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公元1889～1970年)，字孟潇，佛号法智，湖南东安人

梦蝴蝶

唐生智：(公元1889～1970年)，字孟潇，佛号法智，湖南东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法执行总监、首都卫戍司令长官。1935年4月2日授予。

他与谭延闿、赵恒惕的世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唐生智的祖父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曾国藩的湘军，以战功得擢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他的父亲文职武职都干过，当过县令和管带。唐生智从小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就在革命爆发前夕，唐生智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

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路费，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去要钱。会馆不给钱，惹得唐生智性起，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湖广会馆何用？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只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倒是在闲逛时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笛才跑掉了。这事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唐生智在湖南又遇上焦陈二都督被谭延闿的人杀害，更加不平，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人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燮和那儿，当了一个连长。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连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病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员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吃空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燮和那里，使得营长被撤了职。而营长吃的空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唐生智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郁闷，正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方震，那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蒋方震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以西，凭借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可能。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应验。蒋方震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中正要早一些，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此处提到蒋方震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其实唐生智早就侦察好了，蒋校长每晚12点必到学生宿舍查铺，巡视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记耳光，一边喊道：“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唐生智的状。唐生智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蒋方震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唐生智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从此敬蒋方震如同父兄，而蒋方震也就特别关照他。

唐生智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去。这却不对唐生智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元首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智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了，连北洋六镇(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唐生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惕在湖南搞“速成制宪”的时候，唐生智已经在湘军里当到了团长。唐生智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宪的，尽力为赵恒惕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惕的赏识。到1920年谭延闿、赵恒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智已经提升为旅长了。谭延闿派人来作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看法：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中山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对中国更有长远的好处一些。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派人来说服他，要他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激他，说唐生智你应该助谭倒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稳获第八。唐生智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了功的话，论功第几呢？那人说，除了赵恒惕的亲信叶开鑫，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延闿啊！唐生智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延闿，我的功劳肯定第一！湘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于是唐生智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宪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延闿的“北伐讨贼军”，当谭延闿回师广东打陈炯明，救孙中山的驾时，唐生智一直追击到了湘南边界才止步。

唐生智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旧称零陵，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桑梓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了。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赵恒惕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糠的薄粥应付灾民。可在唐生智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他搞起了“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渡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称赞。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额的营长的劲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有色金属富集矿水口山铅锌矿，所以唐生智不愁军饷来源，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首屈一指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枪。

唐生智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紧邻广东的唐生智部队中来，使唐生智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唐生智将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等人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另一方面唐生智又接受了佛家的教义，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于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己及人，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都吹响法螺，口呼佛号，使他的湘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与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赵恒惕也是笃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智要老得多，那还是在谭延闿督湘时，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我佛的。但不管唐生智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惕此时对他疑忌是越来越强了。原因就一个：唐生智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湘军三个师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第四师。当然唐生智也越来越不听赵恒惕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代的想法。

唐赵终于摊牌了，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赵恒惕知道无法与唐生智抗衡，仓皇逃离长沙。唐生智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还代表吴佩孚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桂系主将白崇禧。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将取道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因为唐生智以前多次与谭、程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唐生智终于下了决心，礼送恩师蒋百里(吴佩孚派来的说客)离湘，正式宣布站到广州民国政府一边。吴佩孚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识相的湖南犟驴子唐生智了。他收买了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与唐生智开了战。唐生智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唐生智部被编为北伐军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很快打败了叶开鑫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民国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可这之后发生了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蒋中正把首先攻下南京但不属于他的嫡系的程潜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此时是武汉政府最可依靠的武力。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变。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狭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之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之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可不但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民国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何键之流也抗命不遵了。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之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中正自立的南京民国政府。蒋中正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之后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唐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此时蒋中正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他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中正的资本。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伺机东山再起。他虽然恨蒋中正，但更急欲报桂系挖他墙脚的一箭之仇，所以明知蒋中正不可能真成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唐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思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蒋中正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旧部官兵。蒋中正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桂系，让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身携一百五十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接收部队。白崇禧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开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蒋中正，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塘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事情真巧，白崇禧乘坐离开塘沽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未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可这支湘军却并没能够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冯、阎大战”就开始了。第五路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挫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蒋中正，不久他就与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等联合，准备共同反蒋了。可事到临头，首先是阎锡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反蒋联盟，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反蒋，使局势瞬间逆转。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在蒋中正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阎锡山反成了“讨逆军”总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加上蒋中正的嫡系，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使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唐生智只得只身潜逃，将部队交给阎锡山改编。老唐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子，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1930年组织“护党救中国国民革命军”，任总司令。1931年5月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12月兼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上将。

到1936年，唐生智又参加过“两广事变”，与陈济棠一起，第三次反蒋，事平后去南京任职，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授一级陆军上将衔。到抗战暴发后，上海失守，日寇进逼首都南京，蒋中正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蒋中正一生用兵有一个原则：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罅隙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激，终于说出：“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这当然正是蒋中正需要的回答，这个烂斗笠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其实他此时身患重病，是勉力为之的。南京保卫战由1938年11月25日打到12月12日，唐生智是在蒋中正的命令下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撤退发生混乱，有数万官兵未能渡江，后遭日寇屠杀。

唐生智撤出南京后，回到故乡湖南东安休息。不久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赴任陆大途中，还曾到东安看望过他，想必也有对他承受外界舆论压力略作慰问之意。不想师生二人此一别即成永诀。后来唐生智在家乡办过一所设施齐全的中学。据说后来在法币贬值时，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而粮饷由省政府提供。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说的，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的。闲居湖南期间，曾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并暗中与湖南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联系。1949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白崇禧部退守湖南，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国共产党，要密捕他，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自己抽身回东安避风。可长沙程、陈宣布起义后，湘南仍在白崇禧的控制下，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老唐拒绝。白崇禧明白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共了，于是派兵前来搜捕。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作了人质。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才将他们转送香港，到1951年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新中国建国后，唐生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直到1970年因患肠癌病逝于长沙，终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