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公元1867～1900年)，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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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公元1867～1900年)，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人物之一。

唐才常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初期的著名活动家，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于武昌。

唐才常十九世纪末虽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但时至今日，其声望已远逊于谭嗣同，甚至逐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淡忘。不过论其对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起之巨大功绩，则实不在谭嗣同之下，康有为也称谭嗣同、唐才常二人“皆挟高世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二子生同閈，学相若，志相得”，可见当时唐才常在维新派人士心目中的地位足与谭嗣同相埒。\n
唐才常的哲学思想虽未形成何种体系，但有三个概念值得瞩目：质点、以太和热力。“质点”是构成大千世界的基本组织单位，质点为体，灵魂为用，“质点万物，故万物魂”；“以太”是从西方自然科学界引进的舶来品，本来是指传播物质的某种媒介，后来被证明是不科学的理论，但却在十九世纪辗转引入中国并被当作近似物质的哲学概念，唐才常认为它在自然界是“空气中至微至神之物”；至于“热力”，也是西方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唐才常认为它是星球、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并将此概念从物质世界贯通至精神世界，热力象征着个人的进取心，民族的凝聚力，国民的爱国情，鼓吹以热力来智其民，新其国。唐才常虽然往往将性情、灵魂、心力等精神概念与物质概念相通，但他把质点、以太、热力作为世界的本原，基本上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时代，唐才常的哲学世界观受西方自然科学影响甚深，同时也继承了自荀子以来“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优良传统。以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起点，唐才常认为绵绵延延之世界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善变者有国之公理，日新者进种之权舆”，只有不断地变革、创新，人类社会才能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愈变愈新则愈文明，这是唐才常倡导变法维新的历史观。

唐才常在介绍西学、宣扬变法维新思想时，一如康有为拖古改制把孔子打扮成改革的素王和先师，也认为“六经固改制垂世之书”，西方新学与孔子春秋大义有相通之处，甚至认为西方所谓公法律例之学、格致之术源本中华，“胞与平权，本孔孟公心”，“《庄》、《列》、《淮南》，宗旨大同，其敝屣其身，尘埃其世，近佛理，亦近格致家之论地球恒星及万物质点。”还说西国律例家即中国古之法家，西国公法家即中国古之名家。唐才常将《朱子语类》与西人格致之理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地动之说、地球为诸行星之一、日食月食成因等科学理论在《朱子语类》中都可以找到印证。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穿着古人的衣袍，登上近代的政治舞台，一般人认为这是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其实，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力量比较弱小时不得不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网罗好比一座坚固的堡垒，单纯地引进西学是从外部来冲击它，往往如隔靴搔痒，击不中要害。而唐才常等人拖古改制则是从内部来攻破这座堡垒，动摇了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对于去旧习、开民智功不可没。更何况，唐才常所宣扬的中国古代君民平等、重民、民本的思想传统以及自然科学比较发达的事实也并非历史的虚构或夸大。

唐才常主张中国变法维新不仅要引进西方制造机器、采矿炼铁、防口设险、工商兵等技术，而且要移植西方的政法律例。要“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与公法相通。”倡君民共主，反君主专制，不但要新其政，而且要新其民；不但要新其法，而且要新其学。此外，如定议院，通民权；设学部，开报馆；废时文，倡新学；开矿务，广利源；驱旧习，禁缠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在破除几千年来积重难返之恶风陋习，开二千年来懵懵懂懂之民智。值得一提的是唐才常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他把各国政体分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制度邻于私，民主、君民共主邻于公，西方民主政府上至会盟、征伐、爵赏、刑律等军国大事，下至闾巷纤悉小事，都需征求国民意见，其要旨在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而中国则自秦、汉二千年来桎梏深重，直到近时才倡民政民权学说。唐才常认为“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抨击了君主家天下，把国家作为个人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之私产的现象，主张将君主之权公分于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则应剖国权为四万万份，人人得而享之，君主不过是维系国统与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扃其身者不能扃其智，忠其国者不必忠其君”，从而打破了“忠君死节”的封建伦理纲常。并且唐才常还身体力行，在湖南与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成就斐然，开一代风气之先。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列强环伺，虎视鹰瞵，除直接以武力侵华外，还采取种种外交手段攫取政治、经济各方面特权和利益，而清政府腐朽无能，不谙交涉之道，不明国际公法，丧权辱国，尤或不知。唐才常对此痛心疾首，极力倡言通晓国际律例，捍卫国权。唐才常详细介绍了西方公法学家学说，认为万国公法以性理和人情为其本源，情法二字是公法精意之所在，在中国设立公法学科与泰西律例之学是当务之急，不谙公法律例之学，则不能纵览环球大势，订立章程条约，“动为西人恫喝”，“事事予以便宜”，比如西国税则轻出口而重入口，中国不谙西法，起初商议征收进口税时，多所豁免，以至贻无穷后患，国家财政大受其累。唐才常还剖析了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独立的危害。他阐明了主权平等原则，即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主权国家，都享有独立平等之权，这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又解释了属地管辖原则，“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皆归地方律法管辖”。当然唐才常也意识到所处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所以强调要想情法行于中国，“必先自强以为不拔之基”。

