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公元1889～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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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德：(公元1889～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朱培德在少年时读书之余喜欢弓马骑射，十八岁考入陆军随营学校，两年后(公元1909年)云南讲武堂开办，朱培德所在的随营学校并入其中。所以，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第一批学员。同期学员还有毕业之后前期经历类似，关联甚多，而二十年后道路各不相同的朱德和范石生。

1911年，云南响应推翻清朝的大革命，朱培德弃学从军，先当副官，后做中队长。帝制政权被推翻之后，朱培德辞军职回校继续学业(云南总督蔡锷在民国始建时下令把“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因“堂”有旧时代意味)，于1914年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先做连长，后升营长，曾率部驻扎在思茅、普洱一带条件艰苦的边界地区。

1915年云南护国民革命军起义打老袁，朱培德所部归入第二军李烈钧序列出征。李烈钧是朱培德在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两人有着深厚的师生之谊。第二军历经血战，从云南东进经广西一路打到广东，朱培德在战火中一年一步，1915年升为团长、1916年升为旅长、1917年升为师长。

从讨袁开始的随后几年中，驻粤滇军各派以及粤、湘、桂、川等南中国的各政治、军事势力经过了非常复杂、残酷的互动，包括内哄、联合、争斗，各有消长。朱培德的路也不平坦，他曾被撤职、辞职、战败、流亡、濒死。最后，他选择了跟定孙中山、要忠于国民革命。他追随孙中山，参与北伐、讨陈(炯明)，功劳不小，极得孙中山之重用。在驻粤滇军的诸将领中，他的地位和实力在复杂的考验中逐步提高。

1925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有关系的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培德所部被编为第三军，同时也成为政府多个委员会的委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局极其复杂。帝制推翻了十多年了，像样的民主政府还是建立不起来，北方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总统；旧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动不动就开战；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是笼罩着大地，但同时各式新思想也纷纷涌入；共产党逐渐壮大，搞工农革命，并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一起干革命，当然有所图；外国列强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干涉。孙中山去世后，形势更趋复杂。其时，蒋中正尚羽翼未丰，不用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军阀难以对付，南方国民党圈子里的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资格比他老的人，还有那些跟他晃上晃下的人，多是他的挑战者。但是，蒋中正可以今天大力维护“共党同志”、“苏俄同志”，明天就可以“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手段非比寻常。更重要的，他建立了黄埔军校，成为他一统天下的决定性的本钱。

在形势不明确时，朱培德是骑墙观望的。可以说，他早期更为拥汪反蒋，跟共产党也走的很近。尽管有人批评他狡猾，有人指责他软弱，但他的性格是相对比较宽仁的，不愿意轻易大开杀戒。于是，就有在南昌“礼迎礼送”共产党人的做法。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朱培德所部的第三军除了随他东征的旧部，有很大一部份是他所收容的被歼滇军杨希闵的残部，还有一部份原属赣军、川军系统，成份复杂。一般来说，传统的滇军军阀从来都是与鸦片烟有某种关系。过去他们出兵川、黔、桂、粤，不论打着什么旗号，所到之处，不论收捐、作卖主、作雇客，都要与烟馆或烟商勾结。各级军官佐，乃至士兵，有烟瘾的不少，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老样子还是没有改变。对这些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因素和改良的必要，朱培德比谁都清楚。

事实上，在第三军建军之前，由于当时广东政治形势的影响，黄埔军校的榜样，朱培德对政治工作抱有很大希望。建军之后，他干脆容许在第三军建立了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主任的政治部。政治部在六个团部派出了党代表(国民党驻团代表)或政治指导员，每个营和师部特务连也派了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中，多数都是青年学生，有部份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国共产党产党员占半数以上。政治工作在第三军开展以来，经历了在广东的整训时期，湖南的行军时期，江西的作战时期。政治工作替朱培德巩固了军队，鼓舞了士气，解决了他所不能解决的民众助力。

