](p135～136) 严复在《法意》中揭示的“民主”乃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所要达到的“至善”境地。总之，自由与民主的观点被严复解释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皆是国家追求“富强”必须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
史华兹还对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及《穆勒（弥尔）名学》作了探讨。史华兹在书中指出斯宾塞与《社会通诠》的作者甄克思两人对社会进化论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阶段的划分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分歧，这正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即斯宾塞理论的不合时宜[2](p135～136)，而严复对斯宾塞与甄克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却一无所知。史华兹在书中提及严复与章太炎就《社会通诠》展开了论争，问题的焦点是“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史华兹没有具体、深入地对严复、章太炎的思想交锋这一事实加以探讨，而是将两者的论争置于自己预设的框架里，即严复关注国家的富强是其处理社会学学理的前提。
在笔者看来，严、章在近代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对民族主义的关注，不仅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是塑造世界历史面貌的主要冲力（包括动力与阻力），更是因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最为密切。民族主义无疑是变革传统社会结构、促进其由传统走向近代最富有感召力的旗帜。章、严关于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关系的对话与交流明显地体现了两种学术氛围薰染下思想家不同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生发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国情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如何才能适度地保持学术与政治之间必要紧张的理性思考。而这种紧张所形成的距离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对西学的反省、对中国学术传统批判的广度与力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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