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氏卢见曾对惠栋的倾力扶助

人物辑八

卢见曾认为幕主与幕宾之间要相互敬重，在《芍药》一诗中，他曾以并蒂而开的两朵芍药花来形容主客关系：“花开对向面西东，主客筵分缱绻同。”(64)正是这种尊重，使得卢见曾和惠栋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卢见曾不仅聘请惠栋等人助其校刻书籍，还不时邀上这些文人雅士，结伴出游，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夏日观荷赋诗便是他们的一种轻松活动项目。扬州江园是观赏荷花的好景点。“荷浦熏风，在虹桥东岸，一名江园……园门在虹桥东，竹树夹道，竹中筑小屋，称为水亭，亭外清华堂、青琅玕馆。”(65)“江园门与西园门衡字相望。内开竹径，临水筑曲尺洞房，额曰银塘春晓。园丁于此为茶肆，呼曰江园水亭，其下多白鵞。清华堂临水，荇藻生足下。”(66)在王昶与陶元藻的诗歌中都有惠栋的身影出现。王昶的《卢运使雅雨见曾招同张补山庚、陈愣山撰、朱稼翁稻孙、金寿门农、张渔川四科、王载阳藻、沈学子大成、陈绶衣章、董曲江元度及惠定宇、江宾谷诸君泛舟红桥集江氏林亭观荷分得外字三十八韵》一诗载于《春融堂集》卷六《述庵集》，作者已注明此集为丁丑(乾隆二十二年)、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年作品。该首诗题中明确记有惠定宇，而定宇是惠栋的字。虹桥又名红桥。而惠栋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就已离开卢见曾的扬州幕府，所以可以断定此诗是乾隆二十二年的作品。另外陶元藻作有《五月十八日同宫方伯尔劝、卢运使见曾、罗太史暹春、鞠太史逊行、周分司宣猷、王舍人昶、马孝廉荣祖暨文学陈章、陈皋、金农、沈大成、惠定宇、王篙高、严长明、方和、查祖香、释复显等六十二人会于江园观荷各赋五古一首分得菊字》一诗。(67)卢见曾在掌两淮盐运使之际，提倡风雅，延揽胜流，“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68)

卢见曾与惠栋两人关系十分融洽，除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外，卢见曾还时常将自己的一些文章交给惠栋评论。例如惠栋评卢见曾的《〈周易孔义集说〉序》云：“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69)评《〈马相如遗稿〉序》曰：“叙生死离合处笔墨不多，令读者无限感慨先生笃于气谊，故字字从真情发露，文章简贵，妙在能留。惠定宇”(70)。评《〈李啸村三体诗〉序》曰：“通篇以穷字贯，文情往复，掩抑多姿，以视庐陵梅都官诗序，冰寒于水矣。”(71)评《〈张榆村平山诗草〉序》曰：“序诗而不专主于诗，若即若离，作者实得诗人妙悟之旨。”(72)《重修天津府儒学碑记》后有评论：“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疑作宫——引者)，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历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碑记简洁，不支不曼，后之莅是土者，读是文可以窥见先生之文章政绩云。”(73)《重修天津府武庙碑记》后惠栋则云：“以发扬蹈厉归到主敬工夫，直是看得义理透彻，使洛闽诸儒，见之当亦首肯。”(74)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卢见曾赞赏惠栋之学，对其著作传世同样很重视，并大力阐扬。惠栋生前在卢见曾幕府中，卢氏帮助惠栋刊刻了《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而惠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易述》，则是在他去世的当年，由卢见曾付梓得以存世的。