1927年1月，朱德到江西拜访朱培德。朱德在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不利，就转来找老同学。而朱培德眼下是北伐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辖自己的第三军等部守备从孙传芳手里夺来的江西。朱培德接受了朱德的建议成立军官教导团，并委托朱德主持。教导团的学员除早期分配各地参加工农革命外，其余三百多人后来都参加了南昌起义。4月，朱培德继其老师李烈钧任江西省主席，朱德被派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说明朱培德对朱德是信赖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于1924年1月，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标志。但是，这个合作的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开始于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的1922年，由第三国际主导的；而具体付助实施则是在1923年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之后，李大钊南下上海见孙中山时。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并被委以重要职务。随后，许多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都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加速了北伐的成功。然而，两个背景和目标截然不同的社会势力似乎是无法长久共事的。意识到了共产党的致命威胁，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祭起了屠刀，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5月1日，犹豫再三的朱培德在南昌宣布“欢送共产党”。朱培德尽管是在配合蒋中正，顺从汪精卫，确定了他所选择的政治走向，但他所选用温和手法确实是与众不同。

这次“欢送”，朱培德本人没有出面，甚至他委托的部下军长王均也没有出面，只是由一个师参谋长冯鹤荪来出头处理。冯把共产党人集中起来，先是婉转地劝说，然后以武装“礼送”到汉口。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沿途贴满了“欢送共产党”的红纸标语。被“礼送”的共产党人曾当面斥责冯鹤荪，指责他们：出卖革命，出卖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光荣，向蒋中正投降，等等。冯鹤荪并不反驳。这些共产党人还写了不少“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政府”、“反对投降蒋中正”之类的小传单，边走边发，士兵们也没有加以干涉。这个送法，说是“欢送”有点儿勉强，但可以说是“强行礼送”。

无论如何，这时的朱培德已是共产党的敌人了。随着国民党内宁汉关系的变化，1927年7月间，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在庐山开会，决定对于清共有严厉处置，其中包括撤回由武汉开抵南昌的第廿军军长贺龙以及第十一军第廿四师师长叶挺等部，并要加害贺、叶。这时，叶剑英出现了。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三个关键时刻起过一念动乾坤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另两个一是在长征途中，一是在捉四人帮时。和朱培德一样，叶剑英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第十二期，1917年)，当时是北伐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了汪精卫的庐山会议精神，及时传出，贺、叶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组织抢先举枪造反，从而有7月31日开始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集结了两万人(一说三万多)的兵力，除贺、叶的部队，还有朱德的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

朱培德在南昌的少量部队不堪一击，起义部队迅速占领南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但是，起义部队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事发后，汪精卫立刻调朱培德的第三、第九两军主力等向南昌急进，打算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8月3日～6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在蒋、汪各派的配合攻击下，一路逐渐消耗殆尽，所余少数人连同湘南起义扩充后的队伍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德上井冈山前只剩几百饥寒之众时得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同学范石生的慷慨无私的帮助，从而免于覆灭。范石生当时是第十六军军长，该军作为北伐预备队驻守湖南彬州。范收留了朱德并在蒋中正知道后又放走了朱德，从而才有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但是，范石生因得罪了蒋中正而从此倒霉，后竟死于非命。朱培德、朱德、范石生，三位同窗，三种归宿。

作为江西省主席和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自然被指派指挥对井冈山的围剿或称“督剿”。就在这个时期，朱培德开始激流勇退。1928年11月，朱培德在“两省剿总”任内即开始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改编，使之直辖于国民党中央。1929年1月，他又荐何键代“剿总”。8月，他辞去了江西省主席，完全放下了手中的枪杆子和地盘。

朱培德这样做应被看作是为大局着想。当时的形势是蒋中正的地位已逐步确定。但是，他本人，还有同量级的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以及东北刚接班的张学良，个个势力都很强。朱培德的作为，对结束军阀的摩擦、混战，对稳定时局，有着积极意义。

朱培德辞去江西省主席后，随即在1929年9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时的蒋中正还是蒋总司令。两年之后的1931年，民国政府军事机构改革，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中正就被称为大家更熟悉的名称“蒋委员长”，凌驾于政府之上。蒋中正同时兼职参谋总长，原来的参谋总长朱培德就变成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35年4月2日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兼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这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朱培德一直当到1937年2月因医疗事故去世，终年四十九岁。他没能看见不久后发生在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