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峤：(公元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著名东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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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峤：(公元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著名东晋大臣。
温峤初在并州跟从刘琨讨石勒、刘聪。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南下，后任侍中、中书令等官，曾参与朝廷机密。
王敦专擅朝政，温峤为晋明帝策划攻灭王敦。晋成帝时任江州剌史，博学能文，工书。历任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建威将军，晋咸和初年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封始安郡公，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太子中庶子，建宁县开国公等官职，最后被封为始安忠武公。
温峤出身于官僚家庭，伯父温羡为司徒，父亲为河东太守。他生性聪敏，从小就博学，有见识，善于写文章，而且善于谈论，所以博得了世人的赞赏。十七岁时，州、郡召他任职，他都没有接受。后来司隶任命他为都官从事。在职期间，他向朝廷检举了有重名的散骑常侍庾凯大肆搜刮民财的行为，使京都上下，一时为之震恐肃然。这是血气方刚的温峤踏上仕途后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举动。其后，他被举为秀才、灼然，又被司徒辟为东合祭酒，补上党潞令。愍帝初，刘琨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温峤这时为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兼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他率军队讨伐石勒，屡有战功。刘琨迁为司空后，以他为右司马。温峤是刘琨的主要帮手和谋士，在刘琨对刘聪、石勒的长期战争中出力不少。
公元311年和公元316年，洛阳、长安二都先后沦陷，怀、愍二帝也先后当了降帝，西晋王朝覆灭。这时，仍在坚持抗战的刘琨不甘心于“社稷绝祀”。他于公元317年派遣温峤南下至建康(今南京)，向镇守建康的安东将军司马睿劝进。温峤到建康见到司马睿后，一方面具陈刘琨在效节的忠诚，一方面辞旨慷慨地大讲“社稷无主，天人系望”，使得在场所有官员瞩目，得到了司马睿的嘉许和器重。司马睿称帝后，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想到当初南下时，母亲崔氏苦苦劝止，自己却绝裾而去，后来母亲死了，由于战乱又未能归葬，于是固让不拜，苦请北归。在晋元帝和众大臣的劝说下，他才不得已受了命。后来，他先后担任了骠骑将军王导长史、太子中庶子。他在东宫深受宠遇，和太子司马绍结为布衣之交，并经常给太子以有益的劝导。有一次，太子要修建西池楼观，温峤觉得如此大兴土木颇为劳费，就上疏劝阻太子说，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停止了这项工程。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赵兵反晋，晋元帝组织六军抵抗，结果六军败绩。太子大怒，决定亲自带领将士出去决战。正在升车将出之际，温峤赶来，抽剑斩鞅，劝阻太子说：“我听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您堂堂万乘储副，怎么能以身轻天下呢？”一席话说得太子息怒作罢。
公元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即位，拜温峤为侍中。明帝对温峤更是格外信赖，朝廷的机密大谋都让他参与研究，诏命文件都让他预告得知，不久又任命他为中书令。温峤觉得自己这种境遇甚为王敦所忌，就请求明帝让自己出任司马。王敦倚仗着自己手握重兵，经常纵凌皇帝。温峤曾经语重心长地规劝他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学习周公吐握之事，后来他看到王敦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去，永远也难醒悟，就不再规劝他了，而装成恭敬王敦的样子，经常接近他，同他谈论府事，甚至参与王敦的密谋，附和王敦的篡位欲望。他还有意深结王敦的亲信，谋主钱凤，到处夸赞钱凤，说：“钱世仪(凤字)精神满腹。”温峤素有知人之称，他这样为钱凤张扬，使钱凤非常喜悦，便与他结为莫逆之交。正巧这时丹阳尹缺人，尚未补充，温峤便向王敦进言说：“京尹责任重大，地扼咽喉，公宜急荐良才，免得朝廷选派了不合适的人去，致有后悔。”王敦问他谁可以任此职，他说：“我认为钱凤可用。”钱凤表示愿意让温峤。温峤一再假意推让，王敦不从，仍表温峤为丹阳尹。温峤本意正是要补丹阳尹之缺，以入依帝阙，设法对付王敦。目的达到后，他即向王敦告辞。在王敦为他饯行时，他担心诡计多端的钱凤识破自己的用意，于是且饮且思，又生一计。他假作醉态，起而行酒。向钱凤斟酒后，钱凤还未来得及饮，他便一巴掌打掉了钱凤的头巾，厉声说道：“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王敦以为温峤醉了，赶忙出言劝解，才使两人罢休。临走的时候，温峤涕泪横流地与王敦道别，依依难舍，出了门又回去，一连往返三次，才上马离去。他走后，钱凤果然有所醒悟，对王敦说：“温峤同朝廷关系甚密，与庾亮(明帝皇后兄)又有深交，未必可信。”王敦笑着说：“太真昨日有些醉了，给了你点难看，岂能为这点事便来相谗？”弄得钱凤不便再说什么。
