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叶尔姓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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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

1.锡伯族的源流和两次迁徙

关于锡伯族的源流问题，已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与满族同源说、与女真同源说、为蒙古的一支说和北鲜卑的后裔说。

著名锡伯族化工专家、族史学者何叶尔·李力认为，北鲜卑的后裔说是准确的，而且应当说是直系后裔。在史学家贺灵、佟克力所著《锡伯族史》和白友寒所著《锡伯族源流史纲》中也说明：“鲜卑人乃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系的一支，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草原广大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大部分匈奴西迁，鲜卑遂进入北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公元158～167年)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鲜卑族人逐渐南下，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以后又分裂为南室韦和蒙兀室韦，南室韦转化为锡伯，蒙兀室韦转化为蒙古。北鲜卑南下后仍有少数人留居故土，演变为锡伯族。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使她们保留了故鲜卑一些特征，如风俗、语汇和族名，形成了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扎兰陀罗河即绰尔河。又根据米文平《英雄民族的摇篮》一文记叙，1980年7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始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这两处遗址证明锡伯族在移到辽宁前，一直活动于古拓跋鲜卑地区，为拓跋鲜卑留下的遗民。

锡伯族早期居住在科尔沁草原。“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大体上在现嫩江以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

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这部分遗民延续了鲜卑的民族称号，以后称为室韦、席北、锡伯等，不过为不同时期汉语音的音变而已。以汉语拼音来说明，鲜(xian)、室(shi)、锡(xi)前一字母都属于舌音，卑(bei)、韦(wei)、伯(bo)前一字母都属于唇音，鲜卑语音与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时代译为汉文时，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又如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口语称自己民族为锡窝(xiwo)，窝与韦的发音很接近。又如现俄属西伯利亚为汉朝时期鲜卑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译为Siberia，也可译为鲜卑利亚。

再从语言学来研究，现在新疆的锡伯语仍保留有鲜卑语词汇。《日本研究》1988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鲜卑人东渡日本考》，文中谈到日本江户时代的私家史书《东日流外三郡志》上载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来民族，号称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就是“拓跋”。由于鲜卑族的影响，在现代日语中保留有鲜卑族词汇，这些词汇与新疆锡伯语发音很近似，说明现在的锡伯语保留有鲜卑语词汇。

再有从民俗方面，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有位农民供奉的“喜利妈妈”上挂有“铜兽”，这与鲜卑族的鲜卑兽是一致的。锡伯族的“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鲜卑兽是鲜卑族的图腾，是保护人们的神兽。

综合以上，从地理上的活动区域、语音、语言词汇和民俗四个方面，说明现在的锡伯族确系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2.锡伯族从北鲜卑故地辗转南迁盛京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早期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后来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与滞留的匈奴相融合，发展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晋时期发展为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拓跋鲜卑在公元3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个政权。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为后来隋唐更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锡伯族是没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鲜卑遗民的直系后裔。他们依然游猎于以“拓跋石室”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森林里。那么，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一百七十年。主要是在清朝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朝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

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农历9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新宾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但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8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的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

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编旗驻防与南迁情况为：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第二，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今辽宁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今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清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康熙大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两年后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

①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

②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

③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第四，南征云南与北返黑龙江屯垦。

征云南。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来，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断侵犯我云南普洱、东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反击，结果为缅军所败。

清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将军恒禄接上谕旨，便从盛京选派锡伯一千名精兵强将，于公元1769年农历4月初起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农历7月中旬抵达云南前线。经过交战、缅甸当局慑于大军威力，被迫与清军议和，锡伯官兵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据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锡伯一千名官兵，“阵亡之兵十二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锡伯族官兵在这次征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清乾隆三十五年农历1月6日，南征云南的锡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队撤回盛京。

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3.锡伯族从盛京西迁戍边

锡伯族拨来盛京(今辽宁沈阳)驻防六十年之后，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有一部分锡伯族从辽宁西迁到伊犁。锡伯族的西迁是整个民族中一个大事件，他们迁到伊犁之后，在开发大西北，保卫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以及保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历史记载，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外国势力又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并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但是，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因锡伯官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很有声望。奏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由塞外行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盛京所属锡伯官兵携家眷共四千余人，于农历4月18日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伊犁的艰难旅途。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沈阳，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农历8月24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8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荣，寒气凌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其眷属无法继续前进，便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第二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草木返青时再赶程前进。但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牲畜先后倒毙一大半，已无法继续前行。后经管带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给每户马一匹，计五百匹，驼一峰，计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10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继续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绕科齐斯山又继续行进，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受困多日，所剩口粮已供不应求，所借马驼也倒毙甚多，行走已极为艰难。这种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竟以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济。又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7月22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署，顶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戌边”壮举，正如清朝著名锡伯族诗人锡济尔珲的叙事长诗《离乡曲》所描写的那样：

坐上牛车出了关，骨肉分离不能还；每日只行数十里，不知何时才换班。

东望家乡泪不干，哪堪夏热与冬寒；历过千山与万水，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无法暂在乌城住，春融不敢再盘桓。

凄凄惶惶过一冬，同把行装密密缝；准备三春积雪化，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赶车人儿好熬煎；妇女嚎啕牛不走，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老牛车偏遇石头；儿女翻在车箱里，损腰折腿血交流。

嗳哟苍天快显灵，保我儿女到边庭；纵然受了伤与病，哪有医药来调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车都是牛；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

西迁的锡伯族同胞到达伊犁后，他们和当地各兄弟民族团结奋斗，为保卫边陲，抵御外来侵略，平定分裂主义分子，开发建设边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现在仍然灌溉着万顷良田，他们带去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边陲的农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业绩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已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每年的农历4月10日，是锡伯族纪念西迁的节日，这一天，在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同胞都要聚会，以各方式纪念东西两地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之情，遥相祝愿。而今时间虽已过去二百三十六年，东西两地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锡伯族同胞的情缘，确像绵延的伊犁河谷和涛涛的嫩江之水一样，源远流长。

新疆的锡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有全国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西迁不但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开发了边疆经济，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保住了锡伯族古老的文化。

4.锡伯族作为北鲜卑的直系后裔而沿续下来：

构成一个民族集团有它的特征，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会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民间创作、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的特点。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北鲜卑)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中心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迁大泽，即现在的呼伦贝尔湖地区，以后又离开故地继续南迁，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从拓跋鲜卑离开故地南迁，到现在已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祖国大地上朝代不断更迭，作为北鲜卑的遗民锡伯族，为什么仍能保留着鲜卑族的特征？如民族名称(锡伯实际是不同时期鲜卑的汉译音变)、鲜卑语词汇(现在新疆锡伯族语言中仍保留一些鲜卑语词汇)、传说、风俗习惯、图腾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鲜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数遗民，整个鲜卑族会由于入主中原融合于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部分遗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于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续保留鲜卑族的民族特征。

