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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远没到高唱赞歌的时候，但我仍愿用书中这只枯萎软弱的笔，对公民郝劲松高唱赞歌。
郝劲松，最早被我所熟知，大概始于索要火车上购物*发*票*一案。到后来的火车票涨价，手机漫游听证事件，状告陕西林业厅，再到最近的上海钓鱼案，郝劲松努力的践行着一个公民的责任，毫不动摇的捍卫着一个公民的权利，一步步，艰难的推动着国家机器缓慢前进，虽然收效甚微，但让人充满希望。
郝劲松，男，1972年出生，山西忻州人。从04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原因是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他因对“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入选“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
郝劲松有堂吉诃德的浪漫和古代侠客的勇敢，他以一己之力向这个大到无形的机器上最顽固最腐朽的部分发起挑战，和社会的种种不公和黑暗做斗争，撼山易，憾此物何其难！当我们因周老虎怒火中烧，因毒奶粉而激愤难平，因邓玉娇暗紫垂泪，因七十码掩面长叹，当我们感到沮丧、失望，不理解，受欺骗，战战兢兢，无能为力时，公民郝劲松站出来了，也只有公民郝劲松站出来，面对肉食者的傲慢和偏见，发出我们共同的心声：是什么？为什么？凭什么？面对郝劲松的质疑，羞愧的除了肉食者，还包括每一个合格的公民：很多时候，我们的权利不是被人强行剥夺，而是被我们白白浪费掉了。被我们双手奉上给别人而浑然不知。我们都在为虎作伥，除了公民郝劲松！
郝劲松有愚公移山的决心和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他生动的诠释了一个公民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追求公平和进步。他是一个杰出的公民，在他面前，我们的麻木是如此的可耻，我们的埋怨是如此的可悲。他安放了我们无处发泄的愤慨，告诉我们：权利从来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争取，勇敢者的尊严不容践踏。
我们这个时代，不乏大师和精英，不乏学者和专家，不乏青年领袖和商界巨子，不乏感动中国人物和十大杰出青年。但太缺乏郝劲松这样的普通公民，这样有正义感、有勇气、没有丝毫懦弱和媚骨的普通公民。这样的普通公民做的普通事所产生的普通意义，远大于一个文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部电影摘取了奥斯卡桂冠，一个体育健儿打破了世界记录。郝劲松的成功，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全体公民的成功，一个民族的希望，这样一个普通的公民，抵得上五个马云，十个李开复，一万万万个余秋雨！
然而，郝劲松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不是一个战士或英雄。和平的时代，不适合生长传说中的战士和英雄。战士和英雄，伴随的是战火硝烟，子弹脚镣，伤口鲜血。我希望，公民郝劲松，可以活得更好，走得更远！
我希望，在一个民主，正义，公正，透明的社会，郝劲松有一天可以从报纸上消失；我希望，有无数个张劲松，李劲松，王劲松出现；我希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郝劲松；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郝劲松；我希望，我也能成为郝劲松！
附:柴静演讲《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完）
郝劲松与华南虎事件
郝劲松与钓鱼执法事件
当张晖通过电话联系到郝劲松,郝迅速决定介入此案,为张晖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电话中,郝只提了一个条件:无论胜败,决不能撤诉.张晖同意.郝鼓励张晖说:"你是好样的,至少你还敢挺身而斗,很多人是一辈子都不敢的,他们一生都不敢反抗,他们永远都是受害者".郝和他的同事立即召开会议拟定了详细计划,
第一步,在国庆前9月28号递交诉状起诉上海闵行交通队,有效利用国庆7天长假,郝计算出10月9号是立案的最后一天,在上午接到法官打来的立案通知电话后,郝立即向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全国媒体迅速报道.
第二步,2009年10月18日,郝劲松用18封特快专递向上海18个区县申请近三年来打击黑车罚款总额的信息公开.郝劲松认为：“钓鱼式执法在各地普遍存在，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执法机关雇用无业人员假扮‘乘客’搭车，‘乘客’则负责引诱司机收费，并把车引入执法人员设好的埋伏圈。” “从派出钓饵、设套、埋伏，到抓人、扣车、罚款，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辆车少则罚一万元，多则2万到3万元。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为例，两年时间处罚5000辆所谓的‘黑车’，罚款5000多万元，巨大的罚款金额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陷合法公民于非法，上海每年处罚20000辆车,罚款高达两亿元,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链,‘钓鱼式执法’ 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郝劲松强调，有些真正的黑车，在向交通执法部门定期交付保护费以后，得以公开运营。
第三步,揭开上海车主此前在钓鱼执法案件屡诉屡败的秘密.究其原因，背后是上海各级法院撑起巨大的保护伞，为执法犯法的交通执法大队保驾护航。
郝坚定地告诉张晖:我们将在法庭上打败他们!