温峤还都后，向明帝奏明了王敦的逆谋，请求早作防备。明帝加温峤中垒将军，叫他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王敦闻知后勃然大怒，写信给王导说：“太真走了没几天，竟作出这种事情！”他还募人活捉温峤，扬言要“自拔其舌”。公元324年，明帝趁王敦病重，下令讨伐王敦。王敦以其兄王含为元帅，与钱凤等率众三万攻建康。当王含、钱凤掩至都下的时候，温峤当机立断，移军水北，烧毁朱雀桥，阻住叛兵。明帝听说朱雀桥烧了，不禁动怒。温峤向明帝解释说：“现在宿卫寡弱，征兵未至，若被贼突入，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桥呢？”王含的军队无法渡水，只得在桥南列营。温峤亲自率众，与王含夹水作战，终于占败了王含。王敦闻讯，很快就气死了。叛军被歼后，明帝对有功官员按功晋秩，封温峤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同时，下令将王敦府中人员全部除名，将王敦的部下悉数禁锢。温峤当即上疏，劝明帝“仁圣含弘，思求允中”，对王敦部下和府中人区别对待，“如其枉入奸党，宜施之以宽”，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对王敦的叛逆行为持反对意见或做过斗争的人，更不应当让其“受同贼之责”。明帝感到温峤言之有理，听从了他的意见。
王敦的叛乱虽然平息了，但是当时天下凋敝，国用不足。明帝诏请公卿以下官员讨论施政方针。温峤就军国要务提出了关于加强北方防御，劝课农桑，军队开荒种田，精兵简政，废除三族之制等七条建议。他的这些重要建议，多数被明帝采纳。公元326年，明帝病逝。临死前，温峤和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等同受顾命。
明帝死后，年仅五岁的太子司马衍(成帝)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王朝又遭受了苏峻、祖约的反叛。公元327年，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与豫州刺史祖约合谋，以讨伐庾亮为名，率叛军南渡长江，第二年攻入建康。温峤早在听到苏峻准备反叛的消息时，就给庾亮写信，请求让自己率众入卫京师，庾亮竟没有理会。苏峻举兵南下时，温峤出屯寻阳，遣督护王衍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太守纪睦为前锋，率舟师赴难。京师倾覆的消息传来，温峤放声恸哭。
不久庾亮奔抵寻阳，宣太后诏，命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峤悲痛地说：“今日之急，灭贼为先，若无功加官，何以服天下！”坚决辞官不受。他一面分兵给庾亮，一面遣督护王衍期等人去邀请荆州刺史陶侃同赴国难。陶侃由于对未参与受顾命一直心怀怨恨，加之与庾亮不和，所以没有答应。温峤又写信给陶侃，表示愿推他为盟主。陶侃这才表示应允，并遣督护龚登率兵到温峤处会合。温峤率领兵众，洒泣登舟，发出檄文，列数苏峻罪状，移告四方各镇。正在这时，陶侃动摇了，派人催龚登还镇。温峤又致书陶侃，劝他“进当为大晋之忠臣”，“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以痛”。陶侃获知苏峻杀死了自己的儿子陶瞻后，痛恨交加，便率领部众，日夜兼程，赶往寻阳。
陶、温两军会合，共计士兵六万，旌旗相蔽，钲鼓之声闻于数百里，浩浩荡荡东指建康。苏峻得知陶、温联军将到，便入宫动迁成帝，出居石头城。陶侃与温峤屯兵于江上。陶侃一意坐守，不敢与叛军交锋。温峤屡次出战，也都失利。这样相持了几个月，陶侃便抱怨起温峤来了，而且借口粮尽，提出要“西归”，“更思良算”。温峤向陶侃分析形势说：“峻、约小竖，为海内所患”，“峻勇而无谋”，“可一鼓而擒”，批评陶侃不该在“社稷危殆”之际，“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说得陶侃无言以对，继续留了下来。
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时值苏峻祖约之乱，他又与陶侃等出兵讨伐。在战争的初期，有几路联军连连失利，军中粮食也快用完了。这种境况很让主帅陶侃着急，他生气地对温峤说：“你动员我来时，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现在交战不久，军粮就快完了，如果不能马上供应军粮，我只有撤军。”
温峤对陶侃说：“自古以来，要想打胜仗，首先得内部团结。现在我军虽然乏粮，处境困难，可如果马上撤军，不仅会让人耻笑我们，而且也会使叛军更加嚣张。我们目前的处境，正如骑在猛兽的身上，不把猛兽打死，怎么能够下得来呢？咱们只有一鼓作气坚持到底呀！”
陶侃接受了温峤的劝说，率军奋勇杀敌，终于打败了叛军。
温峤劝说陶侃的“骑猛兽安可下哉”一句话，后来演变成了成语“骑虎难下”。表示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停下来已经不可能，因而“骑虎难下”也含有“进退两难”的意思。
平了苏峻祖约叛乱后，温峤创建行庙，广设坛场，亲读祝文，告皇天后土祖宗之灵。他声泪俱下，使三军将士都不能仰视。就在这天，陶侃督水军攻打石头城，温峤和庾亮率领精兵一万向苏峻军挑战。陶侃的部将斩杀了苏峻。苏峻的弟弟苏逸和儿子苏硕据城自守。温峤设立行台，布告天下，号召凡故吏二千石、台郎御史以下，都来赴台。布告发出，至者云集。叛将匡术以台城来降，被苏逸所击。匡术向温峤求救。温峤采纳了江州别驾罗洞的建议，先攻榻杭，使匡术之围自解，石头城的叛军也全被消灭。奋威长史滕含抱着成帝奔到了温峤的船上。建康收复后，成帝拜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朝议要留温峤辅政，温峤认为王导为先帝所委任，还应让王导辅政，于是将私蓄财物留献朝廷，自己仍西行归镇武昌。不久病逝，终年四十一岁。
温峤墓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北郊郭家山西侧，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墓葬全长7.49米，由墓室和长甬道等组成，墓室近正方形，墓壁均用砖以“三顺一丁”方式上砌，左、右、后三壁中部均设置“直棂假窗”和灯龛，墓室前部砌有“祭台”，上搁各种随葬品。墓中出土精美文物七十余件，其中六朝青瓷器最多，仅青瓷盘口壶就有二十余件，其中一件腹部周长近1.2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同类器物中最大的；出土的青瓷香蕉、方形扁壶、洗、灯等文物，制作精美，造型独特，是六朝青瓷器中难得的精品，还有金饰叶、金珠、金羊、金圆饼等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