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长篇连载之三）字辈派语资料

简辈真

第二章 敢问乡关何处

各种不同性质、版本的族谱，虽然为后世指点了通向原乡的迷津，但是，仅凭族谱留下的线索，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原乡与定居地之间畅通无阻。因为，这些线索还需要经过进一步查证核实。欲走进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得爬一些坡、跨一些坎。

一、西蜀望岭南

时下，寻根热热遍全世界，不分国界的人们，埋头于故纸堆里，在又黄又脆的纸片上寻找祖先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尘封的往事中走进自己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明明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外省，却不知该到何处去寻找原乡。这就像在一个陌生的"时空隧道"面前，找不到人口，即使钻了进去，也难以找到出口一样。

然而，对于这个福建迁家族的始祖--第一代移民的、陈时安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原乡明明白白就在自己心中，思念是无穷尽的，他不是"不大愿意回乡"，只是"有家难回"，迟迟没有把回乡提上日程。

陈时安在清干隆三十八年(1773年)撰写的一篇《颍陈氏族谱序》中，明白无误地说："吾族自闽省以来，未暇悉载，但即延平府贡川迁于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建置宗祠，祠宇相传，约有十余辈......缅想故都，其祖功宗德，未尝不依依若接焉。爰立族谱，以俾后裔知闽省与蜀邦两地，同源共本。"

在这里，他把对原乡的缅怀，以及移民与原乡之间的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在陈时安看来，闽省是自己的"祖功宗德"之地，是生他养他的"故都"；而蜀省则是眼下安身立命、繁衍子孙后代的乡邦。如果说闽省是他的第一故乡，那么，四川则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闽省与蜀邦虽然相隔数千里，但隔山隔水不隔情，二者血缘相通，"同源共本"。

可是，谁又料到，自从干隆十七年(1752年)告别原乡，携家前往四川以来，闽、蜀两地竟然成为天壤之隔，想要沟通两地之间的联系却是十分困难的。虽说在他离开原乡14年(1752～1766年)之后，最终在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定居落业，但是与他同道来川打拼的兄长、同为第一代迁川移民的陈辉胤，却于当年命丧黄泉，葬身异乡，永远回不了故土。情的谱序时，原乡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他这个背井离乡20年的游子之心，以至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原乡的眷恋和向往之情，终于在4年之后，即在干隆四十二年(1777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回原乡去"省墓"。

这次原乡之行，虽然慰借了移民心中长期郁积的乡愁，但却化解不了闽蜀两地之间由于地理阻隔和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巨大障碍，以至在这以后，原乡与移民地之间的沟通不是增强了，反而日益减少了，最后竟至于音讯断绝，消息渺茫。于是，外迁的游子，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失去了与原乡的一切联系。这种情形，恐怕在四川的移民家族中并非偶然。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受定居型迁移的制约，四川移民疏于与原乡保持经常联系。移民离开原乡，向外迁徙，依居住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暂居型和定居型两种类型。由于居住方式的不同，移民与原乡的亲疏关系，自然也会有所差别。以陈时安所在的福建地区为例，据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明清以来，闽南地区(包括原泉州、漳州二府所辖之地)的人口向外移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几乎从没有停息过。人口移动主要沿两个方向进行：内地与海外。向海外移民的人，大多是"出外谋生"，具有"暂居式"移动的特征，并非永远离开家庭的迁移。一旦积聚了一笔钱财后，仍旧回归原籍，与家人住在一起。因此，这种类型的移民大多维持着同原家庭的各种关系，保留着与原乡发生密切关系的机制。

而向内陆移民的人，大多是举家一次性迁移，或分阶段连续迁移，以定居为最终目的。这种定居性的迁移，很少回迁。此类移民通常很快从原家族中分蘖出来，并在移民地逐渐繁衍成为新的独立家族。因此，定居型迁移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这类移民只可能与新的家族维持各种关系，而难于与原和原家族保持长期性、经常性的联系。

四川正是清前期岭南百姓向内陆移民的典型目的地，绝大多数移民的最终取向都选择了在四川定居，并重新繁衍为与原乡关系疏远的独立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不具备海外移民所采取的"暂居式"移动的本质特征，因此，相对于海外移民，在四川定居的内陆移民，先天里就缺少了一根与原乡保持密切接触的纽带。

刘光第(1861～1898年)，字德星，号裴村(培村)，祖籍闽西武平县湘坑湖村人，先世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闽人蜀，迁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立业定居，后又迁富顺县赵化镇。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参与新政，与谭嗣同等被捕遇害，是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其一为：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