第二，清康熙年间将科尔沁蒙古所属锡伯族集体辗转移居盛京，虽大分散、小集中，但由于都在一个省境内，相互有来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锡伯族的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繁衍到十二万人，为全国锡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迁盛京，而分散于各省、市，锡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于其他民族中，而将特征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数千人戌边伊犁，到现在人口已增加到三万余人，居全国锡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西迁虽造成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但却完整的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保卫西陲的战斗中虽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牺牲，但尽到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建立了丰功伟绩。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征在旧中国忽视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依然能保留下来。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忽视民族政策，只承认全国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又加一句还有苗、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的锡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牢固维持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如每个家族每年举行一次集会，由年长者讲家史，并请喇嘛念会经，崇拜喜利妈妈，向长者问候只能用锡伯礼请安，不能用鞠躬礼代替，称自己的母亲一定用锡伯语称呼额娘，而不能称妈妈，绝对不许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锡伯人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满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国成立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民族。这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锡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都保留了显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很容易被做为一个独立民族而确认下来。西迁才使西陲有了锡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条件下，把锡伯族的特征完整的保存下来，两地的锡伯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得到兴旺发达，这也首先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于锡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再加上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才能经两千年历史长河，在沧海桑田和朝代不断的更迭中能保存下来这批古鲜卑遗民。

6.锡伯族的宗教：

锡伯族主要信仰喇嘛教。锡伯族居住于内蒙呼伦贝尔时已经信奉喇嘛教，随着民族迁往盛京，将喇嘛教也带到盛京(今沈阳)。沈阳市郊区的锡伯族村差不多都有喇嘛庙，如岳士屯喇嘛庙建筑得庄严肃穆，佛殿前后都有伟岸如盖的苍松，殿前有钟鼓二楼，有两位喇嘛，别村也大体如此。有佛事时都是几个村的喇嘛相互配合，凑够八人笙管笛箫乐器手才能配齐出一台经。

锡伯喇嘛经属北塔派，有别于黄寺派。《满族研究》1991.3期，赵志强《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一文对北塔法轮寺有详细论述。仅概括如下：北塔始建于崇德五年，法轮寺于崇德八年三月动工，顺治二年六月告成。改为“满洲喇嘛寺”始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初一日，谕曰：“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在彼处，宫殿俱在，且我满洲经现亦即将修成，理应建立满洲喇嘛寺一座，以弘扬黄教。在盛京，喇嘛寺院甚多。著将此寄信与弘响，于彼处喇嘛寺内择一略大者，作为满洲喇嘛寺……其空出之寺，彼处包衣牛录及八旗满洲、锡伯内若有愿为喇嘛者，或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作为喇嘛，照例得给钱粮。”还谕“于京师诸喇嘛内挑选善长于满洲经者二名，从速派往盛京，作为彼处达喇嘛，如同香山，教彼处满洲喇嘛以满洲经。”接得乾隆谕后，在盛京由将军弘响勘造寺院，挑取喇嘛并筹办供支事项。是年五月初五日，他奏称：“在盛京之喇嘛寺：实胜寺、长宁寺、东塔永光寺、南塔广慈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共喇嘛寺六座。其中，北塔法轮寺较他寺地势高且宽阔，似可作为满洲喇嘛寺”(摘自赵志强前文)。经乾隆批准，满洲喇嘛寺建立后，挑取的“满洲”喇嘛并不是满族人，都是锡伯人。作者认为锡伯族在呼伦贝尔时已信喇嘛教，因锡伯语大体上又与满洲语相同，所以“满洲喇嘛”寺变成锡伯喇嘛寺这也是特殊条件下促成的。又根据作者家乡岳士屯的传说，当年沈阳市喇嘛念经有两派，一派为北塔派，会满文经和藏经，另一派为黄寺派会蒙文经和藏经。凡锡伯族各乡喇嘛往往到北塔进行深造。不知从哪年始北塔大喇嘛俗家为岳士屯新房子何家，如“九一八”时大喇嘛为作者堂兄(远房)，作者父亲搜集锡伯族族源资料时，他曾协助翻译太平寺碑文，一直保留我处，在“文革”中损失，解放前喇嘛也姓何，论起来为作者侄辈。据说北塔与太平寺间有密切关系，北塔虽非家庙，但我乡一些锡伯族进沈阳市时，也可以住在那里。有关锡伯族信仰喇嘛教的活动如下：

供俸：锡伯族一些家庭除供俸佛、菩萨外，还供俸宗喀巴，佛前摆七宝，即水、水、花、香、灯、水、塔，不同于汉族只摆香炉。

开光：在春节前夕，佛龛和佛像都用黄色绫子遮起来，正月初五以后由喇嘛在佛前诵经后，黄绫子才能打开，称为开光。诵经时男主人和男孩子都要参加，跪在佛前。做一次开光佛事要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献给喇嘛几角钱几块钱不等。

顺星：正月初八为顺星节，每家用高粮米面做成佛灯，灯碗内加入豆油和彤草为灯捻，数量五十只或一百只，点燃后送往喇嘛庙，喇嘛在佛前迎接，敲磬、诵经和摩顶，时间不长。按宗教说法可在佛爷保护下，一年顺顺当当。

嘛呢会：在“九一八”以前每年一次，都是老年妇女，因有人赞助，花的钱也不多。佛事要连续几天，吃住在一起，有喇嘛念经。老年妇女除参拜外，只念一句真言，即啊喇呀叭噜－－唵吗呢叭嗒嘛哞，手持一百零八珠的念珠，念一句数一个珠。
念会经。这是一种家族儿童聚会，每年一次，一般在冬季。同祖的聚会，以主办家为主出费用，其他参加者少出一点。届时到庙上请十二本藏经，样式如折子但很大，谁家主办由谁家扛经头。请喇嘛出一台经，杀一口猪，以白肉血肠招待与会者。喇嘛念经要由白天到深夜，对待喇嘛凡成年人特别是四十岁以上的比较虔诚，孩子们主要是好奇，例如，晚间念经有飨鬼一段，这时作法事的喇嘛作出见鬼的表演，眼睛直盯地下，表示鬼来了，一手摇铃，一手摇用人头骨制的“波浪鼓”，然后向地下洒米，表示飨鬼。这时有的孩子想看又有点害怕。有时孩子们也学喇嘛开玩笑，例如喇嘛念经时用满语，其中有一段如两手捧物，孩子们就学他们那个动作，然后用汉语谐音，如“吃肥的、吃瘦的、就是不吃没肉的，金喳！金喳！”惹得轰堂大笑，只要长辈不在场，青年人是无所谓的，当然不能让喇嘛听见。

孩子们正式聚会是在夜里，参会的孩子年龄大约在７-15岁。在两间大屋子里，对面炕上都摆上桌子，孩子们围桌而坐，这时由族中长者向孩子们祝福。祝福后由孩子们自己做锡伯族的传统风味食品－－星星饽饽。是高粮米面的，用开水烫熟，然后搓成小球，用姆指和食指捏成围棋子大小的点心。这时长辈为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故意说“反话”，如说“要好好做饽饽，不要做猪八戒、孙猴、酒壶等”。这样一讲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这个做猪八戒，那个做孙猴，有的做酒壶，也有的做磨盘，千姿百态。孩子们还以制品互相比较，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这时长辈又出面了，向孩子们说“不要胡闹了，赶紧做星星饽饽”。于是大家又赶快做星星饽饽，做好后用猪油拌红糖来炒，每个孩子一大碗，香喷喷的，孩子们饱餐一顿后，这时已超过夜里12点，孩子们才余兴未尽地散去。次日喇嘛回庙，藏经仍由与会者扛回庙中，会经结束。

