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姓姓氏渊源

花岛

茹[茹，读音作rú(ㄖㄨˊ)，亦可读作rǔ(ㄖㄨˇ)、rù(ㄖㄨˋ)]
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茹人，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茹人，亦称茹者，是古代城池之间的一种职业人官称，受领官家俸禄，但无官职，也就是专门收拾和处理生活垃圾的职业人，其职责是在每日寅时末刻前(凌晨5:00)，将城镇中的垃圾收集并运出城外，进行分类处理。
“茹”，在古代有“腐烂、臭败”之意，因此，茹人就是专门处理“腐烂、臭败”之垃圾的人的官称，早期多由战争俘虏带镣而为，主要为君主宫廷、王公贵族的府第服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城镇规模的不断发展，后来逐渐成为正式的城市职业，并由官府专门管辖。类如今天的环卫工人。
在茹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职业称谓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茹人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茹氏，世代相传至今。
在过去香港的九龙、中环、湾仔一带，澳门的大三巴、大炮台、螺丝山一带，许多有钱人仍称清洁工人为“茹佬”，称垃圾处理场为“茹寮”，就是由此而来。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秦、汉时期官吏如京使，属于以官职称谓加笔为氏。
如京使，亦称如京吏，使秦朝末期特有的官称，没有具体职务，是由功勋武将、武臣迁转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官称，也就是武职散官之称。朝廷视需要之时，从其中选拔任之。由于其皆在京城待命，等待朝廷随时召唤使用，因此称为“如京使”。
因此，即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如京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如氏、京氏等。
到了东汉朝末期，河内郡出了一位著名的人物叫如淳，曾曹魏时期出任陈郡的郡丞。如淳是一位历史学家、考据学家，他对后世的重要贡献，就是撰注有史学重著《汉书》，迄今为止仍是极其重要的先秦－秦－汉历史资料。
“如京使”这种官称一直沿用至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如此众多的骁勇悍将因其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分派其去管理各地的军械仓库、粮库、货栈等等，自管自吃，到也冻饿不着，因此“如京使”又成为仓库管理员的别称。
在如淳的后裔子孙中，有在先祖之名“如”字上加草字头为姓氏者，称茹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安徽茹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柔然族，出自南北朝时期柔然王朝，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按史籍《万姓通谱》的记载，茹氏乃大禹之后，帝启之同母弟姒均之苗裔。禹子启即夏帝，同母弟姒均北居咒牟山。又按历史文献《凤洲茹氏源流》记载，周武王封禹后于越，越王少子奔北亦居咒牟山，其子孙繁衍自称部落“柔然”，迄今已历两千余年。
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西南十二公里的荒漠戈壁中，有石人、石棺墓葬数十座，据考古学家的考证，为公元前六～七世纪柔然、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共有墓地，可见其时茹氏先祖已在该地生息。
另据《辞源》“柔然”条记载：至公元四世纪中叶，柔然部落势渐强大，在勇猛而有权略的酋长社仑带领下，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创立了强大的集权制国家“柔然汗国”，称丘豆伐可汗。其政权中心在今敦煌张掖一带。当时柔然汗国雄据蒙古高原，西进西域统领各部族，其势力范围，东起辽河中上游，西抵今新疆北部到巴尔喀什湖及天山南麓，南越漠南，北贝加尔湖南，成为继匈奴、鲜卑之后控制我国北方大草原的强大民族，雄居北方一个半世纪，后至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为突厥所并。
一般来讲，柔然王朝是古东胡民族的一支，是由其柔然族首领郁从闾社仑可汗建立的。
柔然民族，也称茹茹、蝚蠕、蠕蠕、芮芮等，主要以游牧为主，兼事狩猎，有冶铁、造车、制革等手工业，与中原内地及中亚地区有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
传说，其始祖木骨闾原为鲜卑拓跋部的奴隶，因其头秃，名之木骨闾，木骨闾与郁久闾音相近，其子孙遂以为姓氏。郁久闾氏投北魏政权后，部分族人改称律闾氏。柔然民族实际上发展到木骨闾之子车鹿会时才拥有部众，自号“柔然”。
在魏、晋时期，柔然民族游牧于漠北地区，附属于鲜卑代王朝。到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代北南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柔然部族乘虚进居于今内蒙古中部的阴山一带。
