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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钟皓时，颖川长社钟己“为郡著姓”.钟氏皓因“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钟皓就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钟瑾“好学慕古”，因党锢而不仕。至于那时钟氏其家族怎样成“为郡著姓”，现存文献不足，已无从考察。从钟氏第十二代钟繇以后，钟氏同魏晋世族一样。以士起家，后以军功卓著而逐渐变成豪门大族，后代以文化修养而著称。钟繇小时家贫⑤，曾与族父钟瑜到洛阳去，路上遇到一位看相的老人，说：“钟繇这孩子有富贵相，但忌水，要谨慎处之.’而后走不到十里，过桥，马惊，坠水，几次都没有出事。钟瑜看到看相老人的话应验了，便更加热爱钟繇，供给经费，使他入学读书。后钟繇“为《周易》、《老子》训”⑦，钟繇又工书，勤于学。曾和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人一起研究书法。在韦诞处看到蔡邕《笔法》，求之不得，气得呕血，曹操用五灵丹给他医治。等到韦诞去世，令人发其坟而得之。钟繇其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得升，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点划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繇书为云鸽于天，群鸿戏海.’庚吾肩在《书品》中将钟繇与王羲之都品为上之上，说:“钟书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腆.”钟繇临终，授少子钟会说:“吾精学书，学其用笔，每见万类，皆画象之.”传世之作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上尊号奏》、《魏受禅表》等。至今河南省长葛县老城镇政府所在地钟繇其家遗址还有钟繇的洗砚池。钟繇文化修养颇高，尔后遂成家风。钟会其母张氏是位文化素养很高的人，从小就教育他。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候《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钟会“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④，弱冠与王弼并为当世知名学者，著《道论》二十篇孰，早已亡佚。钟雅“少孤好学”⑩.钟宪是位博闻强记的学者。钟嵘在《诗品•齐正员郎钟宪》中说:“余从祖正员(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钟宪对诗歌颇有研究，钟嵘能写出《诗品》，与长期受到钟宪的熏陶不能说没有关系。钟盶、钟嵘和钟屿“并好学，有思理”。钟盶十九岁，钟嵘十七岁入国学读书。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子，举本州秀才”。钟盶著《良吏传》十卷。钟屿参与编撰《华林编略》。钟盶、钟嵘和钟屿“并有文集”。
钟绍京工书法 ,雅好收藏，不惜大费，破产求书，如王羲之、王献之、诸遂良、虞世南的真迹，家藏之数十百卷。武则天时，宫殿、明堂题署及九鼎铭，都是钟绍京所亲笔题写的。.时号为“小钟”、和“大钟”钟繇对称。宋朝曾巩在《元丰论稿》中说:“绍京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钟绍京碑学薛翟。书迹有《升仙太子碑》碑阴、《遁甲神经》、《灵飞经》等。钟瑜是颖川长社钟氏家族中值得一提的一个人物，他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仕做官以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钟瑜一旦知道钟繇是个人才，虽为族父，但不借任何代价，资助其读书，使钟繇受到了教育，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步入仕途，逐渐升迁，以至于登上显位，使其家族重新振兴，并鼎盛起来。这不能不说与钟瑜无关。
重视儒学是钟氏家族的又一重要特征。尽管经过汉末的大动乱，儒学已失去了自西汉以来的独尊地位，玄学和佛学一时崛起。但是，钟氏之家仍然十分重视儒学，虽不少人喜欢《易经》，却大抵都能吸收其学说中的积极二面，从第十二代钟琳起，能摒弃玄学和佛学的消极影响，积极入世，勇于进取。钟会因反司马昭被乱军所杀，钟邕随其叔父钟会而死，钟毅受株连被杀，钟骏也受株连下狱而后赦免，但西晋时，他仍官至黄门侍郎。钟雅在苏俊叛军闯入京师建康，身处险境，毫不畏惧，以国家利益为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国捐躯。建武初年，齐明帝萧莺当政，事不分大小巨细，他都要亲自一一过问，从而形成从中央到郡的政务，都侯其诏旨才能办理，产生了种种弊端。钟嵘虽名微官卑，却独具慧眼，识破了症结之所在，无所顾及，敢犯龙颜，直言陈书:“古者明君撰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齐明帝看了勃然大怒，问太中大夫顾皓:“钟嵘何人?欲断肤机务，卿识之否?”幸亏顾皓替他讲情，才免遭大祸⑦。萧衍代齐建梁，这就是梁武帝。梁武帝天监初，官吏制度极为混乱，钟嵘又一次上书皇帝萧衍，揭露此种状况，他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青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并精辟地分析其弊端，“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而梁武帝萧衍刚即位，鉴于宋、齐失国的沉痛教训，正想采取措施，抑制庶族势力，抬高豪门地位，借以巩固其统治。钟嵘上书所陈，正是梁武帝心中想做而还没有采取措施行动时，这当然很符合他的口味，因此，他很快就诏示尚书施行了⑥。尽管这些打上了他那士族阶级的烙印，这是时代对他的局限，不能过分地苛求古人。不过钟嵘关心国家大事，两次直接向皇帝上书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钟绍京长期身处逆境，累遭贬滴，其志气不衰，为官直到八十高龄而去世。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颖川长社钟氏家族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家钟嵘，他以毕生心血写成的《诗品》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对从汉到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作家的五言诗，从诗歌的艺术规律出发，作了系统的品评，并把所评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多人。每品之中以时代先后为序，对每位作家都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每卷之前都有个序，说明评诗的理论和依据。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显然，这是对《礼记•乐记》“乐”“感于物而动”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继承。不仅如此，还有所发展。他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初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就揭示了诗和大自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楚臣、汉妾、塞客、霜闺各种人在内的感情，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因此，他在评论诗人作品时，把能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能否真正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作为一条重要标准。这正是钟嵘极力推崇托诗以怨，慷慨悲歌的建安风力，反对“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堆砌典故的用事诗和当时诗坛的“四声八病”说的根本原因。钟嵘《诗品》对所列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风格、流派及其之间一些人的承继关系作了有益探讨，不少评语简要得当，能抓住诗人的不同风格特征，对今天研究这些诗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探讨诗人之间的渊源及承继关系上，能比较地注意他们体格风貌的相似之处，没有去过分强调和追求形式上的雷同之点。钟嵘《诗品》另一个杰出成就就是对魏晋以来诗坛上出现的不良风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永嘉年间盛行的玄言诗“理过共词，淡乎寡味”;大明、泰始期间流行的类事诗“殆同书抄”、“拘挛补钠、蠢文已甚”;永明时代出现的“四声八病”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主张诗歌要“穷情写物”，要有“滋味”，遣词造句要自然。这对纠正当时诗歌的流弊和明确诗歌创作的正确方向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诗品》被章学诚誉为“思深而意远”，对后世影响颇大。就是在今天，对开展正确的诗歌批评和繁荣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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