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氏兄弟诈骗案昭示“舍法求法”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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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全国的“时建锋诈骗案”一波三折。先是舆论聚焦偷逃公路通行费的罪与罚，再是时建锋爆出猛料声称自己只是“顶包人”。最新的消息是，其弟时军锋已于1月15日晚向警方自首。他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与“武警某支队两官兵”签署的合作协议。（《新京报》1月16日）

1月16日下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建锋诈骗一案时，存在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并决定对相关审判人员予以责任追究。

在司法程序上，“诈骗案”还有待再审还复公正，但另一宗“顶包案”却又待审判。至于时军锋的罪与罚，也有待侦查机关重新调查——由于牵连甚广，多少人将卷入此案以及将会有多少案中案和案外案被查出，还未为可知。

透过“时建锋诈骗案”，很多人看到了高额通行费下民生之艰。而笔者所感忧心的，还有司法公信流失，“舍法求法”当道。

所谓“舍法求法”，就是丢弃法律认可的手段去寻求合法的利益。时氏二兄弟，不管谁是真车主，他们偷逃通行费都不是初衷——他们的目的在赚钱。但勤劳却不能致富，依法却无法赚钱。时氏二兄弟用他们迄今为止的人生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于是，以购买假军牌手续偷逃通行费的方式来搞营运成为选项，并被付诸实践。

待到案发，兄弟俩仍然相信钞票和“关系”能够摆平这个案子。从现有的信息看，“顶包”案很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能够摆平这宗官司的“关系”掌握在弟弟手中，所以弟弟不能进看守所。只有让哥哥先顶着，弟弟才能利用他的所谓“人脉”把哥哥“捞出来”。

从时军锋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这么做的。从他捞人的经过以及他最终向警方自首的行为看，他对当地公安司法机关基本没有信任，主宰其选择的，均为生活经验带给他的潜规则。

比如，他相信钱能够买到军队的特权，钱也能够买到收费站的庇护，钱更可以捞出“顶包”的哥哥。所以，他不断使钱，甚至不惜借来高利贷慷慨地将90多万元交给一个陌生人——只因他开着警车，并声称能够为他“捞人”。

就在“捞人”失败之后，时军锋仍然不信任司法。自首之前，时军锋对记者表露，“我不想在平顶山自首，我想换一个地方自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哥要顶格判？判那么重！”他因信奉潜规则而接连失利，却仍不肯相信这世上还有法治。决定自首时，他仍在说，“我现在更相信记者。”

在对司法的不信任上，时军锋如此，时建锋也差不离。几日前时建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我现在翻供等于白翻供，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翻也翻不出去，在河南省都翻不出去。”这种近乎绝望的悲观让我们无语。时建锋、时军锋并不是什么特殊人员，他们是我们身边最最普通的陌生人。他们的相信与不信，代表了一大批社会底层人士的看法。法律本应保障他们合法经营，勤劳就能致富。但现实却是，不违法（超载、逃费、与管理者勾兑等）就无法赢利。“舍法求利”甚至“舍法求法”正是在这样的司法生态中，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选择。

我们很难将时氏两兄弟的“潜规则意识”，全部归咎于他们自身。现在看来错漏百出的“时建锋诈骗案”，居然经过了侦、控、审三方的多重审查，并最终以无期徒刑落判。制度设计中的三机关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也没能发现这重重疑点（或虽有发现却被人为忽略）。类似这般的每一例疏漏和失误，都是导致司法公信流失的重要原因。破解“舍法求法”当道，每一位警察、每一位检察官、每一位法官都应反思自身责任。（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