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氏扫叶山房 文采风流

同宗商

扫叶山房 文采风流

席氏扫叶山房是自常熟毛晋汲古阁后的民间书坊中经营时间最长、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私家刻书机构。清代以前席氏刻书具体情况不详，清初席启图曾以“绳武堂”名刻《畜德录》二十卷。席氏大规模的刻书源于席启图之弟席启寓，他曾担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不久辞官回乡，因为东山居太湖中，就在常熟虞山之南修筑别墅，往来于东山、虞山之间。常熟历久弥香的读书、刻书、藏书传统，使他有意追随前辈风流，他曾雕板印行《十三经》、《十七史》，并以辑刻有唐一代诗歌全集为己任，不惜耗费三十年之精力，以“琴川书屋”名刻成《唐诗百名家集》。康熙卅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曾驾临东山席府，席启寓进呈此集及兰红二缸，得到康熙赞赏，自此席氏及其所刻之书声名远扬。席启寓后代分为东山、虞山两支，常熟一支在藏书刻书方面尤为知名。

扫叶山房大概得名于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句。1918年的《扫叶山房书目序》称“本号设肆垂三百年”，据此推断扫叶山房可能创办于明末（1），与绳武堂、琴川书屋大概是一脉相承的。扫叶山房之名首见于席启寓之孙席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席鉴”条称：“玉照（席鉴字）藏书极富，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扫叶山房光大于三十四世席世臣（席启寓玄孙），他是乾隆末年钦赐举人，曾经参与审校《四库全书》。席世臣嗜古好学，家中多藏书。他刻书以史部为主，并曾购得毛晋十七史书版，将“毛氏汲古阁”图记挖去，改刻“洞庭席氏”图记，重印流传。书业扩大后，在苏州阊门设扫叶山房书铺。从此，扫叶山房之名随所刻书籍行销天下而传扬四方。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坊刻本》赞曰：“清时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 （2）

席世臣去世后，子孙仍继其业。清军和太平军之战，扫叶山房书版在苏垣者，十毁七八。直到光绪六年扫叶山房把经营中心迁往上海，并率先引进石印、铅印等新技术，扩大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先后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等地设立营业所，在松江以及汉口等地也设立分店，又把总店迁到沪上，成为很有影响的以刊印古籍为主的出版机构。他们印的古籍，四部皆备，其中有不少是丛书，也有新式图书，所出版的连史纸线装古籍，多系石印本，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据1913年《扫叶山房书目》所载，已出书二千多种。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传世石印丛书有144种，其中席氏一家印的就占18种。但随着民间更大规模的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先后出现，古籍市场的萎缩，扫叶山房业务日见萧条，苏州分号于1949年歇业，上海总店于1954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扫叶山房能够经历三百年多年的风雨，除资产雄厚和历代经营扫叶山房的席氏主人皆有经商头脑外，也由于清康熙帝亲临席宅，对进呈之书大加赞赏以及苏州大小官吏对席氏给予了某些特权。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廿八日勒石的《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云：“除席元章一坊不加外，每节每人给酒钱三十文”，“如敢故违，许书坊各铺指名禀县，以凭究办”。同治十三年（1874）《书业捐资重建崇德公所碑》中也记载了席威是崇德公所负责人，规定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有妨工作者，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可见席氏在同业中长期处于较特殊的地位。

洞庭东山席氏还是著名的藏书世家，清代除席启图、席启寓、席鉴、席世臣外，还有席世昌、席恩赞、席璞等人也是著名藏书家。在席氏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明清时期的席氏女性成员中也涌现了不少才女。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就有出自洞庭东山席氏的席文卿、席佩兰、席淑媛、席蕙文等四位女诗人。如三十四世席蕙文，著有《采香楼诗草》、《自怡集》，以一弱女子而其诗沉雄苍老。又常熟席佩兰，有《长春阁集》，其诗不拾古人牙慧，天机清妙，被袁枚收为女弟子。另外还有席筠、席仲田、席香谷等人也是当时著名才女。豪富的席氏家族颇爱结纳风雅之士，钱谦益、吴伟业、汪琬、徐干学等时集其门。席启寓娶吴梅村的妹妹为妻，吴梅村的一个女儿又嫁给了席启寓的儿子席永恂。席启寓还聘理学家陆陇其来家教子。陇其没，厚赙其丧，为刻遗书，还命席永恂的长子席祜镐娶陆陇其的孙女。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熏陶，后世的席氏逐步增长了文化底蕴，涌现出不少学有所成的家族成员。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统计，明清时期洞庭东山席氏家族有作品结集的共四十多人。

洞庭东山席氏还把旧中国第一大报——《申报》从英国人手里买回。三十八世后裔席裕福，字子佩，青浦朱家角人，为清末买办。兄裕祺，字子眉，两人皆精通英语。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裕祺任经理。当时各省筹办水旱捐赠，以申报馆为收集捐款的集中点，款额有数万之巨，由裕祺经管出纳，帐目无一差错，声誉卓著，《申报》也办得甚为发达。 裕祺任职廿三年后病故，弥留之际力荐裕福任经理。裕福与裕祺一样，办事认真踏实。宣统元年（1909年）英人美查回国，申报馆由席裕福出七万五千银元收买，从此《申报》由中国人自己掌握。当时《新闻报》由美国人福开森接办，与《申报》竞争激烈，发行量渐渐追上并超过《申报》。1912年，席裕福以十二万元将《申报》转让给史量才。隔了三年，裕福忽又向史要求补偿，经法庭判决，补得廿四万五千元。后来史把《申报》办成上海最有影响的一张大报。席裕福还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局、中国图书公司等，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