此外，唐才常还针砭时弊，对当时各项法律制度都有深入的分析，如对中国历朝赋税制度利弊详加考察，指出了清朝厘金制度的腐败，认为各朝赋税制度无历久不变之法，“行之百年，不能无弊，非法有未善，实维法之无人耳”；对币制也颇有研究，认为中国“非开矿不足以铸币，即不足以行钞；非得人，即钞币并行，亦不足规远而持久”，可见唐才常非常重视执法者的素质，得其法者尤贵得其人。又如兵制，唐才常以历朝征兵为利，以养兵为患，主张废绿营，汰冗卒，“修明武备，变通营规，广设学堂，精求将略”云云。

唐才常与谭嗣同在当时并称为“浏阳二杰”，两人为二十年刎颈交，思想上互有影响，为了更好地为唐才常的思想地位定位，有必要将二人作一比较。谭嗣同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一人，其名著《仁学》一书谱出了时代的强音，谭嗣同的思想比其它维新人士当然也包括唐才常在内更为激进，这几乎已成定论，不过，对此仍要做具体分析。

首先，谭嗣同喊出了“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这被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能喊出的最激进、最响亮的战斗号角。而唐才常也高擎“冲决荀、李网罗”的旗帜。荀即荀子，乃孔孟之后的又一儒家大师，他把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改造为儒法合流、以儒为主的适合封建官僚制和郡县制的新的儒家学说，唐才常认为荀子“开历代网罗钳束之术”，与孔子仁政、德治思想大相径庭，是孔门孽派。谭嗣同也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尊奉的儒家学说表面上由孔子所首创，实质上是由荀子发其端。李即李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鼓吹重刑思想，曾受业于荀子，唐才常认为李斯也是孔门孽派。以荀、李为代表的儒法两家学说实际上构成封建王朝实行有效统治的两大支柱，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推行法家的严刑峻罚，以重刑为手段镇压民众的反抗。所谓“德主刑辅”、“刚柔交替”、“王霸并用”的两手治国方略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存亡之根基、立国之大本。所以我认为唐才常提出的“冲决荀、李网罗”矛头虽然没有“冲决一切封建网罗”那么犀利，但也是相当激进。

第二，谭嗣同批判矛头所向，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对君民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且“笔端常含激情”，文风大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其名著《仁学》成为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奋勇前进的时代强音。其实，唐才常也对君主专制、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只不过他更热中于考究具体法律制度的利弊得失，如税制、兵制、外交等等，而无心或暂时无力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文风较谭嗣同而言隽而永，锋芒不足，因此批判力度、社会效应比不上谭嗣同，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谭嗣同直接揭露了满清政府的酷虐统治，他把清王朝看作贱类异种，实行异族专制，逞“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而且“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造成了中国落后的根源。而唐才常则对清政府颇多粉饰之词，如“国朝罪疑惟轻，涵濡众类，虽唐、虞、三代，蔑以过兹”；“本朝历圣相乘，超唐轶汉，通君民之权，破中外之界，拓种类之仁，觥觥皇猷，人天同忭”；“我朝定鼎以来，法制悉沿明旧而损益之”；“国朝地大物博，远轶汉唐”，动辄以“国朝”、“我朝”、“本朝”相称，俨然以清廷士子自居。迟至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后，唐才常才幡然醒悟，与清政府划清了界限，称之为“满洲”或“满清”并予以抨击，如“有明数百年之精华，丧于李如松、杨镐之手……以成满洲建瓴之势；而满清数百年之精华，又丧于丁汝昌、吴大澄之手”；“满洲政府之用心，无非欲将支那商民元气剥尽，动机压尽”；还认为清政府为“至愚极悍”、“守旧愚民”之政府，“非我种类，其心必异”，我神明之胄，礼乐之邦，岂能“低首腥膻，自甘奴隶”。