惠栋喜好王士禛诗，因而为其诗集详尽注释，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搜采博洽，贯穿掌故，亦为世所传。”(75)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渔洋山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他著述丰富，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其著述以诗为最精妙，主神韵，诗句明丽博雅，高华浑厚。乾隆年间，有些人不喜好王士禛的诗歌，惠栋则认为，“近来不喜渔洋诗者，皆天分过高之人。及观其自作诗，于渔洋之秘，则概乎未之有闻也。诗，小伎耳，犹如此，以此知学问之难。”(76)又推崇曰：“渔洋诗能尽窥古人之秘，择善而从，故当时有集大成之目。”(77)在笺释时，惠栋非常严谨，广泛搜集王士禛的著作，其《凡例》云：“山人生平著作等身，余所见者，共八十余种，别著于录。其未见者十之一耳……每有遗文逸什与诗辞相发明者，必全录之，以备阙略。又诸集中诗句间有异同暨原注未备者，一并采入。”(78)而且他充分利用自家丰富藏书资源，务求第一手资料，“撰《训纂》时，每见异书，珍其僻秘，往往避习见之本，而津逮焉。集中所采书目共数百余种，不敢一字拾人牙后慧也。”(79)

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卢见曾一见奇之，颇为推崇，称赞曰：“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80)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在卢氏幕府内，卢见曾欣然为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作序，并慷慨出资，为惠栋刊刻。“吾友东吴惠子定宇，出所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示余，且乞余叙。余发函读之，喟然叹曰：此数千百年注诗家绝无而仅有之书也！”(81)王士禛“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凡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昔少陵诗号诗史，而渔洋诗为一代文人总汇，故是诗极难。”尽管王士禛之诗难注，惠栋还是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注成该书。“惠子之祖砚溪先生，为渔洋辛未所取士，而尊人半农学士，又亲炙渔洋之门。两世渊源，渐渍浃洽，而惠子又用功深，历岁久，是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脉络，无不昭揭如日星。宜吾师黄北平夫子激赏以为渔洋毛、郑，良不诬也。昔东坡诗有施氏元之注，放翁作序云，与范公商榷，后二十五六年，元之之子武子出此书，于东坡之诗，庶无可憾。夫以范陆二公绝识精诣，几三十年不敢措笔，而独服膺是书，其必有以。余读惠子之注，叹其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读者当必有取于余言。又有补遗一编，余为刻之，并黄北平夫子传一通，例得牵连书。乾隆丁丑八月。”(82)惠栋此书的出版，对于后人了解学习王士禛的诗作与生平学行是十分有益的。

《周易述》是惠栋呕心沥血所作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可以称为其一生治易的结晶之作，旨在发挥汉易精华，是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述。该书采用自注自疏的写作体裁，钱大昕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83)

其实，入卢见曾幕府之前，惠栋早在乾隆十四年就开始了该著作的撰写，原定计划撰写四十卷。惠栋之子记曰：

先子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凡阅四十余年，于乾隆己巳始著《周易述》一书，手定为四十卷。(84)

只是由于生活的艰辛，写作时断时续。进入卢见曾幕府后，生活安定，于是惠栋在“讲授之暇，篝灯撰著”(85)，倾力于自己学术专著《周易述》的撰写。乾隆二十一年，年届六十的惠栋，先后撰成《周易述》中的《明堂大道录》、《禘说》，还有《易微言》、《易例》的部分，《易大义》的《中庸注》，以及《周易》本经的上经全部和下经局部。他原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书，但就在《周易述》即将撰成之际，乾隆二十三年春，由于病势加剧，惠栋辞幕拖着沉重的病体返回故里，并因病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58年6月27日)溘然长逝于苏州家中，年仅六十二岁。临终前夕，他抱着无限遗憾的心情，痛心地告诉他的两个儿子承绪、承萼：“余之精力尽于此书，平时穿穴群经，贯串周秦汉诸子之说，因得继绝表微，于圣人作《易》本旨，庶乎有合。独以天不假年，未能卒业为憾。今已脱稿者，惟《明堂大道录》及《禘说》两种耳。《下经》尚缺十有四卦，与《序卦传》、《杂卦传》俱未脱稿，而《易微言》采辑十有七八，《易大义》止有《中庸》一种，《易例》则粗有端绪。然皆随笔记录，为未成之书，知音者希，真赏殆绝。”并叮嘱他们：“录而藏之，毋致迷失。”(86)两人“泣而识之，不敢失坠。居庐时，收拾遗书，亟录副本，间有涂抹点窜，不能辨识者，为搜所引原书，覆加考订，编辑成帙。”(87)惠栋认为王弼所注《周易》，不但使经传篇章紊乱无序，且多以今人俗字改易古字，王弼无疑是导致汉《易》消亡的罪人。因此他力图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在《周易述》一书中，对当时通行本《周易》经、传部分内容进行大量校改。惠栋之书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之学，发挥汉儒之学，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江藩称赞曰：“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88)乾嘉之际，汉学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惠栋易学思想的带动与影响。所以钱穆先生称惠栋之学为“急进”，为“趋新”，为“先走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89)

