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氏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谱文整理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老人说起重庆轰炸的岁月，也显得云淡风轻的，“当时的重庆市长—名字忘了，是梅校长（梅贻琦）的学生，来青木关教育部看校长来了，遇到了日本人轰炸，当时就跟我和梅校长一起跑到防空洞去，结果防空洞的前半部分都给炸掉了，很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到重庆会朋友，都是到教育部的防空洞里约会，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很好奇：“那时候炮火连天的，你这么一个娇女孩儿，天天跑警报，害怕吗？”

老人微笑着摇头：“抗战时我也逃过难，没黑没白地赶路，但身体能挺得过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飞机就在头上，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习惯了，也就不害怕了。”

我说：“听下来，我觉得，重庆那段日子，是您一生中很有光彩的一段。”

老人微微颔首：“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我也常常过江去看他们，我过去，就住在九姑的家里。我前面提到的丁西林也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算忘年交。四九年后他在中国政府里好像有一定的位置，他还给我和汉思写过信，劝我们回去。记得他写过一个关于妙峰山的几幕戏，寄出来让我把它变成昆曲，我还真的为它度了曲，可惜，再没有机会唱给他听了……”

老人陷入了久远的遐想之中。我记下了一个个在史书册页里熟悉的名字，又好似听见了潮拍江岸，在浪花激流间荡起的笙歌弦管的声音。

每次上午去探访张充和先生，她常常正在习字。餐厅的大案桌上，方砚台里的浓墨早已研好，字帖被镇纸压服着，临写过的墨字纸张，往往已经堆成了一小摞。我么，以往总不敢向张先生讨字，最近则开始学会“赖皮”了—我对充和老人说：我要向重庆当年的她学习。她早年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的时候，有空就陪着老师写字，同时随手捡拾老师写过字的纸张。我现在，也要抓空就捡拾这样的纸张。那天，征得她的同意，我随手捡起桌边一张她练写的纸张，便求她在间距上留下签名，盖上印章。老人从旁边的立柜里拿出盛装印鉴的盒子，从里面选了一枚小小的圆章，章子走过印泥，再轻缓小心地揿到纸上，随口说道：“这枚章子，还是闻一多给我刻的。”

“闻一多？”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就是当年那位拍案而起、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么？”

“是他。”张先生的神情倒是很平静，“闻一多是我的老师，我战前在北大的时候，就上过他的楚辞课。他爱刻图章，知道我在学写字，就刻了这个章子送给我。”

“我听说，闻一多当年刻的印章，是卖钱的呢！”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战时掌故，“听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教授的生活很苦，得靠刻印卖钱，补贴日常家用。”

“他刻印卖钱，我当时也听说了。”老人点点头，“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我接过了老人手上的印章。果真，远看是一种玉质的黄润，掂在手里，才知道是一小截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印章上，是章草字体的“张充和”三字，似乎还带着先贤的手泽余温。

我一时肃然。

窗外，绿影斑驳，春阳煦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