第四，谭嗣同思想激进之处还表现在他对农民运动也表示同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而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则淫掳焚掠，残害生灵，无所不至，可谓罪大恶极。并且歌颂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表明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赞赏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泻万民之恨”。而唐才常则认为曾、左等人为披肝胆、剖肺肠之豪杰；舍身命、度众生之仁人。所谓“道、咸之间，中原云扰，大盗移国，民物菹醢，山川沸腾。于是曾、左诸公率湖湘子弟，转战诸行省十余年，戡定大难，旋转坤乾”，“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不过在唐才常的著作中除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将农民军斥之为“逆”、“贼”之外，也找不到对农民起义的其它污蔑之词，这与康有为、梁启超将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还是有明显不同。

第五，谭嗣同对封建社会广为流传的“忠义”、“死节”观念进行了全面批驳，提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所谓谭嗣同就义是“为君师死节”，“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大概是康、梁等人以己意揣度之，实不可信。而唐才常虽然也说过“忠其国者不必忠其君”，但在西方文明洗礼和传统儒家文化熏染的双重影响下又经常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认为“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正气会章程宣称有敢“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其宗旨在于“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但这里说的是“爱国忠君”而不是“忠君爱国”，其顺序颠倒引起的细微差别不可不察，说明唐才常还是以国家兴亡为先，以君臣之义为后，其忠君观念已渐趋淡化。

第六，谭嗣同就义后，唐才常在寻求新的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对谭嗣同的思想有所突破，这表现在：首先，尽管对自立军起事宗旨究竟是“勤王”、“清君侧”、“请光绪皇帝复辟”还是为了推翻清王朝统治，扭转乾坤，“成一新政府”尚未有定论，但唐才常毕竟走上了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道路，而不是念念不忘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其次，唐才常重视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作用，在告弟书中唐才常曾叮咛告戒其弟“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而结其心，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又说“我辈原自农家出身，今日必要尊敬农民，以保全我辈之本来面目”。唐才常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农民为国家根本，军事应以农民为骨干，所以筹建自立军之日，即有建立农民军之意图。以自立会成员成分而言，它以时务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及海内青年学子为中坚力量，而以农民、军人和会党为基干，又如自立会会友内外口号“日新其德”、“业精于勤”，会员口号“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浅显易懂，明显是针对下层民众而设。谭嗣同虽然以自己的热血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但并没有为后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唐才常似乎已经意识到实现中国变革和自强自立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下层民众之中，这是后来孙中山先生历经多次革命失败直至晚年才认识的道理。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谭嗣同的法律思想确实要比唐才常激进，但唐才常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是最为接近谭嗣同的一人，而与后来堕落为保皇党人拉历史倒车的康、梁不同，他与谭嗣同思想上的差距决不能理解为不能望谭氏之项背，而只能说是略逊一筹。

对唐才常的历史评价尚未有定论，有人说“终唐才常的一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也有人说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逐步实行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实际上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既拖着一条改良主义的尾巴，同时又具有武装革命的强烈色彩。唐才常在世纪之交慷慨就义，标志着改良主义旧时代的结束，并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纪元，是连接维新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一座桥梁。后人认为谭嗣同在1898年的就义是“以死来宣告改良主义的破产和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这个评价用于谭嗣同似嫌过早，用于唐才常则比较贴切。唐才常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虽然稍逊于谭嗣同，但作为一个实干家，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作为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型者，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居之地位，足与谭嗣同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