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公元1910～2000年)，山西临猗东张镇东张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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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公元1910～2000年)，山西临猗东张镇东张村人。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界迄今为止的近七百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医生出身的大使最负盛名的有四位，姬鹏飞就是其中之一。
姬鹏飞生于山西运城地区临晋县(今山西临猗)东张镇东张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与陕西西南部交界。当幼年丧母的少年姬鹏飞进入运城县城一所中学以后，家境日渐衰落。随后，勉强读完初中一年级科程的姬鹏飞又来到西安，在一所中学读了极短暂的一段时间后，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十六岁的姬鹏飞进入西安陆军医院军医训练班。在这以前，贫困交加、面临失学的姬鹏飞还在西安一家盐行当过短暂的学徒。
军医训练班是名符其实的速成职业培训班。姬鹏飞仅仅学了三个月的基础知识，就转入边学习边实践的阶段。姬鹏飞学习非常刻苦，工作勤勉，故而他的医务水平提高很快。更主要的，姬鹏飞受到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熏陶，参加了李大钊同志被杀害后的悼念活动。他酷爱读书，每日手不释卷，这使他有机会接触、阅读了诸如《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从而为日后播散革命种子准备了一方心灵沃土。
从军医训练班毕业后，姬鹏飞留在了陆军医院当了看护。当时，西安陆军医院隶属于胡景冀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北京政变”后，这位老同盟会会员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则统领着国民军第一军。不久，第二军的部分人马被同是老同盟会会员的刘镇华将军解除了武装。于是，姬鹏飞又成了刘镇华的“麾下”。但是，没有多少时候，冯玉祥回师挥戈，击败了刘镇华，姬鹏飞又重新回到冯玉祥的部队。彼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亲自指挥第十师，姬鹏飞就在该师任上尉军医。未几，姬鹏飞升任第五路军第十四军军医处副处长。这位后来被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誉为“香港基本法之父”的资深外交家此时才二十岁。1930年，蒋介石在与冯、阎混战取得了胜利，冯玉祥部被蒋整编成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指挥，因而处处受到蒋介石嫡系的排挤。稍后，第二十六路军开赴江西围剿红军，初在南昌、宜丰，终至宁都。整个部队中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
其时，第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是一位秘密党员，他私下暗暗联络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另一位旅长董振堂，终于成功地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姬鹏飞与入党才五个月、后来也成为著名将军外交家的王幼平一起，毅然了参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最为轰动的兵变。
一万七千名起义士兵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姬鹏飞为该军团第十五军军医处处长，一年后，他升任为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当时，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就是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嗣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刘伯坚。姬鹏飞初到西安之时，刘伯坚就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了。宁都起义之际，他刚刚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治执行委员。姬鹏飞后来才明白，刘伯坚就是这次宁都起义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伯坚是姬鹏飞踏上革命道路后第一位老师。
1931年12月14日上午9:00，起义军部队离开宁都，前往苏区。刘伯坚在苏区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向士兵们讲述了起义的意义和红军的政策。刘伯坚谈到了“九一八”事变，谈到了冯玉祥愚兵政策。刘伯坚说，冯玉祥以封建的个人忠心来使他的士兵变得头脑简单，而不是使他们有真正的政治觉悟。姬鹏飞和近两万义军一起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
数年后，在陕北与著名记埃得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女士谈到宁都起义时，姬鹏飞这样回忆：“在宁都的时候，我是医疗部部长。起义举行前，我得到了通知，并表示同情，因为我那一团人被命令去包围总指挥部和防导街道。由于我在1925～1927年革命期间接受过政治训练，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我自愿参加红军，但只有另外四位医生和我一起留下来，其余的都……回家去了。“
宁都起义后，姬鹏飞出任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他参加了著名的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赣州、龙岩、漳州、水口等战役。
姬鹏飞还向尼姆·威尔斯女士讲述过自己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情况：“我留在宁都起义的原来军队中，1933年离开漳州进击广东。我们是当时全部军队主力，歼灭了许多广东军队。在这期间，第五军团在每一次作战中都同第三军团合作。在湖北黄陂，我们包围了敌人两个师并歼灭之，俘虏了两个师长……黄陂之战以来，我们每天都打仗，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斗。‘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第五军团从别的部队那里获得了新的兵员补充。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长征了……”
1933年8月，姬鹏飞调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半个世纪后，每当回忆起当年在中共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姬鹏飞仍十分感慨：“那时候的主要问题是条件艰苦，用过的敷料必须洗干净，消毒后继续用，直到破损得拿不起为止。指战员中患下肢溃疡病的很多，对部队威胁极大。医务人员首先必须克服物质方面的困难，千方百计，因陋就简，用土办法救护伤病员，以保证指战员的健康。那时在医术上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其组织是健全的，工作是高效的，而且很有成绩。”
1934年深秋，悲壮苍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姬鹏飞刚由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主任科长改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后来改任红一军团卫生部主任的姬鹏飞身上的担子更沉重了。姬鹏飞当时这样告诉尼姆·威尔斯女士：“……那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大草地里。长征期间，我调到保健局去，我和毛主席一起离开四川前往陕北……每一个团都有一个军医。我们现在有一百名医生(但只有十名是经过检定的)和三百名经过训练的护士。在长征途中，医疗工作是极端艰难的。我们总是走在后面，这并不是最安全的方位。我们有许多病人，而且缺乏药品和食物，但我们还是勉力做普通的工作。护士的工作是最辛苦的了，我们约有一千名护士，这些护士大多数是少年；只有少数几个是妇女。他们要准备膳食，替病人洗脚、洗衣服、擦身等等。这些少年通常十二、十三岁至十八岁。他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以良好的精神努力工作。从来不显得害怕。”
1935年10月，随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的姬鹏飞接替黄克诚担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1938年初冬，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系统学习后，姬鹏飞告别巍巍宝塔、滚滚延水，来到崇山峻岭的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他参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建立。