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柔然首领缊纥提被北魏道武帝击破，族人被迫迁居至云中地区(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
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缊纥提之子郁久闾社仑弃父西逃，投奔伯父匹侯跋。后来又杀了匹侯跋，北渡大漠。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郁从闾社仑率部征服了今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高车部族和匈奴余部，统一了漠北地区。之后，郁从闾社仑仿照汉制设置军法：以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并明确了赏罚制度，形成了奴隶制的国家体制。然后，郁从闾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建王庭于鄂尔浑河东侧。下设官号有国相、国师、俟利发、吐豆发、俟利、俟斤、莫何等，史称柔然汗国。
柔然汗国在强盛之时，其疆域西到今新疆焉耆之北，东至朝鲜之西，北抵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南与北魏相邻，疆土辽阔万里。当时，柔然汗国与北魏王朝时战时和，又派遣使者频繁通于南朝，因此，柔然汗国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
到了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和平五年(公元464年)，柔然第六代可汗受罗部真首建年号永康。
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柔然所属高车之一部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及其弟琼奇，不愿继续参加对北魏的战争，率部众十余万由漠北西迁到前部(今新疆吐鲁番)自立，建立政权，并与北魏王朝联合，同柔然交战，柔然势力渐衰。
北魏孝明帝元诩神龟三年(公元520年)，丑奴可汗被其母所杀，其弟阿那瓖继位，十天后阿那瓖又被族兄俟力发示发所逐，阿那瓖投靠北魏王朝，被封为朔方郡公、蠕蠕王，居洛阳。后要求返回漠北，但又怕新立可汗婆罗门(弥偶可社句可汗)不容，因此被北魏王朝迁置于怀朔(今内蒙古固阳)。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阿那瓖返回漠北，势力复振，改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把揽王)。
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阿那瓖可汗曾大力协助北魏王朝镇压六镇起义，大破破六韩拔陵。
北魏王朝分裂后，东、西两魏争与柔然和亲。到了西魏废帝元钦元年～西魏恭帝拓跋廓元年(公元552～554年)，柔然先后被所属的突厥部击破，部分部众投向北周王朝或西迁，大部为突厥部所兼并。邓叔子可汗在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率柔然残部迁逃的过程中，被西魏军队所阻击，邓叔子可汗被杀，柔然王朝彻底灭亡。随后，大部分柔然部族人为突厥所吞并。
柔然王朝自郁从闾社仑可汗于公元402年开国，至公元555年邓叔子可汗被西魏军队所杀，共历十六王，一百五十三年。
在柔然部族被并入突厥之后，其族人多以族名“茹茹”为姓氏，以念故族。
到了唐朝时期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所部为唐朝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唐军所灭，茹茹族人中的一部分脱离后东突厥颉跌利施可汗的控制，迁入中原，之后省文汉化为单姓茹氏、芮氏，后大多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山陕茹氏、雁门茹氏。
余下的茹茹族人当时被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可汗控制，在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被唐朝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唐军击灭后，茹茹族人南迁，融入西南夷族，成为羌族、彝族的先民，亦称汉姓为茹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云贵茹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拓拔部，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南北朝时期，北魏代北鲜卑拓拔部中有普六茹氏部落，亦称普陆茹氏、普陋茹氏。
在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九～二十年间(公元495～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的汉化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多改汉字单姓为茹氏，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河南茹氏、代郡茹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古氐族，出自唐朝时期白马氐羌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在今四川省阿坝地区的茂县、汶川县、平武县一带，聚居着一支古老而独特的民族，通常称为“白马藏族”。