除以上这些佛事活动以外，每年春节都将拜喇嘛放在首位。锡伯族拜年有别于汉族，除夕一次，叫辞旧岁；初一又一次，叫贺新年。一般在除夕晚间属于同一祖宗的集中在一起，向祖宗叩头后整队前往喇嘛庙给“喇嘛爷”拜年。参拜九世班禅。从锡伯族喇嘛教信徒参拜九世班禅一事，既反映出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民族团结。在1931年张学良为加强民族团结，请九世班禅来东北讲经说法，先到沈阳市，在北市场黄寺喇嘛寺坐帐。锡伯族信徒纷纷前往参拜，我乡有十几名老太太联合前往，我的祖母参加了这一行动。乘火车到沈阳后，改乘有轨电车，到小西边门下电车，然后一步一叩头到黄寺，约三华里。到黄寺后参拜班禅大师，由班禅大师摩顶受记，并每人请班禅大师像一张，献大洋捌圆，我家一直保存一张，供于佛像傍，解放后遗失。当时村中成年人都谈论五族共合，也受一次民族团结教育。

总之在20年代末锡伯族主要宗教信仰为喇嘛教，老年人虔诚，中年人一般，老年人中老太太更为虔诚。记得祖母已七十几岁，每天用手巾擦一遍佛像，除上香外，早晚都面对佛像念一句“啊喇呀吧噜，唵吗呢叭嗒嘛哞！”然后趴到炕上向佛像叩头，叩头后站起来，重复一百零八次。早晚两次就二百一十六次，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祖母很少生病，到八十七岁高龄，无疾而终。

7.喜利妈妈崇拜：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传承之一，是锡伯族崇拜的庇佑人口兴旺和家宅平安的女祖先神。

根据祖辈讲述与调查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就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喜利妈妈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喜利妈妈的传说、喜利妈妈的祭祀物、喜利妈妈是俗信而不是迷信、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以及喜利妈妈崇拜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分别解说与评述。

⑴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

从锡伯历史与文化调查资料看，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既有原始宗教最初形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的传承，以及与此相关的萨满教，也有人认为宗教的佛教及其分支的喇嘛。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基础的改革，锡伯族人的宗教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仰习俗也有了新的变易。据锡伯族老人传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寺庙都扒除了，供奉的释迦佛、宗喀巴佛、关羽佛等早已没人信了，祖神(图腾)匣、喜利妈妈，却尽力保持着，有的人家现在依然供奉着。这就说明，在锡伯信仰习俗的思想观念中，对于奉为庇护本民族人口兴旺祖灵的崇拜，胜过其它所有崇拜的神灵。

⑵喜利妈妈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喜利妈妈崇拜，系锡伯族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又与萨满教相关联。察尔查布锡伯自治县《萨满歌》的发现，以及贺灵的《萨满教及其文化》论文的发表(见《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页203-346)，为喜利妈妈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首先，《萨满歌》中所反映的山林湖河名称，与喜利妈妈传说中的所讲到的地理环境，颇为相似。彼此均有互补性。如，《祈告、祝赞、祷告神歌》中，提到二十余个山林和湖河之名，其中的唐努山(在今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在蒙古国境内)、嫩江、松花江、阿尔坦淖尔等，都与古代锡伯族猎牧地有关。

其次，《萨满歌》里所出现的十余种动物图腾崇神，有的图腾如鹰崇神(安初兰)，今天尚有遗存。我到新民县调查，在张家屯乡乌牛堡子高姓(宫鄂哈拉)锡伯家里，就看到西墙上的祖神匣，匣里装的就是一只人格化了的大鹰崇神(这家主人说，他们家的祖先是“一只大鹰”)。这家也供有喜利妈妈；是图腾崇拜遗留与喜利妈妈崇拜并存。再次，《萨满歌》中提到了十余个祖先神灵，如伊散珠妈妈(锡伯族萨满祖师)，妈妈墨尔根(锡伯族萨满保护神之一)，在萨满教诞生之前，喜利妈妈崇拜，就已经出现了。

总之，从《萨满歌》的发现，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几个方面，都为喜利妈妈的研究，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

⑶喜利妈妈的传说喜利妈妈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喜利妈妈的具体形象是怎样的，查阅历史典籍，均无记载；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只能是要靠锡伯族自身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调查发现，人们讲述喜利妈妈的来历时，有误将佛朵妈妈以及大青、二青、乌鸦、黄狗救驾努尔哈赤的传说，讲成喜利妈妈的传说。这是不对的。喜利妈妈的传说，自有其传说在。根据锡伯族老人的讲述，这里简要介绍几个：

①在大兴安岭老家时，老先人以打猎采集为生，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喜利妈妈照看着。锡伯族供喜利妈妈，是求个吉祥，是保护小孩的(新民县三道岗乡佟家屯农民佟玉书讲述)。据55岁的佟玉书介绍，这是他太太给讲的，当时他九上岁；太太还给他起个锡伯族名，叫连成。这个传说虽很短，但却是较为完整的喜利妈妈传说故事的原型，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②聪明美丽、智慧勇敢的喜利姑娘，制服了旱魃。战胜了灾难，保护了锡伯民族繁衍，被尊为“喜利妈妈”。这个传说故事很长，只能讲讲简化的故事梗概。很久以前，在大兴安岭里活动着一支打牲部落，大人们打围采集去了，剩下孩子和老人留在洞里，由喜利姑娘和阿谋照看着。时光一天天过去，打围采集人未归。老人相继离开人世，只剩下喜利姑娘父女和九对童男童女。为了生计，喜利姑娘背弓挎箭，带着猎犬，上山打牲寻食。事不凑巧，遇上火山口喷火，接着又是百天大旱，整个山林草木都枯槁了，飞禽走兽都跑到远方去了，喜利姑娘父女和九对童男童女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危难关头，一白发老人指明了解救的生路。聪明的喜利姑娘，照着老人的指点，乘上仙鹤，乌鸦、喜鹊从旁保驾，直飞天宫，从玉帝那里借来了“捆魔锦带”。宝库守护官海尔堪(传说他是玉帝少子，专管下界牲畜之神)，又送她一条清凉玉带，以防魔火烧身。勇敢的喜利姑娘，从天宫回来，把清凉玉带往头上一扎，挟起捆魔锦带，直向火山口奔去，顶着热浪火舌，冲到火山口边，踊身一跃，跳进喷着火焰的洞中，锦带把兴妖作怪的旱魃，紧紧捆住，倒在洞底，死掉了。大火灭了，万物复苏了，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更加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锡伯族的九对童男童女得救了，老阿谋也活了下来了。

不过，喜利姑娘并没死，她把九种不同色彩的锦带，送还玉帝七种，就是雨过天晴挂在西天的赤橙黄绿青兰紫七色彩虹，把“天带”、“地带”留了下来，拧成一根绳拴在洞内，成为驱妖避邪、消灾免祸的传代宝绳。

