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氏春秋探源之族长、族产（字辈资料）

隗派行

第四编 族长 族产 族规

族长，亦称“宗长”，又叫“宗子”、“头人”。是封建社会中家族的首领。它通常表现为在一个家族内以其辈分最高、年龄最大且最具权势为基本特征，负责总管全族的事务，小如家庭纠纷，婚丧喜庆，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是族人共同行为的规范，也是宗规族约的主持人和监督人。族内发生纠纷由族长全权处理，对违犯族规的人，族长有权根据宗规族约给予制裁。协助族长工作的还有房长和柱首，房长按血缘关系由该房辈份最高、年龄最大者担任。柱首则是处理一族内日常事务的人，如收租、筹办祭祀活动等。

族产，是指宗族的公有财产。它是维持家族制度的经济支柱。民间族产既包括土地、耕牛，也包括山场、桥渡，沿海地区的氏族还包括滩涂及水利工程、水碓、碾房、磨房等生产和生活设施。到了明朝中叶，随着工商业活动的日趋增多，族产中又增添了家族祠堂、店屋、生息银两和墟集等项目，还建构了学堂、享堂等公有资财。许多家族通过出租经商店屋和管理墟集来筹集家族经费，增殖家族财产。

族规，是旧时宗族内部制定的许多规章，如宗约、家训、家范，是为本宗族内必须遵守之私法制度。它是旧的封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为统治阶级相默契，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人民手段之一。据明《弘治黄冈府志》载，黄冈地方“社会仍赖宗法维系”。明代以后，中国的乡村行政编制，是以“保甲为经，宗族为纬（《校邻庐杭议》）”的。

族规，也叫家规、家法，是同姓一家制定的内部公约。族规，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分。现在多数家族都有族规、谱禁、宗规、祠规、家范、族约、族训、家训等条款。其实，族规与家规、家法原本为家族规约中的一干双枝，二者并无明显区别，只不过前者较为严格罢了。

在这一编里，将着重介绍宗族的族长、族产，族规以及隗氏宗族的族长、族产和族规问题。

一、族长

族长是封建社会中家族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姓氏家族聚居一地是极其普遍的事，表现为同姓居住在同一地区，且以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为多见，一个宗族即为一个自然村落。隗氏宗族就是这样。据《隗氏宗谱》第一卷记载，“自元季德山公由豫章饶郡籍居楚齐安冈邑邾城，历明起经数百年间，子孙之蕃昌，宗党之富实，衣冠人物犹甲。邾城左右登三台而抚八景，未尝不欢”。隗氏先人见这里山青水秀，便落脚谋生。自此以后，隗氏先人便在这里繁衍生息，以至后来在此生四子五子代代不穷，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生七子的小家庭咧！

隗氏家族蕃昌，聚居现今的自然村落张隗湾后，在清朝康熙年间，隗氏十五世先人在离该村落五里地处的邾城内购置了隗氏祠堂、享堂各一座。打这时起，隗氏宗族便开始有了成文的家规、祠规和族规。

隗氏家规起初以不成文法为主，以至后来发展到成文家法。在明代中期，隗氏祖先教于后世以口传方式灌输封建道德、伦理。主要以宋代年间印制的“教儿经”手抄本为家塾教材。在那个朝代，隗氏先人以口授家规为主，并没有成文的“家法”，而是不成文的家规。为实现其封建统治，祖辈要求后人必须强制性地尊祖，在家庭内部必须保持等级森严的嫡庶、房分、辈分、年龄和地位区别，施以儒学伦理道德，必须尊礼奉孝。到了宋代中期，宗族制度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族权布满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仅次于政权的权力体系。族权与政权互补互用，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族长是一种身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层不变的。按照传统的做法，族长作为一个氏族的掌门人，其人选源于一个家族在某一个时期出现特别重大族务事例非处理不可，在此特别的情形之下，由家族人中辈分最尊、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说话办事最具权威的长者担任。隗氏家族的族长到底有多少届期，在宗谱修前并没有记载。它究竟源于何朝代，又由哪些先人担任，无法考究。虽然《宗谱》对族长没有记载，但有房长一说。旧时，一大宗族的分支称“房”，各房都有房长。据介绍，房长在旧时既是本房的代表，又是族长的辅佐，尤其在祭祀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福建省福州叶氏宗谱介绍，叶氏宗族大宗共分七房，七房外子孙为小宗。该家族的《祭祀条规》载：“嗣后族中入主时祀，七房内（大宗）祀正龛，七房外（小宗）祀左龛。”另据泉州陈氏家族规定，主祭者由年长者与有功者轮充。这种家庭士绅与家族长辈的结合大大加强了族长的权力。他们可以主持祭祖，代祖先立言，代祖先行事，还可以制订和修改各种家训族规，操纵家族事务，规约族人行为，并充当族人纠纷案裁判和法官。他们控制着族田和其他共有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权，控制着宗族与外部的联系。对于所谓触犯家规的族民，族长有权决定各种处罚和惩治，甚至处死。