据说，在“白马藏族”中流传着一个一千多年故事：“该民族原来是藏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九寨沟的高山上。‘白马’是古藏语，汉语意思为‘藏人的兵’。公元六世纪的某一天，吐蕃王朝东征大军与唐朝的军队在九寨沟一带相遇，于是，一场昏天黑地短兵相接的激战开始了……最后，这场战役以吐蕃王朝的胜利而告终。战斗结束后，这支打了胜仗的队伍却没有接到任何回家的指令，永远被遗忘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一切只能重新开始。于是他们躲在高山森林里，过上了半农半牧的隐蔽生活。为了能够永远记住‘藏人的兵’这个特殊的身份，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族名‘白马’，此后被称作‘白马藏族’”。
在“白马藏族”之中，其首领称茹本，或称如茹琫、如本、如琫，是“军事长官、统领”之意，后成为部落首领的官称，在其后代中因以冠汉姓为茹氏、如氏等。
在“白马藏族”群体中，还有严茹氏、陪茹氏等家族，后亦冠汉姓为茹氏、余氏、严氏等。
本书慎按：
关于“白马藏人中流传了一千余年”的那个忧伤凄美的故事，完全是历史上出于政治目的杜撰出来的，与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反抗中央王朝统治的活动密切相关。在古藏语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白马”意为“藏人的兵”之说。
在四川阿坝地区(白马地区)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有六次：
第一次是在汉朝时期，东汉王朝对边郡氐、羌民设官置尉进行管辖，而汉兵的戍边屯田又往往侵夺氐、羌民的耕田和牧场，稍有不服即出兵镇压和掠夺。内迁的氐、羌族人“与华人杂处，族类藩息”，受到东汉官吏及地方豪强的奴役，苦不堪言，因而奋起反抗。东汉初期，司徒掾班彪在论述凉州郡县侵凌降羌并导致降羌反抗的事件时就提及：“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族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其中大部分氐、羌族人“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是汉族豪强以氐、羌族人为部曲或兵丁，驱使其耕牧及打仗；同时，边塞将吏的残酪剥削和压迫，使氐、羌族人不断爆发起义。东汉时，东西羌及白马羌的起义前后达五十多次，其中大规模的有五次，分别为：第一次为东汉建初二年～永元十三年(公元77～101年)的烧当羌起义，第二次为东汉永初元年～建光元年(公元107～118年)的先零羌起义，第三次为东汉永和五年～永嘉元年(公元140～145年)的且冻、傅难种羌起义，第四次为东汉延熹二年～建宁二年(公元159～169年)的陇西烧当等八种羌、安定先零羌、上郡沈氐、牢姐等羌人起义，第五次为东汉中平元～六年(公元184年～189年)的义从羌、陇西先零羌起义……这些起义皆波及整个康巴地区的白马氐、羌族人。
第二次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除了一部分氐族置于仇池政权的统治下外，大部分则处于北魏王朝统治之下。北魏和南朝的统治者把陇蜀之间氐、羌族人的居地划分为许多州、郡，各立州、郡以争地盘，同时把原来武都郡的白马氐人分入许多州、郡，便于设官置戍、分而治之。秦、南秦、东益、南岐、东秦、沙诸州的氐、羌族人为此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北魏王朝的暴政。据粗略的统计，从北魏始光三年～北周武都二年(公元426～560年)的一百三十四年中，大小起义多达三十七次以上，同时，由于青藏、陇川康巴地区各民族错居杂处，利害相关，起义往往从小区域性迅速蔓延演变为大规模的各民族联合大起义，以反抗中央王朝的残暴统治。
第三次是在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康巴藏族白利土司赖月多杰致信藏巴汗，约定次年共同举兵扑灭格鲁教派。这封信半路上被格鲁派僧人截获并送交卫拉特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早有准备的固始汗立即发兵，以土尔扈特部子弟为先锋，在当年5月攻击至康巴地区，在两个月的残酷撕杀后，在冬11月擒获白利土司赖月多杰并将其处死。这个过程迅速演变为抗御明王朝统治的割据战争。