在新四军司令部的日子是很难忘怀的，他与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许寒冰(前外交部干部司、领事司副司长)相识而相恋。来自马来西亚的革命归侨子弟许寒冰原先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许芙蓉。抗战爆发后，她千里迢迢从南洋投奔中国内地，参加神圣的抗战。少女时代的许芙蓉充满浪漫，她天真地以为南方马来西亚这么热，到了北面的祖国内地一定很寒冷吧，于是想当然地为自己起名“寒冰”。谁知道，想像中“冰天雪地”的广州依然酷热难挡，这才发现自己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寒冰与丈夫同甘共苦，在外交战线奋斗了四十余年。作为新中国外交界不可多得的一位女性外交官，她曾是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一位副会长。
1940年春，姬鹏飞结束了长达十四年国共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队中的医疗卫生经历，与叶飞将军一起，挺进苏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身为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的军旅生涯一直在苏北和苏中地区度过，开辟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辽阔的苏北大地洒有他青春的热血与汗水。
抗日战争中期，姬鹏飞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后，又与陶勇将军创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4月～1944年10月的一年半中，姬鹏飞在上级党委指导下，动员和团结各阶层民众，以顽强的斗志，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河网地带胜利地粉碎了日伪疯狂的梳篦式大“清乡”，为抗日战争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让姬鹏飞永留史册的，便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地区的“七战七捷”。1946年6月，国民党集中十二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军区，全国内战从此爆发。姬鹏飞率领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与其他部队配合，取得了如(皋)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特发专电致贺：“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
解放战争后期，身经百战的姬鹏飞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委，苏北兵团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已经是陈毅司令员麾下的一员骁将了。中共党史和军史经常提及的“吉洛兵团”即是指姬鹏飞的第七兵团。姬鹏飞为胜利地进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占杭州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赫赫战功。
1949年暮春3月，正是江南草长莺飞之时，转战淮海、横渡长江的姬鹏飞率部继续南下，直插人间天堂杭州！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杭州！当天，以王建安将军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的杭州警备司令部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宣告成立。姬鹏飞就是杭州警备司令部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几十年弹指一挥，人们只有从卷帙浩繁的档案里才能查到姬鹏飞在江南风景胜地的这段短暂工作经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军区旋即宣告成立，姬鹏飞又兼任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姬鹏飞将军从杭州任上奉调入京，调外交部工作。
1950～1953年，姬鹏飞出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1953～1955年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1955～197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1974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从副部长到部长，姬鹏飞在外交部干了整整二十年。姬鹏飞是新中国最初任命的十位将军大使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大使，年仅三十九岁。
姬鹏飞涉身外交界后，曾出访过亚、非、欧许多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事活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姬鹏飞直接主持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主要阶段的谈判。他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初进程。1973年，姬鹏飞赴法国参加签署《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导致了长达十数年的越南战争的最终结束。
1979年后，姬鹏飞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2年后担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姬鹏飞长期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处理外交事务，参与的重要外交活动有：1973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1973年6月应邀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曾先后出访前苏联、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缅甸、泰国、埃及、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委内瑞拉、加拿大、叙利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吉布提、约旦、科威特、阿拉伯也门和阿曼等国家。
在尼克松访华的日子里，姬鹏飞多次与美国“对手”罗杰斯国务卿“交锋”。在周恩来、乔冠华与尼克松谈判实质问题的同时，姬鹏飞也先后在北京、上海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共举行了五次会谈。中方有总理特别助理熊向晖等人参加，美方则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人参加。
罗杰斯首先提出要弄清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就是改善关系，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姬鹏飞则说，“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就在罗杰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的时候，美方自曝其丑，出了一个大洋相。众目睽睽，美方翻译弗里德曼(傅立民)的上衣口袋里突然“蛐、蛐”地叫了起来，这位后来出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助理国防部长的“中国通”顾不得斯文，急忙用手去按，哪按得住啊！大家停止了关于“关系正常化”概念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弗里德曼的上衣口袋，想知道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洋人出洋相，尤其是美国人尽出洋相！果然不出所料，不多一会儿，詹金斯和格林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罗杰斯尤其是显得十分尴尬。到底是白宫的“嘴巴”，齐格勒机灵地递给罗杰斯一张条子。罗杰斯当然是明白人，立即装模作样地说：拿出来吧。而且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白了一番：“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真是欲盖弥彰！实际上弗里德曼的上衣口袋里藏的是小型录音机，磁带记录到头响了起来。原来双方商定会谈不录音，只记录。美方搞小动作，暗暗使用录音机，不料露了馅。