隗氏宗族的族长起步时间较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清朝康熙朝代以后。在《隗氏宗谱》记载里，第一次创修谱时，担任修谱的总理事一职的是锦堂公号伯楚，齐时号凤山（事），第二次续修谱时，担任修谱总理一职的有三人，即有敬公、云亭公和荫南公。第三次续修宗谱时，担任总理（事）的是隗自山、隗汉义、隗瑞臣、隗华清、隗绍祥、隗元臣等。

隗氏家族的族长历史为时不长。由于族长是代表封建的家族利益，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原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制度受到限制而削弱，族人公推族长的现象已极少见。隗氏宗族虽没有确定的族长，但有重要事情往往请长辈或有威望的族人拿主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隗氏自捐资新修了寨山寺祠后，家族老人利用去上庙烧香拜佛之机，和几个自然村的老人互相走动走动，由几个自然村的老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推定原寨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隗自山牵头，组织召开族人大会，讨论通过续修宗谱决定，并组织探访、编纂，起到了族长的作用。现在，在隗氏家族里，仍有一些关心氏族兴衰的老人们是名义上的族长，有的虽不是辈尊年长，自富裕起来后，但乐于为家族兴盛出谋划策，或扶贫帮困，或修路建桥，做益事、善事，被氏族氏民誉为“福头”。

二、族产

族产泛指宗族的公有财产，它是维持家族制度的经济支柱。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里，隗氏宗族在古邾城就有自己的租田。隗氏宗族的族产包括土地、山场、祠庙、享堂、店屋、生息银两。在明朝时期，族田就有祝家山、祝家坟、大粟树、大坟头、哀家泼、九龙树、沈家冲、月亮地、龚家田、吴公山、郭家凹、永兴圩石硚地黄茂湾、隗家大墩、旧洲享堂、新洲享堂、隗氏宗祠、本洲享堂等处。自明中叶起到公元1951年的土地改革止，隗氏族田、山、地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和积累，犹如滚雪球激剧增长。据宗谱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隗氏立据理明：“宗祠和合字隗姓合族人，自隗氏十五世起，凤公妣姚氏孺人及孀媳黄氏，将中和桥北向门面一进二栋捐山湖分族为祠，祠后滴水外二重实系乡居两分”。祠内供有历代祖先牌位，为一进二重。有正厅、厢房，由一人住耳房看守。每年由族长主持春秋两次祭祀，同族人议事或处理族内纠纷都在祠堂进行。平时多为学馆。祠堂都积有公产，其收入为本族公用，公产多用于置田地，每年收取租稞，还有族内公共鱼塘、林地都为公产收入。据说，隗氏族规规定田屋租稞及一切收益支出立11薄账。不仅这样，隗氏还另置祠堂一座。据宗谱创修载：祠后二栋属乡分山湖享堂，前二重属合族宗祠，祠内公项一切，每岁务议妥，人轮流经管租息，自兹以后每年祭费杂缴尽用钱32串文正（整），其余拨与乡居汉领八年俟。八年满再将始祖宗牌暨姚氏主位仍移宗祠供立，并逐年租金品作三股，宗祠汉二股、享一、潢一股，合族无得异说，恐口无凭，立此理明和合执一纸，永远存证此据。”

另据《隗氏宗谱》享堂合同记载：“今夫堂之建也。以尊祖也。以汉族也。祖不尊水源木本。于是乎忘族。不收派别支分其何以济？窃念始祖德山公自吴西而徙楚地暨口道升公卜佳宅而驻邾城，且喜后嗣蕃殖。居丘星移，但户大丁繁，行事不能一体。族中虽没有宗祠，究非公务公等续置享堂，非同私计，爰合本洲孙子各布全共蘘厥事，毋嫌多寡之不齐。惟幸竟成之。有志庶几灵爽式凭亦且名归正。大恐其众口难调，公议经管理料各房执掌，合同自兹发积无量焕乎。肯堂而肯构绳绳有本永矣，绍箕而绍裘亿万千香烟不朽矣”。该族规还规定：“每年祭祀只尽租金，派就四人办理，先行传单，各带分金钱二百文，倘分金不足为（维）持，照加派就每年办理祭祀人。”

大量的族田购置，以及常年繁多的祭祖仪式，都需耗费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供使役。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族长的权力被削弱，隗氏宗族的族产被政府没收有：鸭子塘冲即东西傍、大塘冲及傍田、垱及周边等田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隗姓宗族氏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分田地，其享堂、祠堂已不复存在。但涉及房产和土地纠纷时，隗氏有依当年族产为据讼之。隗氏的土地权属有尖山、大墩子、张家里祖坟、文家田北舖地、后山等处。1983年，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收归到集体的土地重新分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手中。自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一定十五年不变的优惠政策颁布实施后，大多数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钱袋日趋鼓了起来。在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得到空前改善之后，出现了大联合的举措。不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又兴起了创地方志修续姓氏宗谱风气。隗氏宗祠经过全体族人近十年的公议后，拟定决定筹建，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蕴酿筹划之中。