卢见曾服膺惠栋之学，于惠栋去世后的三个月后，即当年八月下旬，亲自为《周易述》作序而梓之，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壧张氏及项平甫诸家，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乾隆戊寅八月下浣，德州卢见曾书。(90)

乾隆二十四年秋，卢见曾为惠栋刊刻的《周易述》成书20卷。

会两淮运使卢公，以书来征先子著作，将为梓行，以惠学者。今年夏，《周易述》二十卷先已刻竣，盖距先子之殁已逾小祥矣，悲夫！遗书具存，手泽未沫，剪劣如不肖，敢谓能读父书。惟是趋庭之际，窃有所闻，缮写校雠，庶几其职。且幸先子未竟之业，得遇赏音，流传问世，绍往绪而开来学，其在斯乎！书既校毕，爰述遗命，而具志其始末如此。己卯秋日，男承绪、承萼谨识。(91)

卢见曾对于已故惠栋此部著作的刊行十分精心负责。他多次请惠栋之子惠承绪、承萼校雠该书。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方完成《周易述》全书的校刊梓行。此书于乾隆二十四年刻成20卷，卢见曾邮寄书稿请惠承绪、承萼作校雠。乾隆二十五年(1760)续刻《易微言》2卷，卢见曾邀请惠承绪亲至幕府中校对勘误，凡两年。而第三次校核则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由惠承绪承担。

是书运使卢公刻于寒江官舍，既成未印行。壬午(注：乾隆二十七年)秋，公悬车旋里，以书板见归。笃终之义，古人所难。先是己卯(注：乾隆二十四年)岁刻成二十卷，公邮寄校雠，承绪与弟汉光承萼分任其役，逾年续刻《易微言》二卷，邀承绪至署对勘，且以文字之役见委，凡两寒暑。今板既携归，复事校阅，而汉光弟下世已届三载矣。抚卷黯然，不能无雁行折翼之痛云。承绪又识。(92)

我们可以说，为使惠栋《周易述》问世流传，绍往绪而开来学，发扬光大其《易》学思想，卢见曾已竭尽全力。如果没有他及时刊刻该书，这一著述就有可能流失。对于保存惠栋这一主张汉学的学脉卢见曾贡献卓越。

惠栋以其一生的学术实践，完成了崇尚汉学，朴实的考证经史的学风建设。他少承家学，早年随父宦游，而后努力于经学制科，试图进入仕途但屡受挫折，可是他没有沮丧，而是振作精神，转向学术的深入研究上来，中年时即已著名一时，晚年专心经术，融汉宋之学为朴学，特别是他在卢见曾幕府中的岁月，因为生活安定，而更加促使他有条件专心于易学等领域的深入探研，是其一生中学术上的黄金时期。这里同时也是其向众多学人传播其学术思想的大好场所，戴震、王昶等学者受其学术影响深厚。而卢见曾幕府之所以能够刻印诸如《雅雨堂丛书》等著作，也与惠栋等人的高深学术素质及努力帮助是分不开的。惠栋堪称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他在卢见曾幕府中与学者们以古学相策励，不但启迪后学，还开发了幕主卢见曾的汉学意识，学者们相互沟通，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乃有日后汉学之风行四方。卢见曾则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其幕府中为惠栋等人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传播媒介，亦为倡导经史，兴复古学之有功之人。他扶持惠栋等汉学家，从而带动了大批学者潜心经术，汉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风尚。卢见曾幕府对于乾嘉学派的兴起，扬州地域学术的繁兴有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