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姓迁徙分布

吉祥天

迁徙分布：
1.汉族刘氏在日本：

日本是两汉时期刘氏族人较早到达的海外地区之一。

据日本史籍记载，刘氏最早到达日本是在两汉时期。当时，中国与日本有使节往来，到东汉初期，日本还派使节到中国朝见，汉朝光武皇帝刘秀就曾赐给日本天皇“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从该时候开始，就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

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

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当年曹氏灭汉建魏，汉献帝刘协被魏文帝曹丕贬为山阳公，建都山阳郡下的浊鹿城(一名青阳城，今河南修武)。阿知王在这时也随东汉皇室遗民便从洛阳徙居浊鹿。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

日本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倭历5月1日召集旧臣商议对策。刘阿知说：“我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遂决定率其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两千零四十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九年倭历9月5日来到日本。

阿知王到达日本后，被日本天皇赐号东汉使主，奉命定居于大和国高市郡桧前村。在今天日本的奈良县桧前村和冈山县仓敷市妙见山顶，现在都有“阿知宫”，是后人祭祀阿知王的场所。

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氏、郭氏、李氏、多氏、皂氏、朱氏、高氏等七个姓氏。阿知来日本后，又奏请日本天皇，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因人多地狭，日本天皇政府又将他们分置各地。

日本大化《新撰姓氏录》记载，阿知使主的儿子刘贺都，后被日本雄略天皇赐姓为直，子孙因此以直为姓。他的儿子山木直，是兄腹祖也，本名山猪；次志努直(一名成努直)，是中腹祖也；次尔波伎直，是弟腹祖也。其中，山木直又是日本民忌坟、桧原宿祢等二十五个姓氏的共同祖先。尔波伎直则是山口宿祢等八个日本姓氏的共同祖先。志努直的后裔后来也衍生出数十个日本姓氏。

在《新撰姓氏录》中，还记载有如下出自刘氏的日本姓氏：

文宿弥氏，出自汉高祖皇帝刘邦之后鸾王。

文忌寸氏，与文宿弥氏同祖，是宇乐古首之后。

武生宿弥氏，与文宿弥同祖，是王仁孙阿浪古首之后。

伊吉连氏，出自长安人刘家扬雍。

本津忌寸氏，东汉灵帝刘宏第三世孙阿智使主之后。

常宗忌寸氏，出自东汉孝献帝刘协第四世孙山阳公。

丹波史氏，东汉灵帝刘宏第八世孙孝日王之后。

桑原村主氏，出自汉高祖刘邦第七世孙万德使主。

下村主氏，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七世孙慎近王。

坂上大宿弥氏，出自东汉灵帝刘宏之子延王。

桧原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是都贺直之孙贺提直之后。

内藏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四世孙东人直之后。

册品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四世孙黄直之后。

平田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四世孙色夫直之后。

佐太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三世孙兔子直之后。

谷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四世孙宇志直之后。

亩火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三世孙大父直之后。

樱井宿弥氏，与坂上大宿弥氏同祖，为都贺直第四世孙东人直之后。

高村宿弥氏，出自鲁恭王刘余之后青州刺史刘琮。

台忌寸氏，为汉孝献帝刘协之子白龙王之后。

桧前村主，出自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

若江造氏，出自东汉灵帝刘宏苗裔奈率张安力。

桑原直氏，与桑原村主同祖，都是汉高祖历帮第七世孙万得使主之后。

真神宿弥氏，出自汉福德王。

丰冈连氏，出自高祖刘邦苗裔伊须久牟治使主。

下日佐氏，出自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之后。

火抚直氏，为东汉灵帝刘宏第四世孙阿知使主之后。

河内忌寸氏，汉孝献帝刘协之子鲁国白龙王之后。

志贺忌寸氏，出自东汉孝献帝刘协之后。

台直氏，出自汉释吉王之后。

八户史氏，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孙汉章帝刘炟之后。

高安造氏，与八户氏同祖，为汉尽达王之后。

春井连氏，与下村主同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七世孙慎近王之后。

河内造氏，与春井连氏同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七世孙慎近王之后。

武丘史氏，与春井连氏同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七世孙慎近王之后。

广原忌寸氏，出自汉孝献帝刘协之子汉孝德王之后。

池边直氏，阿知王之后。

火抗直氏，阿知王之后。

栗栖直氏，阿知王之后。

凡人中家氏，与山代忌寸氏同祖，白龙王之后。

志贺穴太村主氏，东汉孝献帝刘协之子美波夜王之后。

尾津直氏，汉高祖刘邦第五世孙大水命之后。

作为汉朝皇族的刘氏移民日本一事，在日本史书《日本书记》、《古语拾遗》、《续日本纪》上都有记载，因此应属历史事实(当然在一部分日本史学家中，对此事还存在着较大的怀疑)。这部分刘氏族人拓殖日本后，大都没有继续使用“刘”的姓徽，而是完全融入了日本的大和民族，衍变成新的日本姓氏。

刘氏族人移民日本，带去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极大的促进了日本文明的发展。因此，他们以其固有的文化素质，很快成为日本社会中地位尊高的新贵族。如阿知使主的儿子刘都贺就将当时中国的纺织技术传入日本，他因此被称为都贺王。