其二为：数千里闽蜀共一本源；十八世嗣孙同年相会。

他还在一篇题为《湘坑湖记》的文章中，以饱含温馨乡情的笔调，记述了这次返乡的感受。他说："少时，每闻族老相传说湘湖名字，辄欣然想见之，愿果一往为幸。"然而，自"吾粗吾父"时，多次想回原乡一归省祠墓，但都未如愿。"闽蜀天悬，迁徙隔绝之日久，生长于蜀者，综各房殆数千人，无得一归者。"光第这次竟安归乎湘湖，"则岂徒光第一人之幸?乃上以慰吾祖父泉下，下以告吾子孙，而以答蜀中诸伯叔兄弟，东望冀一归闽不得者；又以欢闽中诸叔伯兄弟，西望冀一知蜀而不得者。"

从这段难能可贵的文字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自清初移民四川以来，刘氏家族的成员，包括刘光第的祖父、父亲一辈人，虽然都有思念原乡的愿望，并多次有回原乡"省祠墓"的打算，然而，在数千刘氏子孙中，却没有一个人得以成行。刘光第这次成功返乡，使他成为族中归乡第一人，他怎能不为自己而庆幸!他的这一次成功还乡，上可以告慰父祖于九泉，下可以昭示子孙于身后。

杨森的祖籍是湖南衡阳县草塘村。清康熙年间，居住河边大房的杨氏家族的老四杨兴阶，带领着5个儿子外迁，定居于四川广安。至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杨森是第7代孙，属淑字辈，所以杨森的辈名叫杨淑泽。他上7代入川始祖临终时有口头遗嘱："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这一口头遗嘱世代相传，后来把"衡阳"二字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湖南共有70多个县，地域那么广，草塘到底在何县、何地，又如何去寻找呢?

直至抗日战争中，1937年9月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境地设防，他才费尽苦心，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祖先的发祥地--衡阳草塘。该杨氏宗族以族内出了军界要人，感到十分荣耀。为此，他们特地举行了一场十分隆重的回乡认宗祭祖活动。时间是1941年的夏天。衡阳草塘杨氏宗祠张灯结彩，祠堂中门大开。在祠堂外悬挂一面一米见方的红布，上面是杨森亲笔书写的"我武维扬"4个大字，正厅墙上高悬的"衡岳仰止"黑地金字匾额，厅堂两柱嵌悬的楹联"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也是由杨森亲自书写的。祭祖仪式隆重热闹，未邀族外人士参加。杨森为此在家乡呆了4天。

据传，四川宜宾县的同科举人黄其璋、黄其美，系广东龙川金鱼乡马江村的开基祖黄尚道公名下一支，当年移居四川叙府落籍，兄弟二人在咸丰乡试中举后，曾经在祖籍马江村上兴围祠堂里立有碑记。恰逢1938年，广东龙川县乡贤黄麟书，时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因奉命组团入川巡视党务、民政。黄麟书是个有心人，人川后想起了在原乡立的这块碑，很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四川找到该支族人的后裔。不料在金堂县时，遇见一位刘姓陆军团长，原籍也是广东兴宁，在话家常中，获知叙府(今宜宾市)有座"龙川黄氏宗祠"，建筑颇为宏伟，城内族人约200余，散居纳溪各县亦有千余人，龙川其他姓氏迁移此处者亦为数不少。在办完公务后，黄麟书专赴叙府访族中父老，并蒙盛情接待，细查族谱记载，确属原籍龙川金鱼乡马江村迁居至此地的。后来，广东黄氏后裔引以为自豪地说："由此可见，吾邑先贤向外拓展基业之精神，实令人敬佩。"

二、孝感乡之谜

寻根问祖活动，有时像是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阴魂不散的祖先，令你日思夜想的原乡，任你苦苦寻访，结果它就是不现身。在四川，"麻城孝感乡"就属于这样一类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祖籍是哪里?--湖广麻城孝感乡。"

这是四川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几百年来，许多四川人(这里主要指祖籍源于湖广的四川人)把麻城孝感乡当作自己的"根"，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记，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思念，并且试图按照这些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执着精神。

如今，信息沟通太方便了，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发现，寻找"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呼唤友情支援、希望提供家族迁徙信息帮助的帖子层出不穷。有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幻想到麻城通过实地调查有所收获。然而，据我所知，大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面对此情此景，深信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半信半疑者有之。在无数人关注而又疑窦丛生面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开这一困扰人们的结呢?

首先，"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仅仅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它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于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今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人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人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人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人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