以公民身份作战
人物周刊：网上对你攻击最多的是你的律师资格证，有人说，你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是伪律师。
郝劲松：我本来就不是律师，我没有资格证，也从未假装过我有资格证。我是一个公民，一直以公民的身份作战。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律师，在一些事情上，司法局和你所任职的律所就有办法让你很难受，你要受指挥，你会有顾忌。正因为我没有单位，没有人可以指挥我，我是一个自由人。我需要自己做主，不喜欢被任何力量控制或者要挟。而且我会因此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不是律师也照样可以拥有法律的武器。
人物周刊：你现在代理的这些案件中，代理人怎么称呼你？
人物周刊：中国是个讲究“名正言顺”的国家，没有律师执业许可对你开展工作有影响吗？你的收入来源是？
郝劲松：我是三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收取顾问费，这工作不会占据我过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介入公益事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我每天都用很长时间关注国内外互联网上的事件，然后选择目标出击，看这个战役，是否适合我。比如邓玉娇案件，我觉得那案子不适合我，因为我不是律师，就无法进到看守所里会见当事人。
人物周刊：你似乎从小就是个“刺头”，总是有人会很慷慨地把“讼棍”、“刁民”这样的词汇送给你。
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人物周刊：实际上，早在2004年起诉地铁的时候，你对于将来战役往哪里打已经有一个大的规划了？
人物周刊：老百姓看到你索要公厕*发*票*的案子，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这么小题大做？他是不是就想沽名钓誉吸引眼球？
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关联。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替我说话，因为大家都倒下去了。
人物周刊：你把每个案件都当成一场战役来打，特别注意战略战术，我想你一定是军事爱好者。
郝劲松：非常爱好！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父亲就是一个老军人。我从青少年时代起研究了大量的战役，尤其是二战，包括海战、陆战，但我最喜欢研究狙击：一个很小的个体力量，有时却可以阻挡一整支军队的前进，甚至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崇拜的军事家么？
郝劲松：拿破仑！拿破仑在土伦城堡的时候，集中排炮对着国会大厅，以前大家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打法，把所有的重炮都集中起来。他整体的战术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他自己概括的就是：“不玩弄太复杂的伎俩，集中精力各个击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处理很多事情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取得成功，我希望我们的名字能被刻入法制的重要历程。 人物周刊：你说的“我们”是指？
郝劲松：我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为自己壮胆，这样一说，就好像有这样一个团队、有一个集体，“我们”包括很多网民，很多民意的力量，共同关注、介入一些公共事件。我有时冲在前面，像一杆标枪一样往前扎，是巨大的网民在我的背后把我使劲儿向前推。
郝劲松：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这种感受，每次我身后的人都巨多。我研究二战时候的一些战役。德军为了打断盟军，就开展“狼群战术”，在大西洋分布了上百艘潜艇，神出鬼没，击毁了大量盟军的运输船，盟军也采取了相应对策。这种“狼群战术”有时是非常管用的，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我需要召唤到大量的人介入公共事件，并让大家明白，对不平之事，你的反抗是有效的，只要你用适当的途径、适当的技巧、适当的尺度。就像古装片中的城门，坚固，高大，攻城的人群拿粗壮的圆木用力撞击，门固若金汤，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人，不停地撞，使劲撞，虽然门还没倒塌，但从微观物理上来讲，它已经在慢慢变化了。
每一座城池都是这么攻下来的，每一个网民的留言都可能成为攻陷城门的最后一次撞击。我需要网民在这些战役中成熟、成长起来，使网民认识到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可以参与决策进程，并在社会正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挽狂澜。
挥舞着法律的斧头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法律圈里，有你特别佩服的人吗？
郝劲松：江平算一个，他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比我们年龄大太多了，现在也很少出来发言，他说想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另外，张思之当然也算一个，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知道我，还搂着我照了一张相，他给我一个评价，“我是老好事之徒，你是小好事之徒。”
人物周刊：张思之大律师是把你引为同类了？