第四次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大帝去世，在满清朝廷有重大变故之时，罗卜藏丹津开始自称“达赖珲台吉”，到了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他又提出了“恢复先人霸业”的口号，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其原因是新疆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妄图控制西藏，挟持达赖喇嘛以令众蒙古，并入侵西藏反清作乱。康熙大帝曾经向青海和硕特台吉们许诺：“谁取藏成功，将尔等之内中立汗”。但等到夺取西藏成功以后，雍正皇帝食言而肥，将取藏功劳最大的罗卜藏丹津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小职位上。罗卜藏丹津为曾藏王达孜巴求情免死，雍正皇帝不仅不给面子，反而下令将达孜巴光着膀子、反剪双手，押到拉萨河上一刀砍死。满清政府的举措使罗卜藏丹津失望之极，狼狈不堪，他因此认为清廷是个无道昏庸的朝廷，遂执意举兵从康巴地区反清。次年，清朝大军攻下巴塘、理塘、黄胜关等，整个青藏、川北地区皆被清军攻克控制。同年农历2月，在乌兰布和尔战役中罗卜藏丹津大败，八万多反清将士被杀，近十万族人被俘，连其妹阿宝、其母阿尔太哈屯亦被俘虏。罗卜藏丹津只好逃到准噶尔盆地。
第五次是从清乾隆十二年农历3月起到十四年农历2月止(公元1747～1749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及从清乾隆三十六年农历6月到四十一年农历2月止(公元1771～1776年)的第二次金川之役，皆涉及整个阿坝地区
第六次是发生在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康巴藏族反抗满清政府起义，即“布鲁曼之变”。当时甲孜头人清被政府划归新龙峪纳土千户管辖。布鲁曼父亲罗布次仁承袭甲孜头人时，峪纳土司是达格·邓朱汪吉，简称达格土司。罗布次仁一直想篡夺达格土司的职权，遂使用美人计、联姻计、空心计，一方面勾结亲戚斑增(土司夫人)从内部反对达格，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附近的萨绒、岭达、墨堆、墨足四个部落的头人，从外部扩充势力。达格土司因夫妇内乱而自杀，其弟丹增活佛代理土司职位。原土司夫人斑增再次与罗布次仁勾结，联手赶走了丹增活佛，占领了达挤土司的领地，夺取了清政府颁发给土司的印信号纸后，罗布次仁自立为土司，称茹色长官司。这时，小老婆生下了布鲁曼。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布鲁曼的父亲罗布次仁率领白马人起义反清，结果被镇压诛杀，土地、财产被清政府没收而赏给了因杀布鲁曼的父亲而有功的土司，从此，十六岁的布鲁曼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清政府和报“杀父夺产”之仇恨种子。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大半个中国，英帝国主义势力也渗透到西藏、四川地区。白马人居住的地区连年遭地震、洪水、冰雹等自然灾害袭击，民不聊生，这时的布鲁曼乘机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举事起义，他聚啸人马，对四周各土司势力进行抢掠，使整个康巴地区陷入混乱恐慌之中。康巴地区的十五路土司抵抗不住，于是联名上书满清政府要求镇压，清政府考虑到四川通往西藏的咽喉被布鲁曼切断，不利于统治，便与西藏噶厦政府联合出兵，在十五路土司的支援下对布鲁曼起义军进行围剿。最后，历经清道光、清咸丰、清同治三个皇帝的布鲁曼之变，终于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被残酷镇压了下去，“新龙娃子惹不得”的铁帽子也被打翻在地，被作战勇敢的乡城人拣来戴在头上。战争结束后，西藏噶厦政府向满清朝廷索要“出兵补偿”，清政府遂将白马人居住的新龙地区划归西藏管辖，成为四川版图上的“西藏飞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间，新龙地区白马人一方面受西藏噶厦政府的残酷剥削，一方面受十五路土司的联合打压，被世人称之为“贼民”，深受歧视，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甚至在流徙他乡时也要隐姓埋名，不敢说自己是新龙人。
……显然，康巴地区的白马人与藏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历史上是非常紧密的。
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白马”之民族，在史籍《山海经·海内经》中即有记载：“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后演衍了“三苗白马”，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为白马氐族。
白马氐族、以及后来因地为氏的白马羌族，皆以原居川北、甘肃地区的白龙江流域，且擅长养马而著称。在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要注意的是，“白马”之民族称谓与“白马湖”没有任何关系，今有学者讲二者生拉硬拽到一起，是不妥的。
白马，即指白马氐族，其实起源与小月氏部落为同一民族。先秦时期，白马氐族分布在今四川省北部绵阳市与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之间的白龙江流域，建有白马骝城，因此称为白马氐。至汉朝时期，白马氐族栖息之地开始见诸有羌族人活动的记载，说明其时羌族中的一支已迁入其地，因而又有“白马羌”之号。这支白马羌族人即为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记载的“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白马氐、羌人的分布，除今甘肃省的武都地区、四川省的绵阳地区北部外，也向西延展到松潘地区。