后来，九对童男童女结成九对夫妻，组成九个小家庭，又各自生下九个儿子，九个姑娘。他们外出渔猎时，总把孩子装在皮口袋里，吊在天地绳上，以免野兽伤害。喜利姑娘主动为他们照看着，就这样照看了一代又一代。因为她保护锡伯族有功，尊称她为“喜利妈妈”，保佑锡伯人繁衍昌盛。直到今天，她还被锡伯族人供在西屋西北墙角上，(详见《沈阳锡伯族志》页227-238)。

③又一传说，喜利妈妈是两千年前锡伯族的祖先拓拔鲜卑的开国皇帝--成皇帝拓拔毛的救命恩人。如将此传说加以浓缩，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西汉宣帝地节年间，平陵侯范明友发现家奴毛毛脚心有五个红痣，便将毛毛视为真龙天子，叩头跪拜。夫人与其窃窃私语，欲将毛毛装入木笼囚车，押往京城请功。话被喜利妈妈听见。喜利妈妈将范贼夫妇密谋之事，告诉了毛毛，并对毛毛表明了身世：“你我都是鲜卑族拓拔氏人，十年前，范贼征北，俘我山民上千，归军中为奴，你祖辈世为酋长子，均被范贼杀害，我把你收为亲子，才免于难。”并叫他“起兵南征，雪此仇恨”。随帮毛毛越墙逃走。范明友发现毛毛逃走，便派亲兵追抓。毛毛钻进一村内柴洞，一只黄狗蹲在洞口，追兵没找到，收兵回府。范明友看没抓到，听军事谋算，又命马丁率伍原道追赶。毛毛来到茫茫草原，趴在一土坑内，经乌鸦遮挡，追兵又原路撤回。

毛毛回到大鲜卑山，被鲜卑部落推举为大可汗--大鲜卑国成皇帝。成皇帝选派精兵一队，亲自率领到范平陵侯府接喜利妈妈，不料喜利妈妈已含冤离世。成皇帝十分悲痛，颁照天下：

封喜利妈妈为福神，族人永远供奉；

封家犬为神犬，族人不得伤其身，食其肉。

此传说由锡伯族老人吴竹芳(78岁)口述，吴长春整理。上面列举三个传说，并略加介绍其故事梗概，意在说明一种观点，“喜利妈妈传说，自有其传说在”，保存在锡伯民族口头传承中，应该很好地发掘整理，以体现锡伯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很好地发掘、整理，历史上所造成的误传，应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扫除蒙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上的灰尘。当然这不单是一种观点而已，它还是锡伯族的民间文学瑰宝，对锡伯族的历史学、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⑷喜利妈妈的祭祀物：

上述传说，告诉人们，延续到今天，喜利妈妈是神话了的人，是锡伯族的女祖先。可是我们供奉的是具体的祭祀物，用它来表示意念中的抽象物。这样，对于起祭祀物，就有研究的必要。从祭祀物的制作结构来看，可分为天地绳和象征物两部分。天地绳是喜利姑娘留下的传世宝物，是结构的主体。它的制做很有讲究，要请子孙满堂、家中人口兴旺的两位老太太来做。就股绳从中间分开，用反劲往两头搓，长一丈九，或两丈九。两端各绑一个树杈，表示天地绳吊在两树之间，要有一定高度，孩子装在皮口袋(后演化为摇车)里挂在上面，不致被野兽伤害。天地绳上拴的象征物初为三种，即弓箭、箭袋、扳子。后增添到九件，除前三件外，还有嘎拉哈、布条、摇车、小靴子、铜钱、木锨等，大小在40厘米左右，用桦树皮制作。每件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生男孩往天地绳上挂弓箭、箭袋、扳子，象征孩子长大成为游猎的勇士、作战的骁将；生女孩往天地绳上挂布条，象征她长大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嘎拉哈象征新一代第一个男孩降生增加一辈人(借用嘎拉哈“背”的音)；靴子和大钱，象征当官富贵，木锨象征农业丰收等。喜利妈妈供在每姓的老院，当一户新家分出独立生活后，生了长子，为保佑孩子平安，另立喜利妈妈时，要举行隆重仪式，杀猪宰羊，款待客人。

⑸喜利妈妈是俗信而不是迷信综上所述，从喜利妈妈在锡伯族信仰习俗中的地位，喜利妈妈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喜利妈妈的传说，以及喜利妈妈祭祀物等几方面的论述，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喜利妈妈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习俗属性，与人为宗教主要指佛教及其分支喇嘛教如何区分的问题。

从辩正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观点观察问题，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意识形态。应该说，原始宗教、人为宗教都是如此，是不容置疑的。但细致分辨起来，喜利妈妈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习俗(以下只提喜利妈妈)与人为宗教主要指佛教及其分支喇嘛教(以下简称人为宗教)之间还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喜利妈妈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人为宗教则有，如佛教会。

第二，喜利妈妈崇拜的是自己民族的祖先神，在人们信仰的观念中并未把她推到至高位置；人为宗教则不然，它有特定的最高崇拜偶像，如佛教的佛，伊斯兰叫的安拉(几真主)等。

第三，喜利妈妈是自我的崇拜，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创造的痕迹；人为宗教则不同，它有创始人，成为支配信仰的权威，如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度教的耶酥，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等。

第四，喜利妈妈没有构成什么信仰体系，更没有形成什么学说；人为宗教则有其理论的哲学的完整体系，也有自成体系的经典。锡伯家庙“太平寺”里的锡伯族喇嘛，过去念有《甘珠尔经》等，但这与喜利妈妈无关。

第五，喜利妈妈崇拜没有什么可遵守的规约；人为宗教的教会则有严格的教规、戒约、圣训等。

第六，喜利妈妈崇拜只是习俗传承，根本没有什么专司人员；人为宗教则有其专职的执事人员，即所谓宗教职业者。

此外，人为宗教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有活动教服、神具、法器等，宗教意识十分明确自己是宗教的信徒，而喜利妈妈信仰习俗，全然不讲这些。这种区分，还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区分，在判定喜利妈妈崇拜特性上，限定了只能是在信仰习俗之内。喜利妈妈崇拜是俗信，而不是迷信。这样思考的理论根据是：

首先，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对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是“母系祖灵上升为神灵”的意识反映。据《中国通史》“先秦古代文化的创造”记载，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恶鬼)、怪，不得称为神。(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页190)其次，喜利妈妈是一位为了锡伯民族繁衍而向自然与社会所降临的大灾大难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英雄，所以锡伯民族信奉她为“女祖先”神。这种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迷信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再次，喜利妈妈是庇护保佑自己子孙后代的神灵，具有降福本民族的神秘力量。所以，每到过年，按习惯都给喜利妈妈贴“福”字，求个吉祥；也有贴对联的，如“供神喜生聪明子，俸圣永保寿男儿”。这充分反映了民族意识、信仰心理。这里看不出那种对于社会生活能产生消极麻痹作用的迷信的色彩。

⑹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调查发现，有些人分不清喜利妈妈与佛朵妈妈的区别。对于喜利妈妈崇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就有了与满族崇拜的佛朵妈妈进行区别的基础。现在就来讨论二者的不同之处。