一场风波过后，会谈继续进行。接着，罗杰斯反复强调建立常设联系机构的必要性，建议互设贸易、旅游等办公处。姬鹏飞则表示，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就受影响。特别是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的情况下，要我们派人去美国，就很难办。罗杰斯又表示可以在第三国使馆内设办公室，并强调建立电话联系也很必要。姬外长留有余地，未将门关死，表示可以再考虑考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办法。
在会谈中，罗杰斯还提出，增进往来是最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在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进行人员交流，并具体建议互派杂技、篮球、田径、体操、游泳、医生等团、队访问。姬鹏飞表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这种交流只能通过民间机构，双方政府给予协助和方便。在胡宗南部队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曾先后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他有意无意地问罗杰斯：美国还要不要让入境的人按手印。“我们去问问”，罗杰斯新官上任，国务卿这把交椅还没有坐热，当然不太了解熟悉内情，他倒还厚道，马上派人到另外房间打电话询问，后回来答复说，“这个规定已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接下来，罗杰斯又摆出架子声称：“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并不急于同中国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不紧不慢地明确指出，“贸易是美方上次提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同时，示意熊向晖立即将罗杰斯的这段讲话报告了正在与基辛格会谈的周恩来。“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啊”，周恩来闻讯不动声色，旁敲侧击地问基辛格。基辛格一听立即十分尴尬，毫不客气到尼克松那里“告”了罗杰斯一“状”。
基辛格这一“状”告准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罗杰斯的口气立马软了下来。他口中呐呐解释说：“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昨天我所说的话可能引起了误会。现在我愿加以澄清”，罗杰斯接着说，“美国对于开展美中贸易是有兴趣的，如果中国也有兴趣的话。对愿意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美国将给予便利。”以后姬鹏飞进一步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中方的原则立场。罗杰斯也谈了美方的立场和愿望。但是他一边侈谈美国没有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又公然重弹老调，鼓噪什么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实体”。对此，姬鹏飞再次严正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有力地批驳了罗杰斯谬论。
会谈快要结束时，罗杰斯突然心血来潮地向姬鹏飞提出，他和姬鹏飞应积极参与公报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云云。说到这里，罗杰斯忿忿不平地振振有词：“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尼克松一向“宠信”基辛格而冷遇罗杰斯。姬鹏飞一听就明白，这是罗杰斯一种无奈的“撒娇”罢了。姬鹏飞客气地向“对手”表示“等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博士搞出一个草稿来再说。姬鹏飞也知有意见的也不是罗杰斯一人。助理国务卿格林刚才在会谈休息时就含蓄地向姬鹏飞表示过不满：“你们似乎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看来尼克松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
周恩来得知罗杰斯想要参加起草公报工作的情况后，在同尼克松会谈时特别指出：“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但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解释说：“我想这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格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一场小风波就这样又平息了。
应该历史地说，姬鹏飞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1985年7月1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的姬鹏飞以其多年丰富的外交实践和经验，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五载寒暑，姬鹏飞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曾三次亲赴香港，与各个方面人士恳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逐步为广大港人所接受和认同。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2月12日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特别指出：“你们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诚哉斯言！
平生九十载风风雨雨，姬鹏飞没有虚度。在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在周恩来、陈毅两任外交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努力工作，他对周恩来充满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戴之情。姬鹏飞曾说：“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周总理对我影响、教育最深，他超人的智慧与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外交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建国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为新中国结交了广泛的朋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在周总理去世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对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的决策和实践都起了关键性作用。”。1989年3月，在周恩来九十一周年诞辰前夕，外交部主办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应邀与会的姬鹏飞满怀深情地说：“回忆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二十个春秋，他那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干部的教育、爱护和严格要求，历历在目，风范长存。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代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0年2月10日，在世纪之交，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刚刚度过九十周岁生日的姬鹏飞在医院里静静地闭上了他的双眼。中共中央对对姬鹏飞的结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就姬鹏飞的政治、组织结论发出了补充意见的通告。通告全文不到二百字，下达到省、部、军一级党委(组)，内容如下：”姬鹏飞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较大贡献。经讨论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维持对姬鹏飞悼词的结论；但建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和纪念。”通告中很含蓄地暗示了姬鹏飞是自杀身亡的。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内第二起高层领导人的自杀事件。
一代名将、犀利外交中坚，壁玉终瑕。