到了日本朱雀天皇时代(公元930～946年)，阿知王后裔、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十五代孙大藏春实(此据日本原田家谱，而日本高桥家谱则说春实是刘邦第三十九代孙，尚待考证)官任征西将军，为平定当时日本发生的“天庆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日本朱雀天皇天庆三年(公元940年)倭历5月3日，受到天皇的巨大嘉奖和赏赐，被赏赐锦御旗、皇族纹章、军配。当此之时，这支刘氏皇族后裔"恩宠伟大，威势极盛"。自从大藏春实之后，大藏家族一直任长门守、太宰大监等显要职务。

当年刘阿知归化日本后，被赐姓为“东汉使主”。到日本仁德天皇六十年(公元372年)倭历4月8日，阿知的后裔被赐姓“坂上”，再到日本雄略天皇十六年(公元471年)倭历10月1日，阿知的后裔又改赐姓为“大藏”。

大藏春实因功被封为征西将军后，曾在日本九州原田筑城。此后，他的后裔就世代居住在原田城。到日本天承元年(公元1131年)，这支居住在原田的刘氏后裔正式以原田为姓，形成今天日本社会中的著名姓氏——原田。

到如今，原田家族已传衍到刘邦的第九十三代。这支源出中国刘氏的日本原田家族，在日本九州福冈市建立了汉太公庙。他们至今保存着代代相传的族谱，注明自己的刘邦的后裔，而且按照传统的礼节到太公庙对刘邦等刘氏远祖进行定期祭祀。

据刘邦第七十一代孙、日本高桥通泰先生提供的《岛田高桥家系图》记载，这支加入日本大和民族的刘氏后裔，传到大藏春实的第九代孙大藏种直，生有五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别形成五个新的姓氏：太郎大藏赖种，移居高桥城，以高桥为氏，后裔形成今天日本的大藏(姓)高桥氏；次郎大藏幸种，移居江上城，以江上为氏，后裔日本的大藏江上氏；三郎大藏种雄，以秋月为氏，是为大藏秋月之祖；四郎大藏种成，分居原田城，以原田为氏，后裔形成日本的大藏原田氏；五郎大藏种景，以波多江为氏，成为大藏波多江氏的开姓始祖。到今天，由中国刘氏繁衍而成的日本高桥氏，已传到刘邦的第七十三代。

日本大藏高桥氏岛田高桥家族世系表如下：

东汉献帝刘协→石秋王→阿智王(阿知使主)→阿多倍(高尊王)→山本直→高市大领→桧前领主→家主→泉→横佩→岩三→村主→大藏春实→大藏种光→大藏种材→大藏种资→大藏种连→大藏种持→大藏种茂→大藏种忠→大藏种直→高桥赖种→高桥泰种→高桥时种→高桥经种→高桥祐种→高桥光种→高桥义种→高桥持种→高桥教种→高桥政种→高桥长种→高桥鉴种→高桥统种→高桥统昌→高桥义种→高桥义宗→高桥昌行→高桥胜昌→高桥昌德→高桥元治→高桥元胜→高桥富昌→高桥昌治→高桥晃→高桥章仁、高桥正尚、高桥通泰、高桥正刚(生于日本天皇裕仁昭和七年，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

日本刘氏成员除上述完全融入大和民族并改为新的日本姓氏都外，还有一部分则继续保持着“刘”这个姓氏血缘徽标，成为真正的日本刘氏。

这一部分日本刘氏，主要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打开后因留学、经商、做工、避难等原因移民到日本的华人华侨中的刘氏成员。这些刘氏成员，有的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有的还坚持保留有中国国籍，他们大都还保留有比较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如近代华人刘庆云，现任日本《新交流》杂志总编。



2.百济国的覆亡——中倭白江口海战：

朝鲜半岛在公元一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

到公元六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被中国隋、唐王朝大举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倭奴国结成同盟，而大唐王朝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

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农历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国军队接连败北，新罗国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便命骁勇善战的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十三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到农历7月，百济军队在唐朝军队的强大攻击下大败，百济国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公元661年，由百济国僧人道琛出面，联络百济国诸遗臣密谋复国。他两次派使者前往倭奴国乞援，并请求放还在倭奴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到公元662年春季，倭奴国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一百七十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

百济王子丰璋归国后，被扶位为新的百济国王，立即组织百济遗民公然对抗大唐政府，其间，倭奴国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便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好景不长，到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百济王子向倭奴国要求平乱，倭奴国便乘机派重兵进入朝鲜半岛，著名的“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当倭奴国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李治当即派精于谋略的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为帅，率唐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所部。公元663年农历9月，两支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国军队的巢穴周留城，他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朝军队分为二路：一路由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另一支则由刘仁轨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农历9月27日，倭奴国支援百济政权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所帅的唐军，双方当即进行了交战，倭奴国军不利而退。9月28日，倭奴国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倭奴国军足有战船四百余艘，而大唐军队仅有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狂傲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再次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在赶来合围的唐军主帅孙仁师的调动下，“左右夹船绕战”，一举打乱了倭奴国军的舰队阵形，致使倭奴国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倭奴国军战船全部被唐军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倭奴国将士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倭奴国与百济水军联军惨败。
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国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倭奴国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

天智天皇深恐唐高宗在震怒之下挥大唐军队进攻倭奴国本土，便赶紧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四道面向西南的战略防线，称“防唐堑”。然后，倭奴国上下痛定思痛，调整了对华政策，先是主动向大唐王朝臣服，以中国为师，然后谋求自强，再图野心，迄今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