①崇拜形象与其传说不同喜利妈妈的形象，有照看孩子的母亲，有保护孩子的喜利姑娘，有成皇帝拓拔毛的救命恩人。佛朵妈妈的形象，有吞朱果生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仙女佛库伦，有清太祖祀于明堂的孝完庄皇后，有援救过清太祖的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妾某氏，又有柳树神翁等。

②供奉位置及祭祀物结构不同喜利妈妈供在西屋西北墙角，也有与祖宗匣并列供在西墙祖宗板上的；祭祀物结构前面讲过，此处从略。佛朵妈妈供在门后锅台上边墙上，也有与祖宗匣并列供在祖宗板上的；有位无像，有一索子口袋，内藏五色线，长三丈二尺(《岫岩的满族》)，也有说“五色线绳长可六七丈”的，名曰锁。结构简单，与喜利妈妈结构有明显不同。

③祭祀方式不同喜利妈妈在过年时从口袋中取出，斜吊在从西北到东南的房薄上，贴黄挂线，也叫“美六裁”，型小(满族贴白挂线，型大)，贴“福”字或对联，烧香叩头，二月二收回，归还原处，这天吃荞面特赫勒。生男孩在大年三十晚上请出喜利妈妈时往天地绳上挂弓箭，象征孩子长大弓马箭法娴熟，狩猎与作战的能手和勇将。生女孩，往天地绳上栓布条，象征做衣物；姑娘结婚婆家要宗猪(足120斤)领牲，摘布条，家族人来吃祭肉，给婆家回一个后肘。谁家孩子患病，许愿立新喜利妈妈保佑，也使用祭祀猪，祭祀法与姑娘结婚使用猪相同。

满族的佛朵妈妈祭祀仪式市较为烦琐，有平日祭祀、春节祭祀和大祭三种。又自成体系。平日祭祀有挂锁、改锁。生男孩往索子口袋中的五彩绳上系一红布条，生女孩系一蓝布条。此即为挂锁。女孩子长大出嫁到婆家生第一个孩子后，婆家出两口猪，两坛酒，二斗黄米，姑娘抱孩子回娘家，把索绳上的布条摘下来，此为改锁。挂锁在小儿、小女四五岁时举行。早晨天刚亮时，小儿、小女跪在祖宗板前，家中老太太右手拿一碗，左手拿一香碟，香碟在小儿小女头上绕三圈，水向头上喷三次，口中祝告：“保佑小儿小女四季身强力壮，头清眼明，不得病不生灾，不长疮，不烂盖……”之后将二三尺长的五彩线挂在小儿、小女脖子上，下午日落前将五彩线取下，系在锁绳上。

④反映的历史时期不同佛朵妈妈反映的历史时代是满族爱新觉罗氏，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一代，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民族地方政权。这一历史时代始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再往上溯，就是神话中说的仙女佛库伦沐浴于长白山天池，吞朱果生了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赐姓爱新觉罗。有人认为实有其人，他就是元朝(公元1271-1368)所设斡朵怜(在今黑龙江依兰地区一带)万户府的第一任万户。此说如能成立，历史又前提二百至三百年。喜利妈妈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狩猎、采集的山林文化时代，结绳记事时期；有人说，锡伯族的喜利妈妈就是无文字时代的家谱，是很有道理的。具体年代，没有考证，要靠考古推算，起码在公元以前，距今二千年以上。拓拔鲜卑成皇帝得到喜利妈妈急救的传说，故事发生在西汉宣帝刘询地节年间(公元前69-66)，至今恰好两千年。由此可见，喜利妈妈反映的历史时期，比佛朵妈妈反映的历史时期要早1400到1600年。

⑺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作用对于锡伯族崇拜的喜利妈妈这种独具特色的习俗能够了解，并且有了与满族崇拜的佛朵妈妈相区别的基础，这就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依据。兹举两例：

第一、沈阳市新民县三道岗乡双庙子村关姓、佟家屯村佟姓于1987年从误报满族改回祖传锡伯族时，申请原由的头一条，就是“供喜利妈妈”，和湾泡子村关姓满族不同，他们是供索罗杆子。

第二、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对于要求回改锡伯族的申请，下去考察时虽然要从族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去考察，但着重点是看供不供喜利妈妈。双庙子关姓、佟家屯佟姓都是这样考察后才同意回改的。

纵观历史，无论是鲜卑民族，还是做为鲜卑后裔的锡伯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壮大中华民族的过程中，都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都是脱颖而出的民族。

从跖跋二世统一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到做为鲜卑后裔由东向西逐渐迁徙，由祖国的东陲到祖国的西陲，横跨整个中国，历经二千多年，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历经磨难，勇往直前。不但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创造和保护了本民族的文化。

至今，在清乾隆年间由盛京迁往新疆伊犁查布察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仍保留和使用着锡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查布察尔锡伯族人还为满族人保留了比较完整满族文字，如今满文历史文献的编译与整理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锡伯族学者。这，不能不说是锡伯族人的骄傲和自豪。
争鸣：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迄今为止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与满洲同源，都是女真族人的后裔”；另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即鲜卑族人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锡伯族与鄂伦春族同祖，源于辽国室韦族。

室韦族与鲜卑族同属东胡后裔，所以后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际上可概括为两说，即“鲜卑族说”和“女真族说”。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都兴智认为，锡伯族源于女真族，而非鲜卑族。其主要论据为：

1.从瓜尔佳氏谱牒看锡伯族与女真的关系：

锡伯族名称出现在史籍上的时间较晚，其早期见于记载的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尼雅哈奇；一个是超墨尔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记：“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其先有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奇迁席北，珠察由瓦尔喀再迁希昂阿济哈渡口。”《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令人欣慰的是，尼雅哈奇和超墨尔根现在都得到了家谱资料的印证。

家谱一，《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记载：“旧谱于1915年始修，1921年修成。内容有谱序、世系，记载瓜尔佳为满族巨族，八大家之一，族繁时有‘关朝之说’，居苏完者尤著。始祖居苏阿里乌喇达林苏完沃野阿拉哈哈达，其子三：佛尔和、尼雅哈奇、珠察，因鸮翎争气离居。长仍居苏完，次迁居西伯，三迁瓦尔喀。珠察六世孙索尔果为苏完部长，世系颇详。”

家谱二，《沈阳锡伯族志》“关氏谱书”记有始祖以下五代世系：

长房佛尔胡(此祖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

次房尼雅哈琪——尼堪达——郭端——多霍伦

——长子蒙库奔

——次子都都

——三子载锡

——四子塔什奔

三房珠琪——苏拉他——扎里达——阿奈——维罗墨尔根

家谱三，《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谱表前记：“我辈发源之处，名曰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由一祖所生三人：长兄名曰佛尔果，次曰尼(雅)哈奇，三曰朱撒。兄弟三人，经征大明时，长兄在束湾(尼)哈达住留(落户)，次弟曾(迁)往西伯(地方)，三弟朱撒(来)到西尔卡西口处驻防。”

《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所记的佛尔果，即《沈阳锡伯族志》的佛尔胡、《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佛尔和；尼(雅)哈奇即尼雅哈琪；朱撒即朱琪、珠察。经仔细核对，《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世系表的前五代与《沈阳锡伯族志》皆合，只是《沈阳锡伯族志》把尼雅哈琪的五世长孙蒙库奔都督官衔错译成“次子都都”，因而把次子译成三子，三子译成四子。两谱在翻译满文原底时使用了同音和音近的不同汉字，二谱所记完全相同。