有学者认为，今甘肃武都的白马羌实为“参狼种”，即以“参狼”为图腾的羌族部落，只有蜀郡西北聚居的民族群体才是白马羌。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至于“白马藏族“，在千余年来没有文字，也不识藏文，这在藏民族中看起来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其语言与藏语相近但却又根本不相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与康巴地区的藏族基本上不能交流。显然，这与藏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字，如博巴藏文、堆巴藏文、藏巴藏文、卫巴藏文、以及康巴藏文等的情况，是完全相悖的。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政治、文化影响，“白马藏族“的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依然保留了本民族一些生活语言的独特点，如表述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上，与藏、羌语言完全不同，而是沿袭了古氐族语言的因素所致。
更重要的是，基本的宗教信仰是界定一个民族独立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白马藏族“根本不信奉藏语系佛教，即密宗佛教，而是如同古代氐、羌族人一样，皆信奉自然神教，因此，今有许多学者指出，“白马藏族”之源绝非吐蕃民族，而是白马氐族的一个分支，即白马氐人的遗裔。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至隋、唐时期，氐族人大多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少部分迁徙西南、西北地区演变为羌族、彝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还有极少部分留居在四川北部及甘肃东南的氐族人，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且远离中央政府的原因，因此在吐蕃民族与唐王朝、宋王朝之间的长期和战不定的情势中，以及以后多次反抗中央王朝统治的系列战争、起义斗争之后，保留了本民族的基本特征而未被汉化。而后，由于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汶川县境内的白马氐族与康巴藏族群体长期杂居融合，受其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逐渐被周围的汉、藏、羌等民族称为“白马藏人”。
本书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认定白马人为“藏族“，是清朝末年妄图分离西藏的英帝国主义殖民者首先提出的，明确含有“藏独”的政治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进行民族识别之前，白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藏族人，当1954年达赖喇嘛路过该地区时，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皆前去朝见，而白马人却根本不去朝拜达赖喇嘛，并因为白马人没有向其献哈达的习俗而拒绝前往，因此险些酿成一场冲突。
197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就提出了“白马藏族”不是藏族的问题，在国家后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史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有关白马人非藏族的重要研究成果。
不过，虽然从民族学角度观察，该白马人属于古代氐族人的胤绪，但出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考虑，我们今天暂时维持“白马藏族”的说法而已。
民族大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九大国策之首，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国策，是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政治家总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后决定的国政大纲，任何人皆违背不得！这体现在“三不原则”上：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能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活动坚决予以抵制——这一点，请诸位博友切切牢记！

本书特注：
“茹”字作为姓氏字时，通常读音作rú(ㄖㄨˊ)，但亦可根据后接名字之读音分别读作rǔ(ㄖㄨˇ)、或rù(ㄖㄨˋ)，不拘泥一式。“茹”字本身为平韵，若后接名字为仄韵且无浊辅音和阴平卷舌音，其保持rú(ㄖㄨˊ)音不变，否则就可以根据后接抿子的平仄调整“茹”字读音，均为正确读音。这在姓氏学上，属于姓氏字规范读音中比较独特的“倒排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