郝劲松：对，我想最起码，他是知我的。他绝不会仅从某个个案来了解我，以为这个人很无聊，就是为了一张车票或一张*发*票*在四处告状，我想张律师能解读到这些案件背后的深意。 法律一直是我的向往，治理国家最终我们依靠的是法律，法律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斧头，当这把斧头磨得锋芒毕露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挥舞它，在试验它并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也赋予它力量。
人物周刊：我们通常都说“正义之剑”，为什么你说“法律的斧头”？
郝劲松：斧头更像我的打法。剑那玩意儿很长，它的招式就比较传统、正规，舞剑必须遵循一定的套路，对我来说，剑术有时也是一种规则的束缚，而斧头则不然，斧头更灵活，它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
人物周刊：在你挥舞斧头的过程中，这个斧头是不是也会伤到一些人？
郝劲松：伤！绝对的。比如说铁路*发*票*那个案子，我们起诉了3次，第三次当我们掌握到了足够白条(证据)的时候，铁道部其实很紧张了，因为他们感觉就要败诉了，涉案的两个车长到处找我，希望能通过说情让我撤诉，后来我听说那两个车长被免职了，被贬到货运列车了。
人物周刊：也许有些人因为你，命运就被改变了。
郝劲松：一个时代的进步，在它往前走的时候，总会牺牲一些人，如果这些人的利益很小，牺牲就牺牲了，在所难免。
人物周刊：所以你并不顾惜他们？
郝劲松：不顾惜！那个证据对我非常重要！他只是被免职，而且据我所知，几年后他又官复原职了。我觉得这种牺牲很小。
人物周刊：媒体也是你每场战役的外援，你似乎特别懂得调动媒体，什么时间点，放出什么样的消息。
郝劲松：我已经习惯了不断地接受采访，回答相似的问题。张晖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对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干扰，我告诉他，你每接受一次采访，我们胜诉的可能就增加1%。最初他很悲观，认为胜诉的几率很低，我说，即使落败，也要把对方送到被告席上。原告只需要掏50元，但是*政*府*要请律师需要几千元，如果大家都有法律意识，*政*府*的违法成本就会巨增。诉讼有时是有效地缓解愤怒的渠道，社会总得有个泄洪口。
人物周刊：如果你现在需要媒体帮助，你能调动的媒体资源能有多少？
郝劲松：其实也不会超过20家，这20家还是有些能登出来，有些登不出来，我手头掌握联系方式，以及采访过我的媒体记者大概有150多位。
民主还是一个孩子
人物周刊：听说张晖考虑过退缩。
郝劲松：我一开始就跟张晖说，代理你的案子，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就一个条件：坚决不能撤诉！一、二审的司法程序必须走完，拿到判决书。哪怕最后你败了，民众也会知道到底谁对谁错，也会让他们通过败诉判决知道一些问题，比如法院并不是永远正确。
人物周刊：为何你如此坚持不能撤诉？
郝劲松：张晖有很多顾虑，如果他顶不住，撤诉了，我们就前功尽弃。张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很害怕，害怕钩子报复等等。我告诉他，这种信息你不能释放出去，对手知道你怕什么，就会用你害怕的方式来对付你。
人物周刊：现在上海*政*府*已承认在张晖和孙中界的事件里确实存在非法取证，张晖也领回了自己被罚的款子，要他抵制压力坚持继续诉讼，是不是很困难？
郝劲松：除了张晖和孙中界，还有大量的“钓鱼”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我们还没有真的折断钓钩以及钓竿。张晖去领罚没款时，闵行区建交委门口聚集了很多围观者，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你的钱领回来了，我们的钱还没。”
张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他被“钓鱼”后非常愤怒，首先通过论坛发文给媒体，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他正是我需要的一个人成长为公民的标本：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事情开始反抗。
孙中界是另一种类型：小孙是刚满18岁的农村青年，从没受过城市工业化、机械化生活的伤害，他对大城市有美好的向往，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到上海的第三天就遇到“钓鱼”，他整个人崩溃了，城市的形象在他心里倒塌了，他觉得城市里的人不应该这么坏，他想不通，这促使他操起了菜刀。这种行为是有血性的，一个民族有血性，这个民族还有希望。中国现在烈性男儿太少，遇事不敢反抗，看到别人出事也很冷漠，觉得和我无关。不作为的公民太多，他们根本称不上公民，没有法律意识，没有监管*政*府*的意识。很多人觉得我只是个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要改变这种传统想法。
社会仿佛人之肌体，有些病症，你应该不断去暴露它，病灶才会被及时发现、被医治。如果你觉得司法体制黑暗，你就不去使用它，它会越来越烂，等到做手术的时候也没用了。公民如果没机会成长，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谁也不愿看到社会动荡，谁也不愿看到天下大乱。民主是一个孩子，它有个成长过程，你得培育它，为它的成长准备条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懂得培养它的公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方法有效吗？
郝劲松：成长不能靠说教。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从2004年到2009年，全国各地的法院接到大量官司，如果有人能调查到这个数据，会发现这是个剧增。我和北京市高院的法官聊天，他们星期天都加班，因为案子暴增，法院增加人手的速度，追不上案子增加的速度。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公民试图上法院去告状，就说明他有了法律的意识，并且迈出了行动。我看到许多人打官司我就很兴奋，我知道那里头有我，有我的功劳，以及我的同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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