家谱四，在大连发现超墨尔根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该谱书系光绪六年由满文原底译成汉文，其满文原谱始修年代不明。《锡伯族关氏谱书》前面写道：“原兄弟三人，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族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衔。之子名奇拉浒，巴图鲁衔。之长子名达吉伦，都督衔；次子名万，都督衔；三子名占，都督；四子名额尔吉马，都督……”

关于超墨尔根，以往学者们受史料的局限，不得其真解，多认为是指地名。或以为“超是‘超越’之意，超墨尔根就是离墨尔根(今嫩江市)还要远一些的地方。”因而解释为“锡伯族人是甘河上源嘎仙洞人的后裔”；或以为“超是绰儿河，墨尔根即今之嫩江”；或以为超墨尔根意为“嫩江出叉的地方”。其实“超”应是人名。墨尔根，女真语“善射者”、“神箭手”、“贤者”之意，《锡伯族关氏谱书》作“莫勒根”，满语或译作“墨尔根额”、“佛尔恭额”。蒙语发音与女真语同，汉译《蒙古秘史》作“蔑尔干”。《锡伯族关氏谱书》把“莫勒根”译成官衔是不妥的。“莫勒根”与“巴图鲁”加在人名之后是一种称号。超墨尔根是人而不是地名，《锡伯族关氏谱书》所记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即应是清太宗所说的“席北超墨尔根”其人。

2.玉军汗与尼雅哈奇：

对照以上谱牒资料，《锡伯族关氏谱书》所记一世玉军汗与尼雅哈奇应是一个人，理由是：

⑴他们的始祖原籍是一个地方：

沈阳谱记佛尔胡“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作“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多尔济满语意为“内”，逼拉意为“河”，束湾哈达即苏湾哈达。内河当为苏湾哈达附近之小河名。苏湾又作“苏瓦延”、“刷烟”、“苏斡延”、“苏完”，系满语，意为黄色。哈达是满语“山峰”、“山岗”、“山岭”之意。苏湾哈达即黄色的山岗。《吉林通志》第二十卷记载：“苏斡延岗，(吉林)城西一百六十九里。”其地在今吉林省双阳境内。《锡伯族关氏谱书》记“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苏苏是满语“故乡”之意，刷觇河是“苏瓦延河”、“刷烟河”、“苏完河”之异译，即今双阳河，札汉多宽当指双阳河流域的小地名。双阳河是明朝女真苏完部活动中心地区，双阳即苏完之音转。各谱所记虽略有不同，实际指的是一个地方，即今吉林省双阳。《锡伯族关氏谱书》没有详记“三兄弟”的名字，但“原兄弟三人在彼处离散了”一句即应是指佛尔和三兄弟分离之事。从行文看，原谱的前面很可能是残缺了。奉御是明朝的官衔，玉军汗很可能是其后裔私谥的汗号。玉军汗是三兄弟之中居锡伯族的一世祖，与尼雅哈奇当为同一人。

⑵尼雅哈奇和玉军汗的后裔同为锡伯族当中显赫的家族：

从《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看，尼雅哈奇的四代孙多伙伦、五代孙蒙呼奔、六代孙尼雅尼雅哈等皆得封都督；《锡伯族关氏谱书》玉军汗四代孙达吉伦、万、占等亦皆封都督，五代孙卜克蝉、六世孙巴本、七世孙札拉胡七皆有贝勒衔。都督是明朝赏赐给女真羁縻卫所上层分子的最高荣誉官衔，官一品。贝勒即女真语“勃极烈”的音转，意为“大官人”。在同一锡伯族部族中绝不会有两个同姓家族同时得封都督之职(而且都是从第四代开始)。两相对照，超墨尔根一支尤为兴旺，直到第七代还有贝勒之衔，所以清太宗称锡伯族人为“席北超墨尔根之裔”。

⑶尼雅哈奇和玉军汗是同时代的人：

从两支人的世系来看，发展的也比较平衡。《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尼雅哈奇的弟弟珠察七世孙索尔果后来又回到原籍作了苏完部的部长，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同其子费英东率五百户投奔了努尔哈赤。索尔果的孙子鳌拜是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其后裔的家谱最近也被发现。现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鳌拜后裔家谱、《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锡伯族关氏谱书》作一简单谱表比较如下：