三、族规

族规，是同一姓氏的家族制定的内部公约。它起源于家规，只不过比家规、家法、家训更严格罢了。如敦人伦、笃宗教、课子弟、正闺门、慎交游、勤敬业、崇节俭、忍小愤、恤贫苦、睦家邻、懂礼义、守廉耻等内容，常见于口传或文字的族规之中。

（一）族规的社会功能

族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该族长老为维护宗族的私有利益，实现其宗族制度对其内部成员施以伦理、道德、行为和规范总和而缔结的公约，是封建家族的私法。所谓封建社会的产物，是指在封建社会里，氏族的族长在总结族人一家一户家长教养子孙的礼仪与规矩的基础上，把涉及到贡赋、伦纪、风化、文教、职业、祭祀等多方面的内容以家族私法的方式予以公示，告知族人什么是应该倡导和遵从的，什么是应该反对和禁止的，对族人遵从族规该受什么褒奖及违反族规该受什么惩罚，作出条理性的规定，强制其族人共同自觉遵从。在唐代以前，族规是一家一户家长教养子孙的仪礼与规矩，最早的家规是三国时魏人田畴为其家族制定的。到了宋代，宗族组织被统治阶级所宠用，以政权与族权互为补充互为利用，家规由一家一户的家训，转变成专门约束家庭成员的规章、家法，族规便成为封建国法的重要补充。所谓伦理、道德行为和规范，是指以族规宗范为准则，其核心是“敬宗”和“收族”两大方面。“敬宗”是强调传统的追溯，旨在建立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伦序，诸如“敬祖宗”，“重宗长”，“禁犯上”、“睦宗党”、“重师友”、“重继嗣”、“安灵墓”、“凛闺教”、“重藏谱”、“恤患难”、“急相助”、“禁欺凌”、“禁乱伦”、“禁争讼”等等为主要内容，提倡勤劳节俭，业精其一，禁止游手好闲、偷盗扒拿、打家劫舍、抹牌赌博。“收族”则着眼于现实，寻求家族，内部长期和平共处，探索聚而不散的积极途径。如三年前现身江西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李氏族，源自清代同治六年用一块长160厘米、宽81厘米、厚2厘米的木制匾额内，雕刻着李氏的20条族规，就写得清楚明确，尤其是族规中的一些内容，如“赌博、洋烟最害人，损精败神，倾家荡产，上累父母、下累妻子，必须人人痛戒，远避为上”，此族规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当地人称，文石村族人素来聪明、勤劳、崇尚诗书礼乐和仁义孝廉，追求乡村文明道德风尚，遵循族规制订的道德规范。100多年来，村民风淳朴，家庭和睦，邻里融洽，关老爱幼，很少发生打架斗殴及偷盗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村里从未发生过重大治安案件。

族规具有极大的进步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不少族规出于兴族旺宗的目的，往往在族规中还立下劝谕和奖赏族人求功名、立学成才的规定。相传，永泰登高山张氏宗祠族规规定：子孙凡励志勤学者均予奖励：小学毕业奖大洋20元，中学毕业奖大洋30元，大学毕业奖大洋100元。并还规定，凡族中子孙在本年有喜庆好事者，如上寿、结婚、生子及进学、中举等，要于来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12碗菜肴，供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阴德。这种族规，反映旧时在“读书做官”思想指导下，读书人在族中享有的权利，以及学成官后对祖宗应尽的责任义务。

如长沙七里港《张氏续修族谱》所载的族规里，将“骂忠贞”、“孝父母”、“睦兄弟”、“敦唱随”、“全恩爱”、“修坟墓”、“勤生理”、“崇礼义”、“恤贫困”、“安已分”、“彰公道”、“崇节孝”等十三条规定得明明白白，为教育后世遵纪守法，崇尚科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族规虽然有进步的一面，但也给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封建礼教下的家族规约，对女子的教化要求极为严苛。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有些族中训规甚至把家庭裂变的责任全都推到女子身上，女子成为家族不和的祸根。据福州林氏家族《家范》告诫族人说：“兄弟本一气而分，初未尝不爱护，迨既有室，鲜有不携二。盖妇者达理道者十不一二。分门立户，说长道短，加以婢仆鼓煽其间，则嫌隙遂生，丈夫有纪纲者自不至摇夺，稍一迷匿，即为长舌所使，兄弟从之失初矣”。有的氏族族规搭台守节“以家有贞女节妇为尚，愚民遂有搭台死守之事。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其家规惨无人道。值得庆幸的是，虽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伦理道德的封建家族族规，自1949年后，其宗法势力被大大削弱，族规除载诸族谱外，委实倍受族人遵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