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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伯纯:(公元1899~1979年),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情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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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7 01:17: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申伯纯:(公元1899~1979年),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情报工作者。
1919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是以胡适首创而以《新潮》或《每周评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
北大毕业时,国共结成统一战线,广东的国民革命形势正蓬勃发展。1926年5月,申伯纯到广东汕头市,给何应钦之弟何辑五当秘书。在此期间,申伯纯曾调解潮汕一带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冲突,支持了何应钦第一军的北伐战争,还解决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绑架潮梅工人领袖杨石魂的案件。因此,何辑五对他很重视,提升他为汕头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兼潮梅警备司令部秘书。至1927年5月,申伯纯因不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愤然离开汕头,投奔西北军。
从1927年冬到1930年夏,申伯纯在鹿锺麟部当政治处长,这个期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结为好友。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任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申伯纯于1930年末到西安,先被任命为民政厅秘书主任,代行厅长职务,后又被任命为长安县县长。
1934年春,申伯纯毅然排除一切障碍,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争取杨虎城将军的最初工作是由天津地下党南汉宸开始做的,申伯纯作为具体联络人。1935年11月初,他奉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那时杨虎城正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他首先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向杨虎城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杨虎城甚为动容。当时中央红军已抵陕北,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剿共”军队连遭惨败,杨虎城与张学良之间互相猜疑很深,正是最苦闷的时候。杨虎城听了申的谈话,认为有了新的希望,当即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提议,并让他返天津向南汉宸要具体办法。1935年12月,申伯纯拿到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后,示与杨虎城,并把南汉宸要另派专人来商谈具体条件详细地告诉了杨,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
1936年2月,杨虎城与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虎城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
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申伯纯为交际处长,主要是做东北军中上层的联络工作,并秘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申伯纯为推动杨虎城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张、杨间的联共抗日合作,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12月12日,华清池活捉蒋中正之后,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组织成立了由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是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对张、杨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同时,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东北军原来的政治处改组,十七路军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
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中正回南京之后,蒋中正立即背信弃义,实行报复,调遣三四十个师向陕西逼近,威胁杨虎城与东北军。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分歧和斗争。申伯纯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与杨虎城的意旨有违背,被杨虎城撤职,并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经过三年的考验,1937年3月的一天,叶剑英在三原安吴堡找申伯纯谈话,征求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申伯纯表示衷心要求和万分希望。过了几天,张文彬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南汉宸、张文彬、王炳南三同志,并嘱咐他今后应该努力学习,好好为党工作。因需在外边工作,要保守秘密,中央会派人与他联系。
“七七事变”之后,申伯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鹿锺麟部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9年4月离开鹿部到十八集团军总部工作,任总部高级参议。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1941年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1943年任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滕代远兼。
1945年争取高树勋起义,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申伯纯负责。当时申是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和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的组长。从8月中旬开始与高树勋代表王定南接触,10月30日,起义当天,申伯纯、靖任丘亲临邯郸马头镇,协助高树勋成功率领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多人起义,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6年1月,申伯纯参加军调部工作,任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
全国解放后,申伯纯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申伯纯担任秘书厅主任期间,据统计,仅仅由周恩来总理和陈云、邓小平等副总理召开的政务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就有近二百次之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申伯纯有过几次挫折: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期,由于他主管的单位抓不到“老虎”,而被免去领导运动的职务。1957年“整风反右”时,党外群众贴大字报,批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他认为是事实,不许“反击”,因此被撤了机关领导小组的职务。1958年“大跃进”时,政协委员视察徐水县的生产队,他不相信生产队队长介绍的一棵大白菜能长五百斤,被批评是“给群众泼凉水”。1959年,申伯纯流露出对彭德怀深切的同情。他在党内会上说:“昔日功臣,今日祸首。”因此,被作为机关批判右倾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持文史资料工作的申伯纯又成为全国政协机关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1979年,申伯纯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九十一岁。
申伯纯敢讲真话,官却越做越小。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遭受到许多不公正,他也总是正确对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申伯纯在工作之余,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西安事变纪实》一书,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妻子郭西:191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解放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机关托儿所所长、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科长等职。
郭西是山西原平县人,家里比较穷,因为是女孩子,所以就更不受重视。她很要强,非要上学,考上了太原女子师范。1937年8月,周恩来赴太原同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作报告,还应女子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了该校师生座谈会。郭西和女师的几个同学专门跑去听周恩来演讲,被他的讲话深深打动。听完报告之后,郭西一心要抗日,去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但是国民党军校不收女生,就投了八路军。11月,当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辽县的时候,她找到了第一二九师师部,要求当作战参谋。一个女学生要当作战参谋,从来没有过。刘伯承亲自跟她谈话,见到她有几分英武之气,还真的让她当了作战参谋。郭西身背着背包,和男同志一起行军打仗,挺惹人眼目的,成了小有名气的“女八路”。
郭西的前夫安道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中共山西省委委员、革命烈士。在策反张荫武部起义时,被反动派杀害,死得很惨烈。那时已经有两个孩子、又有个遗腹子的郭西受到很大的打击,两年后的1941年,她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当会计时遇申伯纯。申伯纯经常拿一本《论联合政府》给她念,后经人介绍,两人结婚了。此时申伯纯也有前妻康丽留下的六个孩子。他们结婚的那几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百团大战”重创了敌人,敌人疯狂反扑。敌人通过残酷的“强化治安”手段,对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1942年5月,日军连续发动大扫荡,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首脑机关。5月25日,当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等机关转移到麻田东部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时,遭到万余日军包围,敌军集中猛烈炮火,并有六架飞机狂轰滥炸,八路军被围部队奋起应战。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总部领导决定采取“分路突围”的措施。郭西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打不垮、打不散的八路军,让日本鬼子包围了,下令分散突围,各跑各的,谁能跑出去就跑,跑不出去,让日本抓住就是死。规定一个集中点,只要跑出去的,大伙全来集合。日本鬼子拿我们八路军没办法,你一打,就散了,找不着人了,没过几天这个队伍又起来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左权参谋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突围牺牲的。郭西和申伯纯都是总部的工作人员,也跟着突围。当时申伯纯生重病,发烧40℃,不省人事。郭西带着警卫员把申伯纯拖到一个山洞里,她和警卫员守着山洞口,就两把手枪,还有一颗手榴弹。如果被敌人搜着,子弹打完了,就拉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幸亏日本鬼子没有搜着他们,他们一直躲到天黑,等日本鬼子撤了,才继续寻找部队。
郭西是很爱孩子的,但是,当情报工作干部———献县保安联队副联队长张鸿烈夫妇在敌占区急需一个小孩作掩护时,她就将不满两周岁的儿子,由根据地送到了张鸿烈夫妇身边。
郭西和申伯纯后来又生了六个子女,战争时期生儿育女是非常艰苦的。1949年以前生的五个,因行军打仗不便抚养,都是生下来就交给了老乡抚养,解放后费了一番周折才陆续给找了回来。郭西生孩子多也是有名的,解放初,在政务院住着的时候,遇到周总理,周总理说:“像你这么生孩子,我这总理就别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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