世次　《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　《锡伯族关氏谱书》　《珠察鳌拜谱》

１　　　尼雅哈奇　　　　　　　　　　　　玉军汗　　　　　　　珠察

２　　　尼卡达超　　　　　　　　　　　　莫勒根　　　　　　　索尔达

３　　　多伦奇　　　　　　　　　　　　　拉浒巴图鲁　　　　　王札拉达

４　　　多伙伦(都督)　　　　　　　　　　达吉伦(都督)　　　　莽喀尼

５　　　蒙呼本(都督)　　　　　　　　　　卜克蝉(贝勒)　　　　罗罗墨尔根

６　　　尼雅尼雅哈(都督)　　　　　　　　巴本(贝勒)　　　　　常喀尼墨尔根

７　　　宁山罕　　　　　　　　　　　　　札拉胡(贝勒)　　　　索尔果

８　　　八百　　　　　　　　　　　　　　图门　　　　　　　　卫齐

９　　　倭正(倭扬)　　　　　　　　　　　吠拉马　　　　　　　鳌拜

１０　　布尔他(布尔坛)　　　　　　　　　张一图　　　　　　　多吉里

１１　　乌力呆(吾尔代)　　　　　　　　　三七　　　　　　　　格尔坠

１２　　额尔新　　　　　　　　　　　　　撒伦太　　　　　　　苏合那

１３　　关保　　　　　　　　　　　　　　宁保　　　　　　　　虎尔敏

１４　　关依　　　　　　　　　　　　　　那吉平　　　　　　　金龙顺

１５　　和春厄　　　　　　　　　　　　　关希金　　　　　　　金福

１６　　公讷春　　　　　　　　　　　　　关文国　　　　　　　金永成

１７　　关裕新　　　　　　　　　　　　　关吉龙　　　　　　　金中堂

１８　　关俊彦　　　　　　　　　　　　　关世明　　　　　　　金洪礼

１９　　关鹤田　　　　　　　　　　　　　关永贵　　　　　　　金玉普

２０　　关大任　　　　　　　　　　　　　关明佳　　　　　　　金福元

２１　　关继铮　　　　　　　　　　　　　关德全　　　　　　　金国□

２２　　关延山　　　　　　　　　　　　　　　　　　　　　　　金兆□

从表中不难看出，三支人发展基本平衡，世系达二十二代之长。日本学者岛田好在《锡伯族卦尔察部族考》一文中，根据尼雅哈奇是费英东七世伯祖的世系关系考证，认为尼雅哈奇从苏完部迁锡伯族的时间在清朝开国(公元1616年)前二百年左右，即明成祖永乐晚年。其实，岛田好是按每代三十年计算的，似嫌太长，以每代二十五年计较为合理，则二十二代为五百五十年。从现在上溯五百五十年，为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松花江流域女真族各部重新分化组合的时代。当时蒙古军师也先进犯京师，脱脱不花侵辽东。在动乱中，海西等部女真族上层分子“率死于也先之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尼雅哈奇之迁锡伯族应和这一历史背景直接有关。从玉军汗的五世孙起有贝勒之称，这应是锡伯族首领归属科尔沁蒙古之后的称号(沿用女真族人勃极烈之称)。从玉军汗到五代孙实则历四代，约一百年的时间，若玉军汗迁锡伯族在公元1447年前后，则其五代孙称贝勒当在公元1547年前后，这与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科尔沁蒙古东迁嫩江流域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明朝锡伯族部族的首领是出自女真族苏完部瓜尔佳氏的一支，即尼雅哈奇及其后裔，他们的祖居地是今吉林双阳。尼雅哈奇是今天沈阳、开原、大连等地锡伯族关姓的祖先；尼雅哈奇的长兄佛尔和、弟珠察的后裔后来都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尼雅哈奇至少有两个儿子，其中以超墨尔根一支为最盛，尼卡达(尼堪达)一支略次之。

3.从其他家谱和姓氏看锡伯族源考察：

都兴智指出，确定一个民族的族源，仅仅弄清其上层人物(王室、汗室)的族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考察其民族绝大多数成员的族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比较合乎事实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对锡伯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掘和整理档案资料，搜集口碑资料和文物资料。谱牒是重要的文物资料，沈阳、大连、新疆等地现在都搜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谱牒，除瓜尔佳氏之外，还有其他姓氏的家谱，这些谱牒资料为探讨锡伯族族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沈阳发现的锡伯族《完颜家系谱》记：“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游牧时代，无事迹可考，实为黄色民族，世称亚细亚民族，又谓蒙古利亚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

这里除了把蒙古利亚人种误成蒙古利亚民族，东胡和肃慎概念相混淆外，明确地记载他们就是金国时期女真的后裔。锡伯族人原来的姓与女真族人一样，也叫做“哈拉”，姓的分支称“莫昆(木昆)”。据查，清朝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七十四个八旗满洲姓氏之后都记有“康熙时从科尔沁撤回之人”，这无疑就是指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从蒙古科尔沁拨出来的锡伯族、卦尔察和部分达斡尔人。其中锡伯族六十九个牛录、卦尔察族十个牛录、达斡尔族五个牛录。现在虽然无法分清这七十四个姓氏各属哪个民族，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锡伯族人的姓氏应不容置疑。

据现有的家谱资料证明，锡伯族人的姓氏还有约二十个与上述七十四个不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的八旗满洲其他姓氏同，加在一起约九十几个，这与锡伯族“原有九十余个哈拉”的传说相符。

据《锡伯族简史》记，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共有二十九个哈拉，四十六个木昆，四十个汉姓。其中徐、刘、藏三姓原来的哈拉不清，实则只弄清了二十六个哈拉。在这二十六个哈拉当中，永妥里氏是由于氏族内部矛盾纠纷从英妥里氏中新分出的氏族姓，图木尔齐氏是从图克色里氏族中分离出来的。这样，得其原始哈拉二十四个。沈阳地区现据家谱资料查到三十几个哈拉。把两地区锡伯族人的哈拉进行核对，除去重复者，共得四十个。试将这四十个哈拉与满族的哈拉列表进行比较：

锡伯族姓氏　　　　　　　满族姓氏　　　　　　　　　　金国女真姓氏

瓜尔佳氏(关、管)　　　　　瓜尔佳氏　　　　　　　　　　　夹谷、古里甲氏

吴札拉氏(吴)　　　　　　　兀札拉氏

哈斯胡里氏(韩)　　　　　　哈斯呼理氏

安佳氏(安)　　　　　　　　安佳氏

那拉氏(那)　　　　　　　　纳喇氏　　　　　　　　　　　　纳兰氏

伊尔根觉罗氏(赵)　　　　　伊尔根觉罗氏

宁武图氏(刘)
胡西哈里氏　　　　　　　　瑚锡哈理氏

托库尔氏(陶、拓)

伊拉里氏(伊)　　　　　　　伊拉理氏　　　　　　　　　　　移剌氏

额尔克勒氏(鄂)　　　　　　鄂勒绰罗氏

富察拉氏(付)　　　　　　　富察氏　　　　　　　　　　　　蒲察氏

札库里氏　　　　　　　　　扎苏里氏

杨吉尔氏(杨)　　　　　　　杨佳氏

巴雅拉氏(巴、白)　　　　　巴雅拉氏

郭洛佳氏(郭)　　　　　　　郭洛佳氏

郭尔佳氏(郭)　　　　　　　郭尔佳氏

苏木尔氏(苏)　　　　　　　舒穆鲁氏　　　　　　　　　　　石抹氏

温都尔氏(温、文)　　　　　温都氏　　　　　　　　　　　　温敦氏

韩吉利氏(韩)

翰雅拉氏(韩)　　　　　　　哈尔拉氏

郭罗罗氏(郭、国)　　　　　郭罗罗氏

何叶尔氏(何、贺)　　　　　赫叶勒氏

图克色里氏　　　　　　　　图色理氏

觉罗氏(肇、赵)　　　　　　觉罗氏

孔果尔氏(孔、巩)　　　　　孔果络氏

华西哈尔氏(华)

果尔齐氏(郭、高)　　　　　果尔吉氏

札思胡里氏(礼)　　　　　　札思瑚理氏

吴雅氏(吴)吴雅氏

付佳氏(付)　　　　　　　　付佳氏

卜占那氏(卜)

卜库索里氏(卜)

英图里氏(英、永)

赫舍里氏(康)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

布尔察氏(卜)　　　　　　　布尔察氏

格齐勒氏(葛)　　　　　　　格齐勒氏

完颜氏(王)　　　　　　　　完颜氏　　　　　　　　　　　　完颜氏

何舍哩氏(胡)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

白雅拉氏(白)　　　　　　　巴雅拉氏

从表中可以看出，锡伯族四十个姓氏中有三十三个与满族姓氏相同，占82.5％，有的姓氏则与金国女真族人的姓氏一脉相承。其中与满族不同的七个姓氏，已知卜占那氏是个蒙古姓，其它六姓有三种可能：一是像图木尔齐氏、永妥里氏一样，系后分出的氏族姓氏；二是原哈拉在汉译时用了不同的汉字；三是达斡尔人的姓氏，因当年锡伯族人南迁盛京时有五个牛录的达斡尔人在内，他们的后裔都融合在锡伯族之中。

都兴智认为，谱牒资料绝非向壁虚构，姓氏有着比较牢固的稳定性，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动的。在现有的四十个锡伯族姓氏中，没有发现一个与鲜卑的拓跋、宇文、慕容、长孙、独孤等姓氏相同或音相近者。据此，只能得出锡伯族源出女真的结论。所以，仅据锡伯族与“鲜卑”音近，而把一个80％以上姓氏与满族姓氏相同的锡伯族说成是鲜卑的后裔是实在无法使人信服的。

4.从语言和习俗看锡伯族源：

语言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对锡伯族语言进行历史考察也证明其族源是女真而不是鲜卑。关于锡伯族的语言，清人博明希哲的《西斋偶得》记“其语言近于满洲”。《侍卫琐记》则说锡伯族语“非清非蒙”。据语言学家研究认定，锡伯族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语支，应与满语同源于女真语。在现在查到的锡伯族口语中，也多与满语相同。

持锡伯族源于鲜卑说的学者认为：锡伯族人原来说的是蒙语，归清后改说满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语言。对此，已有学者论证其不可能。

都兴智认为锡伯族人虽然在明末清初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从他们的上层分子还自称贝勒来看，说明仍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政治上、居住上的相对独立就决定着他们绝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语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锡伯族人原来说的是女真语，隶属科尔沁后，受蒙语的一定影响，其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满语基本相同又有一定区别，所以在外族人听来才会有“非清非蒙”或“其语言近于满洲”的印象。

从习俗来看，锡伯族与满族相同而又异于东北其他各族的风俗有四：

其一，锡伯族和满族都忌食狗肉。他们平时都不戴狗皮帽子，不铺狗皮褥子，这种禁忌最早是出于对狗的珍爱。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锡伯族和满族的先世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为了自身的生存，长年出没于山林之间，狗是他们狩猎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加之狗又有忠于主人的本能，所以他们特别喜爱和珍重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忌食狗肉和不用狗皮的习俗。

其二，锡伯族和满族都有以活马祭祖的习俗。锡伯族的男祖先称“海尔堪玛法”，供在西屋外的西墙上，墙上有龛，内放祖宗匣子。逢年过节，叩头礼拜，还要把自家心爱的好马献给祖先。祭祀时先用羽毛或红布条系在马尾上，然后将马牵到神位前，表示供祖先骑用。献给祖先神位的马不准妇女骑乘。满族的男祖先供在西屋内的西墙上，也有祖宗匣。年节时除杀猪祭祖外，也有祭马的仪式。祭祀时挑选一匹雄健的公马，牵到祖宗神位前，由本家族的萨满用满语褥告。这匹马被称作“祖马”，不但不许女人骑乘，而且拉车时也不准女人坐车。

其三，锡伯族和满族都有祭祀生育女神的习俗。满族人祭祀的女祖先叫“佛托妈妈”，俗称子孙娘娘。它是一个用布或纸做成的口袋，内装一条长三四丈的五彩丝绳，绳上拴布条，俗称子孙绳。有的在口袋里还装有一个裸体的女性木偶。佛托妈妈口袋平时挂在祖宗神位之旁，过年时将子孙绳扯出，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拉到门外。佛托妈妈是满族先世对生育女神的崇拜。“佛托”是女真语，满语“佛我”即“佛托”之音转，意为女性生殖器。在吉林省珲春曾发现一女性木偶，腹下刻有象征女阴的菱形符号。

都兴智认为，佛托妈妈就是最早的女阴崇拜。锡伯族的女祖先称“喜利妈妈”，其形制基本与佛托妈妈相似，只是有的彩绳上除拴布条外，还拴有小弓箭、猪羊距骨、摇车、铜钱等物。年三十将长绳扯出，一头拴在屋内西北角，一头拴在东南角。据有的锡伯族老人讲，祭祖时也比较神秘，平时喜利妈妈的口袋也不许乱动。

都兴智认为喜利妈妈和佛托妈妈就是一种神的不同叫法，理由是：虽然彩绳上所拴的东西和绳子拉扯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其形制、祭祀时间、方式大体相似，都是一种没有文字记载的最原始的宗谱。“喜利”是锡伯族语“延续”之意，“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孙繁衍的神灵”，与佛托妈妈一样，也是生育女神。

其四，锡伯族和满族都以柳树为生育保护神。锡伯族把自身的繁衍与柳树联系在一起，供奉柳树神翁，锡伯族语称“佛多霍玛法”。他们把柳树神视为保护降生的神灵，用柳板制做小孩摇车，婴儿夭折，用柳枝捆绑。成人死后，在坟上插柳枝，或用柳木杆挑招魂幡。这和满族称佛托妈妈为“柳枝娘娘”是一脉相承的。满族人认为柳树就是他们的祖先，称佛托妈妈为“柳枝求福之神”。满族人当中流传着柳枝、柳叶变成祖先的传说，在祭祀佛托妈妈时，常常是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拴在柳枝上。

5.锡伯族部民构成：

都兴智经过考证认为，明末清初，锡伯族人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以南至嫩江下游、洮儿河流域和今吉林省扶余县一带，构成该部主要部民的女真族人是本地土著，还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这也可以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其它谱牒资料互相印证。经查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从科尔沁撤回之人”有传者共二百八十七人，其中世居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的最多，为八十一人。其次是世居白都讷(今吉林扶余伯都讷)者，为七十二人。世居哈达地方(今辽宁开原东哈达岭)者为二十三人。世居苏完(今吉林双阳)者十八人。其余还有世居松花江地方者七人，长白山者七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敕修于乾隆九年，当时锡伯族人早已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喇三城迁往盛京和北京等地，故所谓“世居之地”当指锡伯族人的祖居地，而不是新迁地。

从家谱资料看，沈阳锡伯族瓜尔佳氏宗谱记：“原居吉林伯都讷磋草沟人氏”、“原籍伯都讷城属界错草沟驻防”；哈什胡里氏家谱记：“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何叶尔氏家谱记：“始祖原为妹妹江齐齐哈尔达尔札齐人”；宁武图氏家谱记：“始祖藤格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讷各地”；伊尔根觉罗(赵)氏家谱记：“先世系长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氏”；安姓家谱记：“原籍英城子(今吉林英城子)”；吴姓宗谱记：“我吴札拉(昊姓)，原系伯都讷磋草沟锡伯族人也”。可见绝大多数锡伯族人都是伯都讷和松花江流域的土著女真族人，少数来自嫩江流域，这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构成锡伯族部的主体部民应是元明时期的海西女真族人。从一个部落有九十多个姓氏来看，该部应是由许多海西部落遗民逐渐迁徙而构成的一个新的部落群体，该部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明英宗正统年间。

都兴智认为，由以上论述可以证明，杨宾《柳边纪略》记锡伯族“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满洲源流考》记清太宗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乃济陀音二世传》记康熙帝对活佛说：“(科尔沁)那里有我们满洲人锡伯族、呼勒沁(卦尔察)部落”都是可信的。需要说明的是，清太宗既称“我与尔(锡伯族)之先世本是同源”，又在天聪九年上谕中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多数学者认为，“诸申”就是女真，太宗在这里称超墨尔根之裔是女真，而不承认满洲等部落是女真，这与“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都兴智认为，其实这完全是曲解了“诸申”一辞。“诸申”在这里并不能作为族称女真来理解，而是有“属部”、“部曲”、“臣仆”之意。锡伯族部当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是科尔沁的属部，故称其为诸申。

最后，关于锡伯族的族称，都兴智教授赞同“莝草”一说，因在锡伯族人的家谱中多记有“伯都讷错(磋)草沟”这一地名。

“错草”、“磋草”即“莝草”之异写。先是以地貌特征命地名，然后以地名命部落之名，之后成为族名，最后有成为姓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